魏永征的博客

本刊第17期刊登了新闻出版署发布的部门规章《关于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这件事在新闻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其实这个文件的意义还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把对虚假、失实新闻的处理纳入了行政法的范围。

在新闻出版署办公室编印的《新闻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95年）》第158页上，收录有新闻出版署作出的《关于对<书报文摘>报等13家报社进行处罚的决定》，这就是对《深圳青年》刊登"见死不救罪"假新闻（新闻界中人应当记得）的转载者的处罚，这13家报社包括一些赫赫有名的、发行百万以上的或者省一级的大报。因为这起假新闻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混乱"（文件语），影响太坏了，新闻出版署下决心进行处罚。不过要是有心人研究一下处罚的依据，可以发现文件中说是"根据《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7条和第49条"，查对一下，第49条说的是行政处罚的种类，第7条是对报纸基本方针的规定，这就有些文不对题。常识告诉我们，处罚的依据应当有这样的条文：禁止虚假新闻，违者处以如何如何，为什么不援引这样的条款呢？因为没有。就是说，我国第一个对报纸进行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中，没有关于禁止和处理虚假失实新闻的规定，援引第7条是因为其中规定了报纸的一项任务是"传播信息"，传播了虚假信息当然是有违自己职责，以此推理，作为处罚的理由。不过据说这个处罚多数还是没有执行得下去，因为文件作出的罚款数额是各报当期期发数×单价×10％，当地负责收款的财政部门要新闻出版部门拿出这样罚款的依据，也没有，没有依据，无法收款，所以终于没有罚成。当然作为国家的行政管理机关的通报，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要求吸取教训，这个文件还是有作用的。

说这个掌故只是说明，我国其实很早就在"依法行政"的轨道上前进了。由于法制建设跟不上，有些行政措施就难以得到有力的实施，这不是哪一个部门或个人的问题。及至1997年《行政处罚法》（基本法律）出台生效，新闻出版领域只靠"暂行规定"这样的部门规章进行行政管理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可以设定所有种类的行政处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了行政拘留以外的行政处罚，而部门规章在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只可以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额的罚款这样的行政处罚，就是说连没收非法所得、吊销执照这样的处罚都无权设定。这就促使了国务院及早发布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作为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目前最高规格的法律文件，"条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条例"里只规定了新闻不真实、不公正必须更正，从而肯定了虚假失实新闻是非法的，但是还是没有对虚假失实新闻进行处罚的直接规定。所以近年虚假新闻时有发生，但是只是对责任者予以单位的行政处分，如解聘，而不能予以行政处罚。例如前年"昆山市副市长夫人杀人案"假新闻，编造者上海某报记者受到解聘处分，但刊登这篇假新闻的期刊并没有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所以，新闻出版署发布的这个"办法"是填补了新闻出版管理法制中的一个空白，今后发生虚假失实新闻就可以以此为据进行行政处罚。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不过处罚的尺度似乎轻了一些，只有万元以下的罚款和警告，这是受《行政处罚法》限制的缘故。但是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终究可以以此为依据对虚假失实新闻进行处理了。

我国新闻机构长期属于党的系统，对于纪律制裁是很重视的，行政管理和处罚还是属于新制度。其实，行政处罚作为国家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仅次于刑事处罚的体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手段，不可忽视。如证券管理部门就不但把有无刑事记录、而且把有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作为确定证券从业人员任职资格的条件。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新闻法制的健全，行政处罚的重要性会逐渐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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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华新闻报》记者祝明问

　　魏永征，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当过教师，编过报纸杂志，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便来此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现在“职居”研究员、理论研究室主任。从1988年到1998年，同时主持《新闻记者》杂志的工作，历任常务副主编、主编。还有些学术兼职，如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政法学院兼职教授等。编、著或参加编写新闻学、法学领域的专著、文集、工具书多本，写了数百篇论文、文章和其他各种体裁的“东西”。代表作是《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1994）和《中国新闻法概要》（1999），前一本是专论“新闻官司”的书，后一本则是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所有有关新闻活动的规定作系统的论介。夫人贺宛男，上海《新闻报》总主笔，主要成就是证券和上市公司研究，著述更多。夫妻虽然同是新闻界中人，在专业上却各干各的。

　　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后，你给本报写了好几篇文章阐述这个文件，说它表明我国新闻侵权法初具规模，受到一些读者的关注。你是怎么写这些文章的？

　　答：当时我正在写一篇比较中国大陆新闻侵权法和香港台湾诽谤法的论文，香港诽谤法来自英国法，台湾有关诽谤的法律主要也是参考了英美法。我在阐述了我国现行新闻侵权法的主要特点和优点以后，指出也有需要向人家借鉴的地方。当我的这篇２万多字的论文敲下最后一键后，《解释》颁布了。我看到，这个文件考虑到了新闻工作的特点，进一步划清了正常报道与新闻侵权的界限，特别是我提出的借鉴的意见与之不谋而合，十分高兴。我一口气写了《从＜解答＞到＜解释＞》，言犹未尽，又写了几篇个案分析。我想说的是，新闻侵权诉讼在我国只有十年的历史，我国审判机关努力加以总结，除单件批复外，已搞了两个比较系统的司法解释，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审理“新闻官司”还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不考虑新闻界的合理要求。所谓“初（粗）具规模”，是指一些基本原则如真实、公正评论、特许权等大都已经涉及了，并不是说就是很完整了，而是初步的、粗线条的。我在《被告席上的记者》及在此以前就提出现行法律在保护名誉权和支持舆论监督之间存在失衡，近年来袁成兰、邓成和、韩成刚等人的官司都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法学界提出制裁恶意不实诉讼问题，我很赞成。

　　问：你是学新闻学的，但你的文章表明你对法学也有较多研究，你是怎么掌握法学知识的？

　　答：1979年《民主与法制》在上海创刊后不久，我参加了那里的工作。编辑部聘请了几位顾问，他们都称得上是当时上海法律界的“大腕”。在他们带领下，我们编写了好几本“案例分析”，包括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每周周末顾问们会聚一起，对案例逐一过堂，好象开审委会那样，他们充分发表意见，由我整理成文，再经他们审定付印。这件工作做了两年，等于上了一个研究班。我主编《家庭法律指南》等专栏，主要也是向顾问们请教。当然我自己也读一点书。我的法律知识主要是从那时起打下的。

　　问：那么你又是怎么研究起新闻法来的呢？

　　答：我到新闻所以后，我的好友、评论家凌河（司马心）就提议我可以在新闻和法的结合部寻求突破，这个点子对我有重要影响。在彭真委员长批准制订《新闻法》后，上海受命配合北京也起草一个文稿，我是上海起草组的成员，是上海文稿的主要执笔人之一。90年代以后，新闻法的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新闻侵权纠纷上来，我从1990年起在陕西《新闻知识》连载“新闻官司面面谈”，一共写了20篇。我采用的是个案分析的方法，不用说，这是在《民主与法制》学来的。在这基础上，我写了《被告席上的记者》。近年来，我又拓展到宪法、行政法、知识产权法等领域对新闻活动规范的研究，以及同境外、国外有关法制问题的比较研究。现在，我的全面论述我国新闻法体系的专著已经基本完稿，我把书名定为《中国新闻法概要》。我的研究轨迹同全国研究新闻法的历程基本同步。我认为，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正在孕育出一门新兴学科&#0;&#0;新闻法学。我有一篇论文《我国新闻法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讲这个问题。

　　问：现在议论制定《新闻法》又成为一个热点，你认为制定《新闻法》要解决好什么问题，应当怎样维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

　　答：我认为首先要弄清楚：新闻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还是一部行政部门法？解放军报的曹瑞林最近出版了一本《新闻法制学初论》，可说是首次尝试系统论述新闻法学的专著，他论述新闻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认为讲得很好。按照这个观点，就不能说现在专门的《新闻法》还没有出台就说新闻领域还是法律的空白。事实上，新闻法的渊源是十分广泛的，涉及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诸多领域。以前在起草“新闻法”文稿时，关于约束的条文很容易写，关于权利保障的条文就很难落笔，写上去了也觉得难以操作，这也同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有关。我将写一篇书评来讲这个问题。说到权利，我认为新闻法所要保障的首先是公民从事新闻活动的权利。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权利主体都是公民，而不只是记者。记者权利只是公民权利的延伸，记者不应当有超越公民权利的特殊权利。要注意不要把记者的权利理解成权力。

　　问：你当了十年《新闻记者》主编，你能说说编刊物同研究有什么关系吗？

　　答：我当研究员是正业，主编只是兼职，但我的工作时间主要用来编刊物，研究只能在业余时间做。而社科院对我考勤，只看我每年发表了多少文章，编刊物只提一句话：“还编了12期刊物”，所以有些不大“合算”。不过两者还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研究提高刊物，《新闻记者》成为公认的研讨新闻与法的重要园地。我组稿的原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对作者不能简单地索取，我往往要提供有关背景材料，还同作者讨论或争论，作者才有写作激情。另一方面，刊物提供舞台，如与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举办了三次全国性的“新闻官司”研讨会等，从而聚集了一批新闻法的研究者。现在我的任期已满，我将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研究和写作，有的朋友说，你要是早些不做主编，那就更好了。至于刊物，我的后任将会把它办得更好。

刊《中华新闻报》199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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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征

这起案件已有传媒广为报道，因新近颁布的《解释》确认了消费者和新闻单位对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公正评论”原则，仅从这个角度作一点新的分析。

90年代起，市场上出现矿泉壶销售热。据一些广告称：矿泉壶能“瞬间把普通水变为优质矿泉水”，甚至向壶中注入浑浊的江河水，也会“溶出清澈、无异味、略带甘甜、含多种微量元素的矿泉水”。针对这种不实宣传，科技工作者韩成刚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矿泉壶，诓人乎？》《矿泉壶名不副实》等文章，根据国家颁布的天然矿泉水标准，论证矿泉壶流不出矿泉水，至多是人工矿化水；还指出矿泉壶产出的水由于微量元素成分不稳定、难以吸收、过度磁化等，会对人体有害。四家生产矿泉水壶的企业以这些文章侵害他们的名誉权为由，对韩成刚和刊登文章的一家报社起诉（报社后来同原告自行和解）。

据报道，一审庭审中，原告出示若干有一定权威性的科技、防疫、医学等机构出具的证书或检测报告，证明矿泉壶出水水质符合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韩成刚则依据国家颁布的天然矿泉水标准中30项技术指标，论证原告出示的水质检测报告不符合国家标准，还出示了另一家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指出矿泉壶出水只是人工矿化水。但一审法院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为据判决韩成刚侵害了四企业的名誉权，承担民事责任。

韩成刚认为原告出示的若干证据不实，没有法律效力，提出上诉。1996年6月，二审法院认定：韩成刚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撰文对矿泉水壶的作用、出水性质以及人工矿泉水形成的技术构成进行探讨和质疑，并对使用矿泉水壶的后果提出警示，属公民行使舆论监督权的一种方式，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损害，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四企业的诉求；同时驳回韩要求四企业赔偿因自己应诉造成的损失的反诉。

此后，韩又以前案原告侵害舆论监督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对其不实诉讼承担法律责任，案经两审，均被驳回，这是另案，本文不论。

自从《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颁布以来，消费者和新闻媒介就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出批评和评论显著增多，被批评的企业不服，时而引发名誉权诉讼。按照认定名誉侵权的已有思路，通常就要认定批评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被告说产品不合格，原告说产品合格，为了判决新闻是否侵权，就必须认定产品是否合格，这就会涉及许多技术问题，需要借助各种技术鉴定。但有时双方都可以出具有效书证，就象本案一审那样。法官采纳原告的书证而不采纳被告的书证，什么理由？说不出来。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某些非法律因素在起作用了。

现在《解释》就关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评论作出这样的规定：“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其名誉权；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这是我国“新闻侵权法”中第一次对由评论引起的侵权争议提出一条新的思路，就是应当把涉讼作品内容的事实和意见区分开来，从而同国际诽谤法通行的“公正评论”原则接上了轨。

在国际诽谤法中，“公正评论”（fair comment）是对于诽谤指控仅次于“真实”（truth）的另一个重要的抗辩理由。由于我国“新闻侵权法”直接把新闻严重失实或基本失实作为新闻侵权的一个构成要件，所以审案往往从新闻是否失实考虑问题。新闻必须真实，查明内容是真是假一般说来还不算复杂。但涉讼作品的内容有时并非只有事实，还有意见，真实的事实只有一个，意见却可以众说纷纭。各种意见势必有对有错，错的意见难道都是侵权吗？当然不一定。公正评论的原则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事实一定要真，意见不一定对。对于在一定事实基础上提出的意见（评论），应当给以一定的宽容，即使是片面的、偏激的，也不应轻易等同于侵权。就本案一审分析：韩成刚关于矿泉水壶的评论文章，是根据国家机关颁布的矿泉水标准和有权威性的机关所作的鉴定，针对制造厂家所发布的过甚其词的广告，以这些事实为依据发表个人的意见，符合公正评论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无需再去求证韩的意见本身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即使韩关于矿泉水壶流不出矿泉水的意见是不对的，原告企业所举证据是可靠的，矿泉壶的确可以产出矿泉水，韩的文章仍然是合法的，不是侵权。因为新闻侵权法只制裁侵权行为，而不能制裁不恰当的意见。（实际上韩的意见完全正确，原告举证不实，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解释》的这个规定，首先是体现了在消费者舆论批评和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名誉权之间，给前者以优先的保护。如果不恰当的意见也会被判定侵权，那么就几乎是取消了舆论批评。其次也有利于审判紧扣侵权问题，从科技的具体是非中解脱出来。本案终审判决就只是肯定韩的文章是科学探讨和质疑，是正当的舆论监督，所以不属侵权，避免对矿泉壶的作用功能等直接下判断。这是符合司法规范的。

根据上引规定，对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公正评论的的界限主要为两条：一是真实，就是评论所依据的事实一定要真实，而且不得修改事实，比如可以就某件产品发生故障批评这件产品有质量问题，却不可推理这家企业的产品统统有质量问题。同时在文中要把事实和意见分开，不要把意见当成事实来表达。例如有一篇评论就一起合同谈不拢批评对方“漫天要价”，作者为此被指控失实，承担侵权责任。其实如果先列举事实，双方价位多少，然后表明个人意见，说对方“漫天要价”，就可以适用“公正评论”。因为事实具在，大家可以判断是不是“漫天要价”，就难以指控失实、侵权了。二是不得侮辱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人格。

按理，公正评论的原则还应包括对文艺作品、学术成果的评论，以至对一切社会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评论，虽然在习惯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到认可的，但要就此作出具体规范，就比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评论要复杂得多，只能以待将来。

刊：《中华新闻报》1998年12月17日、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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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法讲座之四

关于新闻侵权纠纷(上)
    十年前以我国第一起新闻记者被判犯诽谤罪为开端的一系列“新闻官司”，被新闻界称为“告记者热”。而从我国法制建设的背景看，这个现象的出现却有其必然性。
    1982年的《宪法》是建国以来四部宪法中最进步的一部宪法，它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有两大突破：在民主权利方面第一次规定了公民的批评权和建议权，即《宪法》第四十一条；在人身权利方面第一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侮辱、诽谤和诬陷，即《宪法》第三十七条。这两种权利都同新闻活动密切相关。对新闻活动主体（新闻媒介、记者以及一切以各种方式参与新闻活动的公民）来说，《宪法》第四十一条是授权性规范，是言论自由的延伸，后来成为开展舆论监督的主要法律依据。而《宪法》第三十七条对于新闻主体来说则成为义务，他们在行使言论自由和批评建议、舆论监督等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他人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等人格权。“新闻官司”就是这两项公民权利都得到强化的产物。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就审理“新闻官司”提出“既要依法保护名誉权，又要依法支持舆论监督”的原则。这个道理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如果过于放宽了言论自由的尺度，就有可能使公民的人格权得不到充分保障；如果为了保护人格权而对新闻过于挑剔苛求，又可能压抑了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这就是说，在新闻侵权纠纷中，反映了言论自由和人格权这两种权利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处理新闻侵权的法律，就是要实现两者的平衡。正如彭真故委员长所说：“法就是解决矛盾，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开一刀。”
　　按我国现行法制，在新闻侵权问题上法律主要“开”了三“刀”：诽谤、侮辱、宣扬隐私。
　　诽谤是最常见的新闻侵权行为。许多国家的法律认为，诽谤就是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诽谤法应当实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之间的合理平衡。在英美法系国家，这种平衡主要体现在对诽谤指控的抗辩制上。按照他们的法理，对于新闻诽谤，原告人只要证明：一、新闻已经发表；二、说的是自己；三、有损害自己名誉的内容，法院就可以受理起诉。这里并不涉及新闻中的事实是否真实，证明新闻真实只是被告人对诽谤指控的抗辩理由之一。当然，真实是最重要的抗辩理由，证明了新闻真实，一般就可以免责。附带说说，真实抗辩的原则还是在十八世纪确立的，在此以前，通行的是“越是真实，诽谤就越严重”。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或出版法关于诽谤的规定大体上也差不多，如日本《刑法》规定“公然摘示事实，侵害他人之名誉者，不管其事实是否真实”，都要处以刑罚，但如系有关公共利益而能证明其事实为真实者不罚。
    新中国建国后没有关于诽谤的法律。1980年《刑法》首次规定了诽谤罪：“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这十来个字言简意赅，对于我国有关诽谤的法制发生了重大影响。我国法制对于犯罪或侵权行为是按照构成要件加以认定。例如按照上述引文，构成诽谤罪的行为就应具备：一、公然散布（发表）；二、说的是特定人；三、以虚假事实指责他人并且情节严重；四、主观上出于故意（即捏造）。把事实虚假直接作为诽谤的法定构成要件，也就是以法律明文规定只有谎言才能构成诽谤，这在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律中并不多见。这样的规定的意义首先是实务的，例如提起刑事诽谤指控的自诉人就有责任证明他所指控的言论是虚假的，但追究诽谤刑事责任的案件毕竟为数很少，所以更重要的意义是观念上的：由于诽谤被规定为捏造事实，新闻是否失实就此成为衡量新闻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一条起点线。初期的一些新闻侵权诉讼几乎都以新闻失实作为起诉的理由。受到新闻批评的人不管对批评如何不满，也要千方百计在新闻中寻找“失实”的表现，否则他就无从提起侵害名誉权或诽谤指控。这样，名誉和名誉权这两个概念就被严格区分开来。名誉是特定人的社会评价，名誉权则是这种评价不受歪曲贬低的权利。诽谤侵害的是他人的名誉权，而不是名誉。正当的新闻批评虽然会使被批评人受到社会的谴责，似乎他的名誉受到了伤害，但这种批评和谴责是真实的，是与他的不良表现相符合的，他的名誉减损是自己的表现造成的，所以不是什么诽谤。只有以虚假事实指责他人，才会给他人造成不公正的、贬低性的评价，这才可以说是诽谤。显然，法律在真实性上的这一“刀”基本上划清了正当批评和诽谤的界限。同时，既然只有故意捏造事实的诽谤才构成犯罪，那么过失造成的诽谤就是非罪，在司法实践中因疏忽大意等造成的“过失诽谤”就被直接称作侵害名誉权行为，诽谤只限于指故意以虚假的陈述或评论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而在新闻侵权纠纷中，大量的属于“过失诽谤”，所以现在我们不大看到诽谤的说法，而只说侵害名誉权行为。
　　那么难道新闻批评的任何失实都构成侵权吗？这个问题是由1993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解决的。这个在总结几年侵害名誉权案件审判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司法解释规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批评）文章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可见构成侵害名誉权的失实新闻必须是严重失实或基本内容失实，这就又把轻微失实或部分内容失实从侵权中分离出来。那么什么是严重失实或基本内容失实呢？要求法律规定得那么细恐怕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基本内容失实的这样一些情况：完全虚假；失实部分足以影响对有关事项的性质的认定；关于定性、结论的表述错误；对争执性事件的报道偏向一方；张冠李戴；等等。一般说来，新闻中的失实部分只要不影响有关事项的基本评价的，就不应当认为是基本内容失实。由于新闻报道讲求时效性等特点，应当对新闻中轻微的差错给以一定的宽容。
　　侮辱，是又一种侵权行为。对于新闻侮辱行为作出具体界说的也是《解答》，其中规定：“（批评）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一“刀”比关于新闻失实的规定更带有纠正传统文化积习的意味。我国自古以来并无人格的概念，批评政敌、论敌往往以贬损对方人格为能事，而且越是大作家、越是传世名作骂起人来越是凶。人们以为，批评他人的错误只有把对方说得从头到脚一无是处才算尖锐深刻。而《解答》则提出一个原则：新闻对于不利于社会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只应限于事实和对事实本身的评论，而不应伤及被批评人的人格。人格就是每个人固有的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的资格，通俗地说就是做人的资格，这种资格应该得到尊重。新闻侮辱主要手段是使用侮辱性词语，主要损害是使受害人丧失尊严。如果说，新闻诽谤是以虚假
的事实贬低他人名誉的评价，那么新闻侮辱就是全盘否定他人的名誉，使对方无名誉可言，就是把人贬为“非人”。《解答》说的“反映的问题”并无程度的限制，就是说，不管被批评人的问题多么严重，他的人格仍然受到保护，如果新闻揭露的问题虽然属实却节外生枝侮辱对方的人格，这种侮辱行为同样要承担责任，不能因为对方有问题就可以说侮辱有理。
    保护隐私进入我国法律较晚。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没有隐私权的规定，至少表明当时立法者还没有意识到保护个人隐私的迫切性，这也同我国传统文化没有隐私的概念有关。但随着新闻报道的公开性同个人隐私的隐秘性的冲突日趋尖锐，司法机关只好在1988年的一个司法解释中采取类推的方法，把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围内加以保护。1993年《解答》继续沿袭这个做法，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这样，在新闻活动中又划上了一道边界。隐私，是指个人的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而不愿为他人知悉或干预的私人事项：一是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私事，即所谓“私”；二是本人不愿为他人知悉或干预，即所谓“隐”，如果本人自愿公开，这项隐私就转化为非隐私。隐私权，就是个人有依法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隐私权与名誉权其实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人格权：在新闻活动中，保护名誉权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准确性，避免各种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有损他人社会评价的虚假内容。保护隐私权的核心问题是新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必须有一定的限度，避免涉及那些不应该擅自公开的私生活领域。在保护公民名誉权时，要注意保护公民的批评权，反对借口 保护名誉权抵制舆论监督的行为；在保护个人隐私权时，要注意尊重公民的知情权，不得以保护隐私权为由向公众封锁那些他们有权知闻的信息。那么为什么可以把隐私权纳入名誉权范围来保护呢？这是因为名誉与隐私也有结合部，两者都同人格尊严相关，宣扬有些隐私会使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受到很大损害，成为一种侮辱行为，所以可以按侵害名誉权处理。但也有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隐私领域，同名誉并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如私生活肖像、正常的家庭生活、私有财产、亲属情况等等，如由他人擅自公开，并不会招致社会非议，却会干扰当事人的安宁，给当事人带来各种麻烦乃至损失。把保护隐私权纳入保护名誉权的范畴，势必使那一部分与名誉截然无关的隐私得不到法律保护。这方面法律还需要完善。
　　我们不难发现，以上所介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都是保护名誉权等人格权的规范。那么关于保护言论自由和批评建议、舆论监督等民主权利方面又有些什么具体的法律规定呢？这方面的具体规范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有关的法律、法规有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规定，但目前还很不完备，因此从大的范围说，对这两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还没有达到平衡。在“新闻官司”的审理中，最使成为被告的新闻媒介、记者或作者感到困惑的是，明明正确的新闻批评，却被受批评人告上法庭，官司一打就是几年，最后即使打赢了，也只有“属于正常的舆论监督”一句话，时间、钱财、精力的损耗无从补偿，甚至批评的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有一位作家因为发表文章批评了她的上司文化局长，被局长状告“侵害名誉权”，历经曲折，总算胜诉，她说：“我为一篇933字的文章，打了1154天的官司，为此煎熬了27796个小时，只能算是惨胜。我最大的损失是时间，一个作家失去写作时间，好比一个漂亮的演员被毁容。”而这位文化局长只不过调了一个领导岗位，对于受到批评却无理起诉批评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交代。学术界对于制止或制裁这种滥用诉权无理起诉的行为作出种种设计，有的认为这是一种在合法的外衣下的打击报复行为，有的提出这是恶意起诉行为应当制订制裁措施，还有的建议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起诉老百姓的批评应当予以限制，但是至今为止，这些说法还只具有学理的意义，要在新闻侵权诉讼中进一步实现民主权利和人格权利的平衡，还有待于法律再来“开一刀”。

《新闻三昧》199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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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法讲座之三
－－关于保守国家秘密
略为资深的记者都记得，在中共十四大开幕前夕，新华社国内新闻部编辑吴士深，利用工作之便，将一份绝密级的文件私自复印后，指使其妻、某杂志社编辑马涛提供给香港某报，第二天在香港报纸全文刊出。吴、马得到人民币兑换券5000元。案发后，吴、马依法被捕就审。法院认为，吴士深、马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无视国家法律，为谋私利，为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核心机密，构成为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吴士深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马涛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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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征

上个月刚刚生效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我国“新闻侵权法”又一个重要规范性文件。虽然我们尚没有看到适用这件司法解释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审判的新闻侵权诉讼案件，但是以前有些案件所体现的原则有不少是同今天的《解释》的规定相一致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典型案例来说明《解释》中的某些精神。

在90年代初，北京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新闻讼案：有一家报纸以“××区查获一起用鸦片开设熏吸门诊事件”为标题发表消息说，农民宋某，根本不具备医生资格，无照行医，还非法使用鸦片，现被查获，“公安部门已将宋拘留审查。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此案是由北京市某区公安分局、卫生局、工商局等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根据群众举报立案调查的，查明农民宋某未经批准，即为某单位开设熏吸门诊收治病人，牟取非法收入。在调查过程中，在宋某住房隔壁的抽水马桶水箱中发现鸦片575克，宋一度被公安分局收容审查。

但此案后来对宋是否使用鸦片一节未查实，遂由某区卫生局依法对宋处以罚款结案。宋对卫生局的处罚决定未提出异议，却起诉刊登那篇消息的报社和通讯员作者侵害名誉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市某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报，确曾以无照行医、非法使用鸦片案对宋某进行收容审查。某区卫生局通过调查，认定宋某非法制售药品、无照行医等违法事实，依法对宋进行行政处罚，宋也表示接受，未提任何意见。两被告据此事实进行报道，没有捏造事实，不能认为是诋毁、诽谤原告的名誉，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判决驳回宋的诉求。同时在判决书中也指出：由于事情进一步发生变化，被告作为动态报道，应将事情进一步发展的全部情况，继续加以报道。

在当时，审理此案的主要依据是过错责任原则。根据《民法通则》规定，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权益的应承担民事责任，只有法律有规定的才承担无过错责任，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本案的新闻所报道的是公安机关以无照行医、非法使用鸦片为由收审宋某这一事实，报道者既不可能超越公安机关去核实宋某是否使用过鸦片，也不可能预见事态后来的发展，所以报道公安机关以宋使用鸦片予以收审，但后来却未能证实宋使用鸦片，对于这个出入报道者在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不应承担责任。

但报社在处理上也是有欠缺的，这就是没有作连续报道。因为使用毒品同无照行医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犯罪，后者是一般违法（在没有严重后果情况下），报道了宋某以使用鸦片被收审，却不报道此事已被否定，这对宋的名誉是会有一定影响的。法院判决书中就此提出批评，是正确的。

今天，这种情况已由《解释》作了明确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是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报道失实，或者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试按这一规定对此案作一分析：首先，某报报道公安机关以使用鸦片等由收审宋某是国家机关公开的职权行为，报道是客观的，没有主观臆测，又是准确的，没有歪曲，没有添油加酱，所以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其次，对于后来的事态的变化，即对宋某使用鸦片未作认定、而由卫生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某报应当作连续报道。根据《解释》的规定，在报道了国家机关有关行为之后，如果这一行为后来有所变更，必须作连续报道，已成为新闻媒介的一项义务。如果拒不履行这一义务，致使他人名誉受损，就会构成侵权行为，这在法理上称作“不作为的侵权”。这是我国“新闻侵权法”中的一项新的规定。所以，此案要是发生在今天，宋某就不应告前一报道侵权，而应要求报社作连续报道，以消除前一报道中关于自己被认为使用鸦片一事的影响，要是某报拒绝报道，则可以对某报这种不作为的行为提起诉讼。

《解释》关于新闻媒介报道国家机关职权内的公开文书和行为不负侵权责任的规定，在国际诽谤法中称为特许权。这是符合新闻规律的。先前有司法解释规定，新闻单位对新闻报道有核实之责。但是要求对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到新闻发生的源头进行核实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关于特许权的规定就为核实留出了一个空间。一般新闻的核实必须与实际发生的事实相符，而特许权范围的新闻只须同国家机关正式提供的信息相符。国家机关提供的信息若与实际不符，应由国家机关负责而不是由新闻单位负责。但是对国家机关的行为的变化必须再报道。客观的现实生活是一个发展过程,新闻报道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新闻报道总是随着事件的暴露、发展、变化、结果同步进行的，事件发展了，新闻报道也要随之变动，只有从有关事件的全部新闻报道中才能得出对事件的完整认识。这就是新闻报道的连续性。如果要求所有的新闻都只许在事件有了结果以后才能报道，那么几乎就是取消了新闻本身。如果新闻只报道事件的片断，那也是歪曲了事情真相。所以，报纸是“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这被马克思称为“新闻的内在规律”。因而，连续报道留给多数受众的乃是全部报道所体现的有关事件的完整真相，而不是其中某一篇报道的部分印象。这样，当某一事件发生初，有关的报道即使存在某些偏差，只要新闻媒介按新闻的内在规律把报道连续下去，先前报道中的偏差对公众的影响就可以为后续报道所消除，自然不存在什么侵权问题。但要是新闻媒介不能完整反映事件真相，给当事人带来了损害，那就理应承担责任。

刊：《中华新闻报》1998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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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法讲座之一

    提起新闻法，有些人难免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连《新闻法》也没有，哪里来的什么新闻法？

    这是一个由于不了解新闻法概念而造成的误解。新闻法就是关于新闻活动的法律，是调整新闻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的相关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广义的新闻法是指规范新闻活动的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的总和，既包括专门法，也包括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的条款之中的内容。狭义的新闻法则仅指以“新闻法”为名称的单行的法律文件。新闻法既要规范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运用新闻媒介的权利和义务，也要规范新闻机构的设立和运作，还要规范新闻机构的从业人员的采访、报道和传播等行为，以及规范新闻传播的内容等等。新闻法学就是以研究新闻法的各种规范和新闻活动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为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是随着我国新闻法制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这确实是新闻法制的重大缺陷。但是从广义来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日趋健全，有关新闻活动的法律规范也已粗具规模，不仅《宪法》对新闻活动的方向和公民从事新闻活动的权利有明确的原则规定，在众多的基本法律、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中有许多与新闻活动相关的条款，而且国家还制订了一批专门规范大众传播媒介管理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内容构成我国现行新闻法制的基本框架，也是研究和建设新闻法学的重要依据。

    我国现行新闻活动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四个层次：

　　首先是《宪法》(1982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和效力，是全国各族人民、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一切政党和一切社会团体、所有企业事业组织进行活动的根本准则，当然也是新闻活动的根本本准则。从广义上说，我国现行《宪法》的主要内容，如：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国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等，都指导和制约着新闻活动，新闻活动从内容到方式不能同《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发生任何抵触。从狭义上说，《宪法》有些条款是直接规范新闻活动的，如《宪法》第二十二条关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性质的规定，《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宪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的规定，《宪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等等，都是对新闻活动具有根本意义的法律规范。

    其次是一些基本法律和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与新闻活动有关的条款。这是次于宪法的普通法律，分为基本法律和法律。

　　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规定调整社会生活中重大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我国现行法制中三组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订)和《刑事诉讼法》(1979年通过、1996年修正)、《民法通则》(1986年)和《民事诉讼法》(1991年)，《行政诉讼法》(1989年)和《行政处罚法》(1996年)，同新闻活动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刑法规定犯罪和刑罚，作为最高的禁止性规范，包含了对新闻活动的约束，在现行《刑法》中，约有20几种罪名与新闻活动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民法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新闻活动中大量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公民与新闻媒介之间的关系正具有民事关系的特征。在没有专门的《新闻法》的情况下，《民法通则》对于保障公民在新闻活动中的权利从指导思想到实际操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关于公民人身权利的规定由于近年新闻侵权诉讼的频频发生引起新闻界的极大重视。针对名誉权案件审理中提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制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其中主要内容同新闻报道直接相关，是民法部门与新闻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件司法解释。至于属于行政法部门的两部法律，虽然只是规范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但肯定将会促使国家对新闻活动和新闻媒介的管理日益走上“依法行政”的轨道。

　　其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次于宪法和基本法律，主要调整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实施方法。由于这些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与新闻活动发生关联，其中若干条款也就适用于新闻工作，主要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著作权法》(1990年)、《军事设施保护法》(1990年)、《国家安全法》(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广告法》(1994年)等。

    第三是行政法规，是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1985年)、《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的通知》(1987年)、《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1987年)、《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1990年)、《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1990年)、《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4)是与新闻活动有关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近年来，国务院加紧制定发布了一些管理大众传播媒介的行政法规，这就是《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电影管理条例》(1996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几乎涵盖了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管理，表明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四是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所属部门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按照规定程序所制定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规则等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广播电影电视部（现已改为广播电视总局）和新闻出版署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订发布的有关报刊、广播、电视的专门规章。如新闻出版署于1988年发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于1990年发布《报纸管理暂行规定》，是比较完整的对报刊管理的法规性文件，曾对规范和加强报刊管理起了重要作用。1992年发布《报社记者站管理暂行办法》，1993年发布《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1995年发布《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任职条件的暂行规定》等，是对上述两个规定的补充。关于广播电视机构，广播电影电视部制订有《关于市、县建立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暂行规定》(1984年)、《有线电视管理规定》(1994)等。（上述规章大都制订于《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之前，有些内容要按照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加以修改。）此外，关于取缔打击非法出版物、关于贯彻实施“保密法”、关于贯彻实施《著作权法》、关于新闻机构经济活动、关于新闻队伍建设等方面，这两个国家机关也分别或共同制定发布了若干规章。
　　在以上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和基本法律、法律是我国法的主要形式。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是从属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也是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样是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规范，但它们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要依次低于宪法和法律。这不仅表现为后者要服从前者，根据前者的规定而制定，并且不得与前者相抵触，而且在体现国家的强制力方面也是有差别的。
    综上所述，我们国家的新闻活动总的说来已经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可循，但是尚不健全。例如关于保护公民以及新闻工作者从事和参与新闻活动的权利方面，法律规范就很少，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等还没有法律确认，同那些完整系统的约束性规定（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相比，显得很不相称、很不平衡。这有待于进一步立法特别是通过制定《新闻法》来加以解决。
　　我国新闻法制，包括了上述四个层次法律文件的有关新闻活动的所有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是依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是有法律效力的，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保证的。就是说，谁违反了这些规范，谁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讲新闻法学，首先就是要解释、阐述、宣传这些行为规范，使人们自觉地以新闻法制来规范新闻活动。同时，新闻法学还要对现行新闻法制中不完善、不健全的方面进行学术探讨，推动新闻法制逐步走向完善和健全，促进先进的社会主义《新闻法》的诞生。
《新闻三昧》199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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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报道是新闻报道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人们所熟知的典型人物，如50年代的黄继光、邱少云，60年代的雷锋、王杰、焦裕禄，80年代的栾菲、蒋筑英、罗健夫、张海迪，90年代的孔繁森、徐洪刚、徐虎等，他们能够家喻户晓、众所周知，首先是依靠新闻媒介的广为传播，乃至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和行为标尺，典型报道功不可没。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典型报道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由于典型报道也出现一些问题：拔高、一般化、面目雷同、虚假、与读者不贴近等，特别在“左”的思想泛滥时期，一些假典型曾经造成很大的祸害，所以典型报道的名声不大好，至今有的人对典型报道还有怀疑。我们研究得也很不够。我粗略查阅近几年的主要新闻专业期刊，研究典型报道的论文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以四川《新闻界》开这个会是很有意义的。
一、主观和客观
现在人们常说新闻是信息，这话不算错，但不确切。我们应该说新闻的本质是信息。信息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花开花落，风起云涌，是信息；人类社会的信息，现在最热闹的是股市信息，瞬息万变，制成图表打在屏幕上，大家争着看。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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