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们批真理报

这本微微泛黄的复写手抄本,封面端端正正写着“真理报向何处去”六个红色美术字。下方标记“1964.6.”,距今已55年。全文60页,按照书籍出版不扣除空白计算,计有3万字。这便是我们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的论文,与通常毕业论文必须个人完成不同,这篇论文是4位同学合作(以姓为序):陈金桂、顾南龙、高若海、魏永征。

论文的题目是系里提出的,指导教师是有延安经历的余家宏教授。随着1963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方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连续发表文章反驳(即著名的“九评”),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反修斗争成为全党全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也许学校和教育部门对于教学科研会有相关要求下达,系里组织毕业论文时,考虑到资料室有苏联领事馆赠阅的《真理报》,认为可以借此做一个“反修批修”课题,就组织我们四位俄语较好的同学,合作完成这个选题。高若海是组长。

1964年初,我们5年级下学期,刚结束上学期即1963年下半年的毕业实习。一开学余家宏老师便找我们去布置这个选题。他说,做学问要从资料出发,你们首先要认真阅读《真理报》,搜集相关资料,然后才谈得上考虑论文。这样我们在开头两个月,就一头扎进资料室。我们的俄语还达不到顺利阅读的水平,而且报纸不同于专业文献,上面什么词语都有,必须借助词典。《真理报》要看近两三年,怎么来得及。余老师提出,主要阅读时政类、特别是涉及中苏关系的新闻和评论,那些社会新闻、副刊之类,一般可以忽略。这样每天除了上课,我们都在资料室看《真理报》,后来发现《真理报》上有的内容上了新华社的《参考资料》(大参考),可以直接引用,也省略了许多翻译的功夫。

我们四位同学,一边翻译,一边交流,一有发现,大家共享。例如不知哪一位发现有一天《真理报》上居然转载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这可是稀罕事。查得这篇社论原发于1962年3月29日,题为《稳扎稳打逐步前进》,就找原报来看,其中写道:“路,总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如果只快不稳,是会跌交子的,结果反而会‘欲速则不达’。”(这段原文是我现在从知网查到的)我们议论,《人民日报》此文体现了中央在当时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整个宣传环节中,人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积极含义。而《真理报》长期只登反华文章,渲染中国发生了经济困难,这样突如其来转载一篇这种内容的文章势必引起苏联公众的疑问,会认为中国政局不稳之类,确属别有用心。后来这条资料就写进了论文。

(我后来在教学工作中发现,《真理报》这种手法不是第一回。著名的195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即所谓“反冒进社论”,发表后遭到毛泽东高调批评,周恩来为此做了三次检讨,险些下台,当时《真理报》也是全文转载的。可见《真理报》办报人的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

再如,我们发现《真理报》上关于赫鲁晓夫的报道很多,基本上是天天有,比中国报纸上报道毛泽东多得多,就一起来做统计。那年4月正好是赫鲁晓夫70岁大寿,我们将每天刊登赫鲁晓夫讲话、言论、活动报道以及各地各国贺信贺电等逐条统计下来,发现《真理报》全月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版面给了赫鲁晓夫。我起了一个说法:《真理报》成了赫鲁晓夫的“起居注”,大家认同,后来写进了论文,我很得意。

还有,我们发现,《真理报》上屡屡说中国要通过“热核战争”,不惜“死掉人类一半”来消灭帝国主义。这怎么可能呢?中国自己连原子弹都没有呢,我们对这种胡说八道感到很愤怒。这就成为《真理报》造谣的铁证。

(现在知道,1959年中国国庆节赫鲁晓夫到中国来,毛泽东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意思。但是毛泽东是极而言之,叫赫鲁晓夫不要害怕战争。所以可以说《真理报》歪曲,而不能说是无中生有的造谣。)

这样干了两个多月,就考虑论文架构。在余老师指导下,大家议论应该把赫鲁晓夫与《真理报》的关系放在首位,赫是修正主义的罪魁祸首,有大量资料可以说明,《真理报》就是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转的。与此相对应,《真理报》一定是脱离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这可以作为第二段。报纸的生命在于真实性,就设立一段揭露《真理报》的虚假报道。最后,应该分析《真理报》的资产阶级阶级本质。这四段的起草分工是:1.顾南龙;2.陈金桂;3.魏永征;4.高若海。每人写完初稿後,给其他同学先后传阅、修改、调整、定稿。最后一段的结论是大家凑的。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认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按照党性原则办报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现在苏共已经蜕变了,不代表人民了,再按照这一套进行宣传就是法西斯手段。这个意思写进了文稿。

几个月的奋战,既紧张又愉快。那时既没有复印,又不可能拍照,也没有电脑打字,更没有翻译检索,全靠一本字典一支笔一张纸,一个一个字地抄写记录。每天傍晚,我们从资料室出来,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去吃晚饭。饭后有时还会再干。我们之间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互有教益。我记得交谈最多的是我与高若海。我当时经常会有一些想法出来,但是想不清楚,就原汁原味地对高若海说,他会很清楚地帮我提炼归纳,使我得益不少。这奠定了我们两人终生友谊的基础。现在,陈金桂已经不在了,看见他的遗墨,既亲切又伤感。顾南龙多年不见,祝他安康,期待相会。

论文在6月定稿。那时写论文是没有程序的,没有开题、答辩那一套,自己觉得满意了就直接交给老师打分。系里组织了一次报告会,选择几篇认为是较好的论文报告,本文也获选了,我们别出心裁:四个人每人讲一段。似乎反应不错。

这篇论文,余老师说过再修改润色後要向《未定稿》投稿的。当年10月发生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核爆成功两件大事,那时我们已经各奔东西了。接下来中国也在“九评”中初具轮廓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一步步走入“文化大革命”旋涡。这篇论文从此压入箱底,直至如今。

历史一页页地翻过去。80年代末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中方领导人向苏方领导人对这段历史做过客观的评论,指出“双方当时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们这篇论文作为这些空话背景下的产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再过几年,苏联没有了,《真理报》也从上千万份的庞然大物沦落为数万份的普通小报。几年前,我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站在赫鲁晓夫墓前,不禁感慨万千。历史人物的功罪,就如眼前这块黑白各半的无字碑,任凭后人评说了。赫氏是如此,其他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过,写作这篇论文,对于作为学生的我们来说,确实意义重大。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研究,怎么选题、立意,怎么搜集和梳理文献资料,怎么归纳、分析、演绎、推理,怎么证明、归谬、辩护、反驳。这些方法始终伴随着我此后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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