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这本微微泛黄的复写手抄本，封面端端正正写着“真理报向何处去”六个红色美术字。下方标记“1964.6.”，距今已55年。全文60页，按照书籍出版不扣除空白计算，计有3万字。这便是我们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的论文，与通常毕业论文必须个人完成不同，这篇论文是4位同学合作（以姓为序）：陈金桂、顾南龙、高若海、魏永征。

论文的题目是系里提出的，指导教师是有延安经历的余家宏教授。随着1963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方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连续发表文章反驳（即著名的“九评”），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反修斗争成为全党全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也许学校和教育部门对于教学科研会有相关要求下达，系里组织毕业论文时，考虑到资料室有苏联领事馆赠阅的《真理报》，认为可以借此做一个“反修批修”课题，就组织我们四位俄语较好的同学，合作完成这个选题。高若海是组长。

1964年初，我们5年级下学期，刚结束上学期即1963年下半年的毕业实习。一开学余家宏老师便找我们去布置这个选题。他说，做学问要从资料出发，你们首先要认真阅读《真理报》，搜集相关资料，然后才谈得上考虑论文。这样我们在开头两个月，就一头扎进资料室。我们的俄语还达不到顺利阅读的水平，而且报纸不同于专业文献，上面什么词语都有，必须借助词典。《真理报》要看近两三年，怎么来得及。余老师提出，主要阅读时政类、特别是涉及中苏关系的新闻和评论，那些社会新闻、副刊之类，一般可以忽略。这样每天除了上课，我们都在资料室看《真理报》，后来发现《真理报》上有的内容上了新华社的《参考资料》（大参考），可以直接引用，也省略了许多翻译的功夫。

我们四位同学，一边翻译，一边交流，一有发现，大家共享。例如不知哪一位发现有一天《真理报》上居然转载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这可是稀罕事。查得这篇社论原发于1962年3月29日，题为《稳扎稳打逐步前进》，就找原报来看，其中写道：“路，总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如果只快不稳，是会跌交子的，结果反而会‘欲速则不达’。”（这段原文是我现在从知网查到的）我们议论，《人民日报》此文体现了中央在当时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整个宣传环节中，人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积极含义。而《真理报》长期只登反华文章，渲染中国发生了经济困难，这样突如其来转载一篇这种内容的文章势必引起苏联公众的疑问，会认为中国政局不稳之类，确属别有用心。后来这条资料就写进了论文。

（我后来在教学工作中发现，《真理报》这种手法不是第一回。著名的195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即所谓“反冒进社论”，发表后遭到毛泽东高调批评，周恩来为此做了三次检讨，险些下台，当时《真理报》也是全文转载的。可见《真理报》办报人的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

再如，我们发现《真理报》上关于赫鲁晓夫的报道很多，基本上是天天有，比中国报纸上报道毛泽东多得多，就一起来做统计。那年4月正好是赫鲁晓夫70岁大寿，我们将每天刊登赫鲁晓夫讲话、言论、活动报道以及各地各国贺信贺电等逐条统计下来，发现《真理报》全月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版面给了赫鲁晓夫。我起了一个说法：《真理报》成了赫鲁晓夫的“起居注”，大家认同，后来写进了论文，我很得意。

还有，我们发现，《真理报》上屡屡说中国要通过“热核战争”，不惜“死掉人类一半”来消灭帝国主义。这怎么可能呢？中国自己连原子弹都没有呢，我们对这种胡说八道感到很愤怒。这就成为《真理报》造谣的铁证。

（现在知道，1959年中国国庆节赫鲁晓夫到中国来，毛泽东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意思。但是毛泽东是极而言之，叫赫鲁晓夫不要害怕战争。所以可以说《真理报》歪曲，而不能说是无中生有的造谣。）

这样干了两个多月，就考虑论文架构。在余老师指导下，大家议论应该把赫鲁晓夫与《真理报》的关系放在首位，赫是修正主义的罪魁祸首，有大量资料可以说明，《真理报》就是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转的。与此相对应，《真理报》一定是脱离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这可以作为第二段。报纸的生命在于真实性，就设立一段揭露《真理报》的虚假报道。最后，应该分析《真理报》的资产阶级阶级本质。这四段的起草分工是：1.顾南龙；2.陈金桂；3.魏永征；4.高若海。每人写完初稿後，给其他同学先后传阅、修改、调整、定稿。最后一段的结论是大家凑的。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认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按照党性原则办报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现在苏共已经蜕变了，不代表人民了，再按照这一套进行宣传就是法西斯手段。这个意思写进了文稿。

几个月的奋战，既紧张又愉快。那时既没有复印，又不可能拍照，也没有电脑打字，更没有翻译检索，全靠一本字典一支笔一张纸，一个一个字地抄写记录。每天傍晚，我们从资料室出来，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去吃晚饭。饭后有时还会再干。我们之间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互有教益。我记得交谈最多的是我与高若海。我当时经常会有一些想法出来，但是想不清楚，就原汁原味地对高若海说，他会很清楚地帮我提炼归纳，使我得益不少。这奠定了我们两人终生友谊的基础。现在，陈金桂已经不在了，看见他的遗墨，既亲切又伤感。顾南龙多年不见，祝他安康，期待相会。

论文在6月定稿。那时写论文是没有程序的，没有开题、答辩那一套，自己觉得满意了就直接交给老师打分。系里组织了一次报告会，选择几篇认为是较好的论文报告，本文也获选了，我们别出心裁：四个人每人讲一段。似乎反应不错。

这篇论文，余老师说过再修改润色後要向《未定稿》投稿的。当年10月发生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核爆成功两件大事，那时我们已经各奔东西了。接下来中国也在“九评”中初具轮廓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一步步走入“文化大革命”旋涡。这篇论文从此压入箱底，直至如今。

历史一页页地翻过去。80年代末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中方领导人向苏方领导人对这段历史做过客观的评论，指出“双方当时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们这篇论文作为这些空话背景下的产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再过几年，苏联没有了，《真理报》也从上千万份的庞然大物沦落为数万份的普通小报。几年前，我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站在赫鲁晓夫墓前，不禁感慨万千。历史人物的功罪，就如眼前这块黑白各半的无字碑，任凭后人评说了。赫氏是如此，其他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过，写作这篇论文，对于作为学生的我们来说，确实意义重大。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研究，怎么选题、立意，怎么搜集和梳理文献资料，怎么归纳、分析、演绎、推理，怎么证明、归谬、辩护、反驳。这些方法始终伴随着我此后的学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