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评介张文祥著《中国互联网信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

互联网治理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互联网信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是张文祥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该书集中研讨互联网治理中受到普遍关注的课题：信息内容治理。

业内和学界通常认为，互联网运营在本世纪一十年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期，传播形态发生颠覆性改变，移动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互联网秩序的规制方式也由相对单一的 “管理”（management）为主导而演进为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governance）。书中引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文件确立“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同时说明此前国家领导人以及若干官方文件已在多个场合使用“网络治理”概念，要求实现从单纯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的转变，并且列举自2011年至2024年中央有关网络治理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和战略、政策文件，简要阐述了接入国际互联网三十年来我国网络治理和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发展历程，并取得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大成效。这样，本书自开卷就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网络治理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互联网治理中的指导地位，也成为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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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新闻传播小春晚”，1月10日）

刚才师师的报告梳理了2024年我国网络内容治理及其相关研究的最重要三个方面，人工智能、平台和数据，连带介绍了某些重要的国际背景，视野开阔，也有一定理论深度。她用“连贯成型”与“找回社会”两个词组来概括这一年网络内容治理的发展，我以为是很恰当的。我说一点学习体会。

可以用人工智能治理发展来说明师师说的“连贯成型”。公认AI三要素：算法、数据、算力，其实也是互联网存在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问世的作为互联网雏形阿帕网，也就凭借这三要素。有这三要素，就有自动化。据说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但是那时没有数据、网络，不知道是指什么。1997年有机器人战胜了棋王，现在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里程碑。但那时既没有当下的人工智能概念，更提不上治理二字。算法到何种程度可以算是达到人工智能，恐怕是一个难以划定的界线。我国2021年下发关于算法治理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然后在2022年施行“算法推荐管理规定”，2023年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暂行办法”，这样，人工智能概念正式进入我国的法律层面。这在去年的网络内容治理报告里有简单回顾。那么到2024年，在如今报告里，我们看到随着国际上欧盟通过《人工智能法》，我国发布了“人工智能法”的两个专家建议稿版本，国家也已将“人工智能法”列入立法计划，这可不可以说标志着人工智能治理走向成型化？成型的还有一个标志是明确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基础伦理，这就是“以人为本”，这是联合国文件、欧盟人工智能法以及我国两件专家建议稿都在总则地位作出突出规定的。以人为本的核心问题是未来的人工智能体或者说机器人，是不是可能获得与人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这就是去年在有些出版物上谈论所谓人工智能体是不是属于和能不能成为所谓主体特别是法律主体的潜在含义。我的看法当然是否定的、没有意义的。在这个角度，我同意小春晚在北京第一天举行时陈力丹关于人工智能讨论的基本评价。以人为本，就是要确保人类始终能够驾驭自己创造的智能体，防止和消除任何反噬倾向和现象，即智能体凌驾于人类哪怕只是少部分人之上，控制和主使人类，这在哲学上称为异化（alienation）。防止和克服异化，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的开端。当然，未来是漫长的、无止境的。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将来，会不会出现类似于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老大哥”（Big Brother）那样的智能体，这就同如今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会不会导致人类迁移到另外的星球上一样的遥远。所以我也同意师师所引用的一篇论著的说法，谈论此类问题实在是“为时过早”。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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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而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即已在科研、教育等领域着手建设信息网络，某些特定局域网在境内开展了社会应用，如1990年沪深两地证交所相继成立当即将网络作为交易活动的基础平台。发展至今，拥有10亿中国网民的网络空间，已经与现实社会空间交融一体，成为社会生活、生产、交易、传播、交往、娱乐等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书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我国网络空间治理进行系统回顾和阐述，论证“中国式网络空间治理”方向和道路，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网络科技和网络空间发展历程事实本身，就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以本书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技发展、新闻舆论传播、社会治理等论述，以寻求中国网络空间治理的理论渊源与发展脉络。在阐述建网以来中央有关计算机及互联网建设和管理方针的基础上，书中着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和行动方针，以及他有关网络空间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行阐释；特別就提出和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统筹布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关键领域、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进行了体系化综述和归纳。这不仅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系统学习和理解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理论发展历程和深刻内容，而且对于全书准确、系统、完整地阐述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一系列举措和成就，具有高屋建瓴的意味。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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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人工智能（AI）成为关注热点：3月份一周之间，联合国和欧洲议会相继通过了有关决议[1]或法案[2]；紧接着我国专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工智能法（学者建议稿）》[3]。4月份，我国另一组专家在去年草拟发布的《人工智能示范法（建议稿）1.1》[4]后又发布了2.0版[5]。5月初，国务院公布立法计划，人工智能法草案再次列入预备提请审议项目。

AI的应用涉及各行各业。我们知道机器人应用于新闻媒体也已有10年之久，如“快笔小新”、“梦幻写手”等，那么对新闻业未来的影响将会如何呢？

就我狭窄的闻知范围，大致见到：

有学者对AI如何影响新闻生产创新作了较为广泛的考察，我读后突出的印象是指AI应用“主要扮演辅助工具角色”，即用于处理数据、写作评论、语音交互、编写摘要、制作标题、提供插图或视频（文生图）等，“还很少见到新闻媒体直接运用人工智能‘无中生有’地生成正式的新闻报道”[6]。

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AI主播是否可能代替真人主播的问题，结论是“AI主播播报新闻在可信度、新闻代入感、受众喜爱度、整体质量方面均低于真人主播”[7]。按文中表述，AI主播的内容是事先草拟并经过审核；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

我还看见网上消息：近来先后有一家中央级和一家省级新闻机构就本单位AI应用规则制定了文件，我分别通过朋友索取全文，但都没有得到。朋友表示抱歉，我说你不能给我也就是传递了一条信息：还不成熟。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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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媒大学2023年十大传媒法发布会上的评点发言

我就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说说粗浅体会。

此件在2023年6月征求意见，9月正式发布，共4部分20条，属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其延续2022年11月中央网信办政策性文件《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精神，从政法层面就惩治网暴作出完整规定，有若干内容是对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发展。简要说几点：

1.网络暴力是基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随意性、易复制性以及群体极化等效应而形成的以语言和其他信息形态集中攻击特定人的“软暴力”。打从“人人拥有麦克风”以来，许多网暴事件和案件及其危害为大家熟知，随着网民数量激增，传播手段日益丰富、简便、快速，已经成为社会公害，必须强化治理。最高法发言人在此件发布会上列举数字指出当前审理侮辱诽谤案件存在“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有罪判决极少”的巨大反差，表示了对时隐时现的所谓“诽谤除罪化”说法的明确立场。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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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讨会的发言

本次论坛围绕今年4月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的文件提出加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和6月国务院本年立法工作计划将《广播电视法（草案）》列入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而展开，对于文化法学研究和广播电视法治建设都很有意义。

2021年3月广电总局公布征求意见稿，今年4月在京开会看到一个修改稿，不知何时。还没有见到国务院文件提到的“草案”文本。我的发言主要依据征求意见稿，必要时会提到修改稿。有关议题，在座专家已有很多卓论专著，我只有陋见三点，抛砖引玉：

一、广播电视法治研究在文化法学中的地位

传统上，广播电视法是传播法或稱传媒法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文化法学和传播法学两者关系，我以为：文化法学并不是文化领域各个行业、门类有关法律解说的叠加，而具有总体性、交互性、宏观性等特点。文化法学属于理论法学，而传播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属于应用法学。文化法学研究不能也不可能取代业已在学界公认、并有广泛影响而成为教学课程的传播法学、网络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学科研究。当然，文化法学的理论創造将会推动相关应用法学的提升和深化；而后者的成果也有利于拓展文化法学的视野和深度。有关广播电视法研究，是传播法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它与文化法学也具有这样的互动关系。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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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是上世纪末期随着互联网等传播科技的发展，西方传播学者对印刷、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呈现多功能一体化趋势的描述；在本世纪初我国学者亦有引进发挥。而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就此作出阐述，并在当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列入其中第38条“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从而正式成为中央的一项重要媒体政策。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18年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又一次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此为据，中办、国办以及各家主管部门屡屡分别制定有关“媒体融合”的文件落实各项贯彻措施。可见“媒体融合”虽然是个外来术语，但在我国已经超越了描述传播形态变迁的学术范畴，而成为党和国家推进传媒法治的一项基本政策和战略部署。

本书第一作者李丹林教授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就关注媒体融合与传媒法治的相关问题，屡有论作发表。2013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媒体政策与法律研究”立项，成果评级“优秀”。她在此基础上与长期研究政策理论和中国传媒政策史的何勇副教授合作完成这部著作，自是颇具功力和特色。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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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繁荣法学理论的行动纲领，在我记忆中，就某个学科发布这样等级的中央文件，似乎还是第一次。3月，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召开高层次座谈会，中央依法治国办和国家立法、司法部门许多领导以及学校的胡书记、马校长等多位领导出席会议并发言。今天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召集的座谈会，正是响应、落实学校贯彻“两办”文件的一项积极举措。

“两办”文件中提出“加强立法学、文化法学、教育法学、国家安全法学、区际法学等学科建设”，其中“文化法学”的概念特别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研究传播法的学人的注意。说说我的学习体会。

1.“文化法学”是一门研究文化领域法律现象的学科。

“两办”文件这句话提出的五门学科，除了“区际法学”是研究一国内部不同地区法制的管辖沟通关系（如中国存在一国四地区三法系）因而有其特殊性外，其他三门学科都有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为主要依据，如教育法学：《教育法》于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通过颁行，目前有高教法、教师法、职教法和学位条例等8部配套专门法以及据此制定的法规、规章等，还有其它法律中与教育相关的内容。其它两门学科也是如此。当然法学研究还有推进立法的使命，如立法学在1990年前就有专著出版，到2000年九届人大才通过颁行立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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