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新闻业务许可与新闻自由

2017年5月初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第一号令发布部门规章《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引起一些网络用户的关注,有的网站以“下月起微信公号未经许可禁发新闻”为标题报道有关消息[1]。国家网信办作为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务院办事机构终于获得部门规章制定权,而它发布的第一个规章就是规制新闻服务,可见对此重视。但是这件规章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以前部门规章在新形势下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本文对此作一简要回顾和评述。

设置互联网新闻业务许可的回顾

“党管媒体”是我国新闻媒体制度的一贯传统。在前互联网时代,所有新闻媒体都直接隶属于各级党委、政府部门或党领导下的工、青、妇等组织。互联网兴起以后,最先入网的也是官方的传统新闻媒体[2]。在本世纪初的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如国内的南丹矿难、国际的美国911恐袭事件等,网络新闻传播都产生了非常广泛的、传统媒体所不能企及的影响。与此同时,一些商业网站也加入了传播新闻的行列,由于它们与网民联系广泛、机制灵活,在新闻传播上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如1999年4月一架韩航货机在上海虹桥起飞时失事坠毁,新浪网十数分钟后就发布了简要消息。[3]此后搜狐、网易等也都各有建树,甚至还发生过某件事哪家网站报道领先的争执。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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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对:在“洗稿”名目下的剽窃

一位周姓女子的公号文章被揭发为抄袭,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我注意到,在网络圈内对于此类行为有一个说法曰“洗稿”,其实抄袭、剽窃与“洗稿”在先前并不是一回事。

“洗稿”,或称“炒稿”,出于香港新闻界。我在香港教书时,我的学生或者在报社实习或者就业,往往会进行这类操作。这就是对于某个新闻事件,没有到现场采访,就从广播电视或网上的报道里获取已经发生的事实,然后写成文稿发表。有时在同行之间会相互交换文稿,同类事件好几个,分身乏术,大家分头采访,各人据别人报道的事实写稿在本报发表。这类“洗稿”,或许有偷懒的成分,肯定写不出亲眼目睹的生动文稿,但是也有人手不够的难处。行内习以为常,并没有发生非议。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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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安全法》到《网络安全法》

学习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

 

《网络安全法》于2016年1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17年6月起实施,被称为我国网络领域的一部基础性法律,也是我国传媒法领域的第一部法律。而它同时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部重要法律,被认为是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的一部主要配套法律[1]。虽然这两部法律位阶相同,但存在着源流种属和配合依存关系,它们都是习近平同志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体现和实施。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创造性发展

我国曾于1993年制定《国家安全法》。传统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主要指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受威胁和侵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此法主要任务是防范和打击境外和境内外敌对势力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其保护客体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实施机构是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并就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权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法律制裁作了规定。20余年间,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保障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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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宁坠落视频警示:媒体不应以图像展示死亡

吴咏宁攀楼高空陨落殉身的消息,引起了公众极大震惊和悲痛。随之而来的是死者家属以未经同意就公布死者坠落的视频提出抗议和媒体公开道歉。但是我以为此事可能还忽略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媒体以图像公布一条鲜活的年青生命(他还有着长远的未来呵!)在瞬息之间就要粉身碎骨的经过画面,对于公众来说,合适吗?

毫无疑问,这件不幸事件是应该报道的,借以提醒极限运功爱好者千万注意安全,不要把生命来作冒险一搏。也提醒社会应该对此类运动有所规范,我不知道有没有此类组织或相应制度,如果还没有,应该及时建立起来。但是报道有不同的方式,文字是最普遍的,图像不是不可以,比如拍摄悲剧发生的高楼,离开地面多少米,给人们一个惊险的印象,也是可以的。至于直接表现一个人的高空坠落,即使没有展现尸体,人们闭起眼睛一想,那也是十分惨烈的情景。不是亲友,也是同类,生命就此灰飞烟灭,那真是惨不忍睹,你忍心想下去吗?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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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智慧还是群体极化? 于欢案中的舆论变化及引导

在2017年的传媒法治事件中,山东冠县青年于欢故意伤害罪案应该列入首选。[1] 这不仅因为新闻媒介最初以“刺死辱母者”这样一些将法律与伦理冲突予以尖锐集中的标题向群众披露案情,批评一审判决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引发强烈舆情,以至“举国哗然”[2] ,更重要的是司法当局在第一时间迅速反应,经过二审程序,依法将被告人从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改判防卫过当故意伤害,处有期徒刑5年,社会效应良好。用一句现在常说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群众在这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了公平和正义[3] 。

这是一起对于司法审判开展舆论监督的成功个案。

社交媒体成为舆论监督的主战场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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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净:平衡传者与受者利益是永远不会过期的话题

人民网近日三批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推荐资讯服务,认为存在价值观缺失、制造信息茧房、竞争手段无底线三大问题。

从媒体的角度,这个问题并不新鲜,自从媒体诞生以来,就存在这样一个古老命题,读者需要什么?媒体应该为读者提供什么?当读者的需要超出了法律和伦理的范畴,媒体是否应该受到一定的约束?

从商业媒体的角度,读者需要什么,媒体就提供什么,似乎天经地义。但媒体作为具有一定公共属性的机构,还被赋予教化引导人民、塑造良好公众品味的期望,因此,即便是商业媒体,也与一般的商业机构有所不同,无形中受到的更多的关注与约束。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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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

中国古文里头第三人称代词是没有主格的,就是说没有“他”。主语要用第三人称,或者直接称名,或者索性空缺。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这样。

第三人称代词宾格是“之”,“杀之”,“食之”,就是杀了他,吃了他。

“其”是第三人称代词所有格,就是“他的”。“杀其人”,“食其肉”,这里的“其”不是宾语,而是后面“人”、“肉”的定语,指称代词。

到宋以后,语言复杂化了,没有第三人称代词不行了,就使用“彼”、“渠”,用于主格,也可以用于宾格。而“其”仍然是所有格,“他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不可以写作“问其那得清如许”。这里的“渠”是问的宾语,同时又是“清”的主语,所以也不能用“之”,“之”不可以做主语。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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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么?

正确解读《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9月13日下午4点由《新闻记者》《扯氮集》公号发布,9月14日晨7点改定,正式发表于《财新网》)

数日前,国家网信办发布规范性文件《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简称“规定”),连日来网上反映强烈。有的报纸和微信公号评论以“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这样的标题来概括这个“规定”的精神。还有的甚至解读为“群友犯错,处罚群主”。于是就有人质问这个“规定”是不是要搞“保甲连坐法”,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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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过饰非就是要严肃批评

有一位年轻女孩写公号批评电影《敦刻尔克》,要求国人抵制这部“表现的是英国在亚洲抵抗日军的英勇神武”的影片。作为一种意见,她当然有表达的自由。但是她把敦刻尔克大撤退说成“英国在亚洲抵抗日军”,违背了历史和地理的基本常识,理所当然受到网友的指正和批评。

她的同样年青的丈夫,公号的主持人,写文章为她辩护,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他说作者只是把“轴心国”笔误写作日本,却把原句篡改为“表现的是同盟国英国抵抗轴心国(此处原笔误为:日本)的英勇神武”,而去掉了原句“在亚洲”的地点状语,加上了原来没有的定语“同盟国”。并且指责:

“凡是无端辱骂欺负女人的都是人渣,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畜生。”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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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法研究应该与时俱进

(提前发布)

应武汉大学夏倩芳教授友情盛邀,我负责审读《新闻与传播评论》有关传媒法研究专题的论文并介入部分编辑工作,夏教授为此广泛征稿并作了精心设计,很高兴有机会重温三十年前的旧营生,借此写几句话。

收入这个专题的论文一共五篇,涉及主题有:言论自由及其规制、政府信息公开、诽谤诉讼、禁止淫秽和版权保护,涵盖了传媒法研究的传统核心议题。其中三篇主要论述我国情况,两篇是有关外国的:英国和美国。可以说具备了相当的代表性。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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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席上的自媒体

近来自媒体当被告上法庭有点热。

自媒体,以往都是指个人在网络平台上设立的微博、公号之类。但现在机关、企事业以至专业媒体也都设立了各式各样的自媒体,此类自媒体的法律地位与个人不同,不可一概而论。这里还是只说个人。本来嘛,个人日常聊天就不像专业场合那样需要字斟句酌,有时听见风就是雨的,吵架的机会就特多,一言不合闹上法庭也不少,据法院公布的数字,名誉权纠纷近几年又呈上升趋势,主要增量就在网络空间。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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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姣、白净:国外网络平台治理假新闻研究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聚集到网络平台。由于信息发布门槛逐渐消失、行业监管有限等因素,网络平台上假新闻问题日益严重,这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学术界对假新闻的关注从未停止,本文主要研究目前国外网络平台治理假新闻的对策。

互联网的开放性赋予任何人话语权。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改变了原有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多的从网络上来获取信息。大量的人群聚集到了网络平台。在此环境下人们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

网络平台上大量自媒体的涌现,新闻行业门槛逐渐消失,由于把关人的缺失,大量未经核查的新闻进入公众视野,其中不乏各种假新闻,这其中既包含因专业能力缺失而造成的非故意失实新闻,也包括在市场诱因和行业监管的缺乏下,部分传播者为牟取私利而捏造的故意性失实新闻。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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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微信公号的一次侵权行为

2015年初微信公号推出原创认证,号称维护版权的重大措施,业界多数持正面反应,但是也有异议,有代表性的便是魏武挥2015年1月发布的文章《原创标记:这里有多大的误会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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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同意他的观点的。我的意见基于版权属于私权,官家早有法度,而且属于媒介法领域内相对完整前沿并且同国际接轨的部分。腾讯无非一家商业公司,微信公号作为UGC平台,其责任也早已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明确,何必以及有什么法律根据参与“保护版权”?在我看来,腾讯此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着眼于商业效应。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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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融媒时代版权保护的空白

赵双阁博士以其博士后研究成果《三网融合背景下中国广播组织权制度反思和重构》见示,我拜读之后,甚有得益。觉得此书选题重要,资料丰富,梳理清晰,论述有据,是一本有价值的论著。

这是一项历史的研究。为说明广播组织权的由来和发展,作者回顾了300年来的版权史,特别是通过对《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布鲁塞尔公约》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重要国际文件有关内容的回顾,使我们看到版权的产生和发展与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每一种新兴传播技术和传媒的兴起,都会对版权保护提出新问题,形成新权利。书中通过广播组织权说明,随着高科技、高投入的无线电传播的出现,传播者的权利势必提上议事日程,作者所创作的作品的权利固然要得到保护,传播者在向公众传播作品和其它内容过程中的投入和贡献也应该得到保护。邻接权的概念和广播组织权应运而生。这项权利随着有线广播、卫星广播的发展不断丰富。如今进入网络时代,音像传播的载体从电波转为数字,出现了所谓网络广播。电台电视台可以把自己各种节目置于网络播放,网络服务商也可以在网上传播音像作品或其他内容,而且网络传播又具有与以往的大众传播不同的崭新特点,比如公众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他所需要的作品,即所谓“交互式传播”。这就又对广播组织权提出新问题:传统广播组织的权利可以延伸到网络广播吗?传播音像内容的网络服务商可以视为广播组织享有相应的权利吗?本书历叙网络广播出现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下属的“版权和有关权(邻接权)常设委员会”、欧盟有关组织以及世界上若干国家就网播提出的所谓“广播组织权扩张”问题进行过各种磋商和探讨,但是至今在国际层面上还没有形成共识。通过这样的历史回顾,本书把版权发展面临的这个世纪难题如实地摆在读者面前。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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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法和传媒法

摘要:本文通过简要回顾互联网功能的发展历程,说明网络法的基本内容,进而阐述网络法和传媒法的联系和区分,在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融合的条件下,传媒法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关键词:网络法;传媒法;网络安全

网络法和传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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