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在华东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讨会的发言

本次论坛围绕今年4月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的文件提出加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和6月国务院本年立法工作计划将《广播电视法（草案）》列入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而展开，对于文化法学研究和广播电视法治建设都很有意义。

2021年3月广电总局公布征求意见稿，今年4月在京开会看到一个修改稿，不知何时。还没有见到国务院文件提到的“草案”文本。我的发言主要依据征求意见稿，必要时会提到修改稿。有关议题，在座专家已有很多卓论专著，我只有陋见三点，抛砖引玉：

一、广播电视法治研究在文化法学中的地位

传统上，广播电视法是传播法或稱传媒法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文化法学和传播法学两者关系，我以为：文化法学并不是文化领域各个行业、门类有关法律解说的叠加，而具有总体性、交互性、宏观性等特点。文化法学属于理论法学，而传播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属于应用法学。文化法学研究不能也不可能取代业已在学界公认、并有广泛影响而成为教学课程的传播法学、网络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学科研究。当然，文化法学的理论創造将会推动相关应用法学的提升和深化；而后者的成果也有利于拓展文化法学的视野和深度。有关广播电视法研究，是传播法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它与文化法学也具有这样的互动关系。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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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是上世纪末期随着互联网等传播科技的发展，西方传播学者对印刷、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呈现多功能一体化趋势的描述；在本世纪初我国学者亦有引进发挥。而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就此作出阐述，并在当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列入其中第38条“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从而正式成为中央的一项重要媒体政策。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18年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又一次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此为据，中办、国办以及各家主管部门屡屡分别制定有关“媒体融合”的文件落实各项贯彻措施。可见“媒体融合”虽然是个外来术语，但在我国已经超越了描述传播形态变迁的学术范畴，而成为党和国家推进传媒法治的一项基本政策和战略部署。

本书第一作者李丹林教授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就关注媒体融合与传媒法治的相关问题，屡有论作发表。2013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媒体政策与法律研究”立项，成果评级“优秀”。她在此基础上与长期研究政策理论和中国传媒政策史的何勇副教授合作完成这部著作，自是颇具功力和特色。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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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繁荣法学理论的行动纲领，在我记忆中，就某个学科发布这样等级的中央文件，似乎还是第一次。3月，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召开高层次座谈会，中央依法治国办和国家立法、司法部门许多领导以及学校的胡书记、马校长等多位领导出席会议并发言。今天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召集的座谈会，正是响应、落实学校贯彻“两办”文件的一项积极举措。

“两办”文件中提出“加强立法学、文化法学、教育法学、国家安全法学、区际法学等学科建设”，其中“文化法学”的概念特别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研究传播法的学人的注意。说说我的学习体会。

1.“文化法学”是一门研究文化领域法律现象的学科。

“两办”文件这句话提出的五门学科，除了“区际法学”是研究一国内部不同地区法制的管辖沟通关系（如中国存在一国四地区三法系）因而有其特殊性外，其他三门学科都有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为主要依据，如教育法学：《教育法》于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通过颁行，目前有高教法、教师法、职教法和学位条例等8部配套专门法以及据此制定的法规、规章等，还有其它法律中与教育相关的内容。其它两门学科也是如此。当然法学研究还有推进立法的使命，如立法学在1990年前就有专著出版，到2000年九届人大才通过颁行立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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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何微法治新闻奖”评审会专题发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法治新闻从内容到形态都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法治新闻，广义是指一切宣传和阐述、体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新闻报道，狭义是指有关制定、实施和遵行各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规定的新闻报道，此处说的是狭义。

所有法治新闻，当然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具体说就是在新闻傳播法或传媒法的框架内运行。

十年来法治新闻的发展主要基于两个背景：

一是党和国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取得重大成果。从新闻工作的视角看，根据《新闻传播法教程（第7版）》附录，十年来与之有密切关系的除了2018年修宪增立黨的領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对于新闻工作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规定外，还制定或修改了多部含有与新闻工作相关内容的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文件，仅就法律这一位阶，就有新颁15部、修订24部，共39部（其中包括《刑法》2015、2017、2020三次修正案）。

对于新闻工作有重要關係的新法，包括《国家安全法》（2015）、《网络安全法》（2016）、《英烈保护法》（2018），《民法典》（2020），《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等；新修订的有《著作权法》（2020）、《未成年人保护法》、《广告法》（2021）等；以及《刑法》新设立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等。

其他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那就更多了。為健全网络法治，各家主管部门根据上位法出台了许多件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及枚举。

与所有法律相关的事实都可以是法治新闻报道的对象；而以上提到法律中有关内容不仅是新闻报道的对象，而且是新闻报道必须遵循的准则。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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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届东方传播法论坛主旨发言

昨天我们享受了一整天的学术盛宴。感谢会议的主办方，邀请了多位多学科的大咖，多媒体业的主将，讲述了许多重要题目，我们受益匪浅。主持人彭桂兵教授说，我们这还是传播法论坛，收到几十篇传播法论文，今天相互交流，让我起个头。我问：讲什么呢？彭教授说，就讲传播法的不变和变吧。

这有个缘起：这个月，我先后参加过两部传播法著作的云上读书推介活动，一次就是彭教授主持的，推介美国大众传媒法，45年来不断更新，但基本架构不变，现在中文本出版的是第19版，而英文已经出到第22版，各章标题依然没有动。第二次推介一部中国的新闻传播法教程，20年来出版7版，架构也没有动。

为什么？不是作者偷懒、保守，而是這兩部書都是面向年轻学子的普及性、入门性的传播法教材，主要讲清楚传播法是什么，把现行有效的传播法调整对象和内容介绍给大家，有一个总体概念，为深造打基础。架構不變，就是表明，传播法调整哪些对象或者說客体，如属于公共权益的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属于私人权益的人格权、著作权等等，是不变的。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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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張金玺博士分享了她翻译《美国大众传媒法》的经过及其主要内容，特别是她对美国大众传媒法的认识，很全面，很生动，也有相当深刻的独到见解，体现了她的学术水准。她讲的三条：1. 传媒法是涉及传播活动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和；2. 美国传媒法是生长于美国的一项基本社会存在，理解美国传媒法离不开对美国的法律体系、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时代背景等等整体了解；3. 传媒法就是协调、平衡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与其他权利益。不仅是对美国传媒法概括，也是对所有传媒法的概括，对我们进一步学习、研究传媒法很有启发和帮助。

本来不需要我再噜嗉了，但奉翟江虹人文副社长和彭桂兵主持人之命，总得讲几句，就算我聆听了张金玺博士演讲的体会吧。

第一，传媒法、传播法以及新闻法确实都不是一部法律的名称，而是涉及传播领域各种法律规范的集纳和归纳，呈现为一种法律群，有称为“领域法”的。但是这种集纳和归纳，不是无序的，而是按照传播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权利和义务关系予以取舍和整理、排列的。

金玺讲了这部美国的《大众传播法》1977年初版40年以来已经出了22版，十分罕见。每次重版，都有相当的补充和修改。例如这2015年出版的第19版，比起十多年前2005年她与赵刚先生共同翻译、展江教授校正的原版2003年、中译2005年第13版，就有很大变化。金玺在前言说，原先打算就在原先译本上增删一些段落案例，一看不行，非得整部重译不可。特别是新增了大量互联网的内容，按照原作者前言罗列就有37条，其实不止，很多涉网案例穿插在各章节里头。这部《大众传媒法》的历程说明，传媒法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因为1.国家的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2.传播科技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传播形态也是在不断变迁的，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以往以机构发起的、以单向、线性为特征的大众传播发生了颠覆性改变，有关调整手段和方式当然也必须与时俱进。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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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征   周丽娜

当下算法治理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有国家网络法制建设背景，去年九月国家网信办、中宣部等九部委下发《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三年左右建立健全完善的算法综合治理格局；年终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又发布部门规章《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就同广大用户关系最为密切的算法推荐服务建立了规管制度，网络界和学界反映强烈，认为是国家开展算法综合治理的良好开局。

算法入法并不自如今始。可以查到最早提到“算法”的法律是2004年《电子签名法》。下位法那就更早，如1999年《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不过这些文件只是将算法列为一种应用，谈不上规制或治理。

而算法应用可以说是时刻与上网相伴随的，常见如搜索引擎。用户与平台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一个著名案例就是2015年南京发生的所謂cookie引發隐私权纠纷第一案：用户朱烨从百度进行搜索后就会被推送相关广告，为此起诉，一审胜诉，二审法院认为平台在留存用户搜索信息时已经与个人分离，就是已经匿名化，并无公开用户信息行为，改判驳回起诉。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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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则解读与对媒体的影响，我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新闻媒体在内容发布上具有新的规范。

由于新闻媒体现在都在网络运行，所以与用户存在着互动关系，在新闻传播和同用户互动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个人信息的问题。特别涉及到有些重要的、有影响的新闻，往往会形成一种人肉搜索的现象。

在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过程中，网上用户来阅读新闻的时候，会留下数字脚印，这类数据是一个资源，那么这个资源怎么收集，如何使用，包括怎么利用这个信息进行算法推送，这在个信法里有具体的规定。个信法还规定权利人有多个权利，这些权利都有请求权，那么媒体作为信息处理者，有履行权利人请求的义务，这些都有各方面的要求，值得媒体很好的学习和加以贯彻。

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正式通过颁布以后，学界对于敏感信息概念有很多讨论，民法典里面讲的是私密信息，没有提到敏感信息，而个信法里边提到的是敏感信息，那么就有不同的意见，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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