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就非法出版案答财新网记者问

案情：

被告人C等，2014年10月成立吉考公司，与维普公司签订维普电子期刊版面合作协议，维普委托吉考对其名下的九类连续型电子期刊（多为科技类）进行宣传、收稿、初审等。此后C等私自成立多个“编辑部”，以维普名义进行组稿，当征稿数量满一期後，即将论文排版送交维普终审并刊登于维普网。然后C等将此文档导出添加封面、目录和版权页，至印刷厂印成纸质期刊邮寄给论文作者，收取版面费。至案发，他们对维普名下电子期刊组稿共达1000余期，收取版面费、排版费、印刷费共计近5300万元，印刷期刊总数22万余册。

检方以C等犯非法经营罪向法院起诉。法院查明，新闻出版署办公厅证明维普公司出版的各类电子期刊取得许可，但鉴定吉考公司印制的纸质出版物属于非法出版物。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称自己印制的纸质期刊只是送给作者评定职称使用，并未到市场销售，不属于非法出版。

法院一审认定C等行为属于《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出版单位，假冒出版单位名称出版出版物”的情况，构成非法出版，且经营数额达数千万元，犯非法经营罪，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有的缓刑）、罚金等刑罚。（据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赣0424刑初280号）

问：此案应该如何认定？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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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稿，是新闻业界的专门术语，就是以更换一定的表达方式（句式、词汇、结构等）来将他人新闻作品内容（事实和观点）变成自己作品的行为。

在前互联网时代，在有的地方如香港，出于人手缺乏等原因，同行之间相互洗稿（炒稿）得到默许和宽容；但限于比较简单的事实消息。而到了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流通的快捷性和交互性，洗稿如今成为一种公害。

洗稿只是重复别人（单个或多个）作品的内容。用一位教授的话说，没有信息增量。正常的引用他人作品内容（当然要有一定规范），那是为了说明自己。好比哪怕是简单的综述，也要进行一定分类，引用他人作品内容就是用来说明这些类别；但洗稿不是这样。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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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国官方政策为视角

“媒体融合”是近年传媒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已经成为传媒业界的一个流行词语。检索“知网”可知，自2015年以来，以“媒体融合”为主题的文献每年都超过3,000篇。而可注意的是，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有关“媒体融合”文献每年只有数十篇，最多一年不超过200篇（2009年）。2013年有239篇，而在2014年突然跃升达1,537篇，增长6倍，至2015年再翻一番，超越3千大关。1

这个态势显然与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媒体融合”和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在此期间习近平同志的有关讲话精神同步。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是上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提出的概念，本世纪初被中国学者引进而引起关注。2但是正如学界所概叙的那样，在学术上，媒体融合主要是针对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推进，从不同媒体的传播技术、产品形态、表现方式、资源配置到资本运作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和融通来研究并阐述的；而到了中国，一旦进入官方视野以后，这个概念就成为带有强烈政治和政策色彩的举措。由此成为学界和业界乃至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反映了这个概念的“中国特色”。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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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法规和伦理分会首届“悖论与责任：新时代的媒介法规和伦理研究”年会上主旨发言（2018年9月14日）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董晟记录整理

一、 信息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成为“悖论”

对于悖论和责任的理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对矛盾。法律和伦理实际上都是要解决悖论的，已故彭真委员长说过一句话：法律就是在矛盾中间砍一刀，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我想，我们确实面临着大量的悖论，现在我们个人的信息保护就是一个悖论。个人信息在三种社会形态中的进化转变，农业社会，人民老死不相往来；工业社会,开始提出隐私权，当时的基本要求是“不打扰”，或称“独处权”，right to be let alone；信息社会，自己信息自己控制。我们购物、旅游、聊天、阅读等各种活动，都会留下个人的数据与信息，因为我们处在网络时代。我们非但不能离开互联网，反而卷入互联网越来越深。用李彦宏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用户是自愿把隐私拿出来的。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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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初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第一号令发布部门规章《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引起一些网络用户的关注，有的网站以“下月起微信公号未经许可禁发新闻”为标题报道有关消息[1]。国家网信办作为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务院办事机构终于获得部门规章制定权，而它发布的第一个规章就是规制新闻服务，可见对此重视。但是这件规章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以前部门规章在新形势下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本文对此作一简要回顾和评述。

设置互联网新闻业务许可的回顾

“党管媒体”是我国新闻媒体制度的一贯传统。在前互联网时代，所有新闻媒体都直接隶属于各级党委、政府部门或党领导下的工、青、妇等组织。互联网兴起以后，最先入网的也是官方的传统新闻媒体[2]。在本世纪初的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如国内的南丹矿难、国际的美国911恐袭事件等，网络新闻传播都产生了非常广泛的、传统媒体所不能企及的影响。与此同时，一些商业网站也加入了传播新闻的行列，由于它们与网民联系广泛、机制灵活，在新闻传播上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如1999年4月一架韩航货机在上海虹桥起飞时失事坠毁，新浪网十数分钟后就发布了简要消息。[3]此后搜狐、网易等也都各有建树，甚至还发生过某件事哪家网站报道领先的争执。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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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

《网络安全法》于2016年1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17年6月起实施，被称为我国网络领域的一部基础性法律，也是我国传媒法领域的第一部法律。而它同时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部重要法律，被认为是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的一部主要配套法律[1]。虽然这两部法律位阶相同，但存在着源流种属和配合依存关系，它们都是习近平同志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体现和实施。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创造性发展

我国曾于1993年制定《国家安全法》。传统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主要指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受威胁和侵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此法主要任务是防范和打击境外和境内外敌对势力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其保护客体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实施机构是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并就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权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法律制裁作了规定。20余年间，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保障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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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的传媒法治事件中，山东冠县青年于欢故意伤害罪案应该列入首选。[1] 这不仅因为新闻媒介最初以“刺死辱母者”这样一些将法律与伦理冲突予以尖锐集中的标题向群众披露案情，批评一审判决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引发强烈舆情，以至“举国哗然”[2] ，更重要的是司法当局在第一时间迅速反应，经过二审程序，依法将被告人从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改判防卫过当故意伤害，处有期徒刑5年，社会效应良好。用一句现在常说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群众在这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了公平和正义[3] 。

这是一起对于司法审判开展舆论监督的成功个案。

社交媒体成为舆论监督的主战场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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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文里头第三人称代词是没有主格的，就是说没有“他”。主语要用第三人称，或者直接称名，或者索性空缺。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这样。

第三人称代词宾格是“之”，“杀之”，“食之”，就是杀了他，吃了他。

“其”是第三人称代词所有格，就是“他的”。“杀其人”，“食其肉”，这里的“其”不是宾语，而是后面“人”、“肉”的定语，指称代词。

到宋以后，语言复杂化了，没有第三人称代词不行了，就使用“彼”、“渠”，用于主格，也可以用于宾格。而“其”仍然是所有格，“他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不可以写作“问其那得清如许”。这里的“渠”是问的宾语，同时又是“清”的主语，所以也不能用“之”，“之”不可以做主语。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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