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贾安坤《夜班甘苦录》
魏永征
贾安坤兄打电话给我,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要他把自己有关新闻工作的理论、评论文章编辑起来,出一本集子,不要钱。这年头文人出书难,特别是出个人的文集之类,掏个一万八千,真不算什么,并且行情还在看涨。其结果是,只要拿得出足够的钱,不管是骗来的,敲来的,还是用什么交换来的,什么狗屁文章,照样可以印得富丽堂皇地招摇过市。要是阮囊羞涩,那就对不起,哪怕是满纸珠玑也只能充当老鼠批判的对象。社科院出版社的那位编辑,可算是慧眼识华章,可喜可贺。贾兄说,序言我自己来写,委托老兄写一篇前言吧。我说,那可不敢,岂不应了一句成语,叫做佛头着粪。话出口后一想,贾兄打算收进文集的文章,百分之八十是发表在《新闻记者》上的,我作为他的第一读者,对一些文章的选题构思,来龙去脉,都比较了解。乘此机会,作点介绍,也许可以起到一些烘托作用。于是改口说,佛头着粪不行,狗尾续貂可以,来篇读后感罢。
书如其名,“夜班甘苦录”的一组九篇文章正是这本书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日报》夜班编辑部,在全国新闻界咸有口碑。在总编辑的直接领导下，他们对国内国际一些重大新闻的独到而精心的处理,他们设计和制作的那些精彩的版面和标题,不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轰动效应,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冲破了某些长年以来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陈规戒律,作出了示范性的创造,成为新闻改革的典型个案。贾安坤在这个夜班编辑部干了五年半:他于1985年冬受陈念云总编辑的委派,以总编辑助理之职,先是做著名报人、副总编辑陆炳麟的助手,在陆退岗以后就全面主持夜班编辑部工作,直到1991年5月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再做夜班为止。编辑工作从来就是为人作嫁,往往湮没无闻,因此,用文字把这个夜班编辑部的足迹留下来,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而在这个战斗集体的奠基人陆炳麟先生仙逝之后,贾兄就更是义不容辞的了。不过这些文章的产生却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1995年夏天的有一个晚上,我们平平常常地通电话神聊。贾兄忽然不无遗憾地讲起不久前有一家新闻期刊约他写一篇文章,他写了四千字,登出来时却只有一页,具体的事例全被删光,只剩下几条干巴巴的观点。我问写的是什么事情。他说是写”六•四”事件以后江泽民、李鹏、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的新闻版面的处理。我与贾兄相交既久,对他在夜班工作中所遭遇的重大事件,大多耳熟能详,马上意识到这家兄弟刊物是拾到了一个好题目,但却不识货,买椟还珠,把到手的鸭子放飞了。我说,删掉了不要紧,我们可以给你恢复起来,还可以更加放开来写,人家给你一页,我给你三页。贾兄一听来劲了:这样的事我可以写好多呢!我说,不错，我知道有好多;那就请你写好多篇,索性开一个你个人的专栏,叫做……“夜班甘苦录”，每期一篇,你看可好？贾兄表示赞成。当下在电话里议了几个题目。说到对文章的具体要求,我说别无他求,只有一条:”原汁原汤”,新闻事件过程和反映新闻事件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要交代清楚。还可以把当时的有关版面制成图片与文章配发,以使读者更加明白。贾说,正合我意。于是说干就干,贾安坤挂牌的”夜班甘苦录”在下一期刊物上就宣告开张。以后随写随发,从未脱期。编辑和作者之间配合默契到这种程度,那实在是十分愉快的事情。连载了两三篇,反应就来了。朋友之间的赞美之词,或许带有捧场性质,可以不提。只说本刊1995年底搞了一次读者问卷调查,在“你最喜爱的栏目”项(只填一个)下,居然有若干读者填写了“夜班甘苦录”。要知道,“夜班甘苦录”当时还只开了四期,而本刊的有些栏目已开了六七年甚至十年以上。还有些读者在附言中专门写了对这个专栏的意见。四川成都的读者李龙写道:“‘夜班甘苦录’对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对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很有启迪。”浙江镇海的读者高海龙则发表了这样的感想：“夜班甘苦录”介绍了一些新闻报道的前因后果，从而“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一篇好的新闻报道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在我看来，贾兄的这些文章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些事实：第一,新闻编辑工作绝不是无所作为的文字匠、版面匠,而是一项极其富有创造性的智力运动,编辑之于版面,等于导演之于戏剧,指挥之于乐曲,设计师之于建筑物,他的主观状态及其客观的发挥,对于新闻效果起着十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对新闻编辑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一个优秀的新闻编辑绝不仅仅限于较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他首先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善于从宏观的形势背景中对具体新闻事实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及时的反应；此外,不畏风险的胆略,说干就干的果断,只争朝夕的效率,直至对新闻工作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无比热爱的激情,都是应当具备的。第三,一件客观的新闻事实从发生到变成新闻作品,到登上报纸向公众传播,其间不仅渗透了记者或作者的主观性,而且渗透了编辑的主观性。贾文用不同事例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新闻编辑怎样从主观认识到进行客观操作的全过程,等于回答了人们一系列的“编辑工作怎么办”。最后,上述种种,又都是通过“原汁原汤”地回顾和展示当时的事实经过体现出来的,有思想,有情节,有做法,有感情,把报纸夜班编辑的种种甘苦,兜底和盘托出,不仅生动可读,而且具体可学。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不是这样写法,比方说写怎么处理江泽民、李鹏、邓小平会见美总统特使的新闻的文章,为了说明将新闻性和政治原则性有机结合起来,先讲什么是政治原则性,再讲什么是新闻性,然后讲怎样将两者结合起来,一二三四,斐然成章,而把处理会见新闻的过程概念化,分别纳入文章的体系下面,这样的文章也许也可以发表,但肯定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写法的阅读效果。新闻学,特别是有关新闻采写编的科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光研究一些原则是不行的。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是哲学家的眼光;对新闻家来说,更重要的倒是不要放跑或闷杀了这只活生生的“羊”。这就是我同那位不知名的兄弟刊物的编辑在处理贾安坤文章中的基本区别。
《解放日报》夜班编辑部的事儿那么多，为什么只写了九篇？贾兄写的是个人体会。这个编辑部里人才辈出，仅在贾安坤主持工作期间，就还有金福安、陈振平等名将，他们都有精彩的表现和创造，这些应当由他们自己来写。譬如1991年1月《解放日报》对海湾战争新闻的处理,曾经赢得全国新闻界的赞誉,而当时贾兄正在深圳出差,未及亲逢其盛；对这件事,已有陈振平兄在《新闻记者》上发表了与“贾氏九篇”有类似风格的文章予以记述。还有1989年1月《解放日报》把布什当选美国总统的新闻登上头版头条，也是新闻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贾兄也曾参与其事,新闻稿便是他向《人民日报》国际部特约来的，但当时担任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氏已在发表于《新闻记者》上的一篇文章中详细回顾了此事的全过程，贾兄就觉得不必再写了。此外,老实说，有不少事现在还不便写。夜班编辑部的工作确实带有相当的机密性或曰隐私性。虽说昨日之新闻在今日已成历史,但只要昨日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今日还是鲜活的存在,那么重提昨日历史这件事情本身在今日仍然会成为一件新闻,产生新闻通常会产生的现实影响。贾兄与我还曾拟过一些选题,都出于上述考虑,难以落笔。有的甚至已经草拟成篇,经过慎重推敲,最后还是打入了冷宫。这些事情，到将来,也许会有“现在可以说了”的一天,也许永远不会再有,这并不奇怪,我们祖先留下的这部历史,本来也就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小小一角。
但是,如果把“贾氏九篇”仅仅当作单纯的回忆录来对待,那就错了。作者的着眼点,还在于通过回顾自己的夜班编辑实践,阐发自己的新闻观。通读这九篇文章不难看到其中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要求新闻工作应当按新闻规律办事，而新闻规律的核心则是满足受众需要。贾安坤把受众欲知而未知的程度作为衡量一条新闻的价值的重要标准。把受众最想知道而尚未知道的新闻内容在版面上加以突出处理,是他编辑新闻的一条重要原则。他调动各种编辑手段处理新闻，或是把一篇长新闻拆成几篇，或是“越俎代庖”，亲自动手改写写得不成功的新闻稿件，或是不厌其烦地指导记者采写“动起来”的、“有色彩”的新闻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引起受众的注意和接受兴趣，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他并不否认并且确实在工作中也遇到新闻报道在受众需要与政治需要、工作需要之间发生矛盾,但他既不是消极地采取鸵鸟政策，也不是顾此失彼，片面地抓了一方丢了另一方，而是运用编辑手段巧妙地使两者实现最大限度的平衡和结合。甚至对某些绝对不可能泄漏“天机”的重大政治动向，他也要通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版面语言向受众“打个招呼”。贾安坤的这种新闻观，我以为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新闻改革和进步的潮流的。我国新闻媒介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实质上属于组织传播工具，新闻传播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用组织传播的手段，这种方式或手段是同为了进行阶级斗争或计划经济活动而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随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的完成和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开展，新闻媒介终于被明确承认属于大众传播媒介，过去实行的那些组织传播手段不仅同新闻媒介的大众传媒的性质不相称，而且也越来越不适应由于发展市场经济而发生着深刻变化的我国现实社会，因此，改革是势在必行的。组织传播遵循的是“组织本位”，大众传播则遵循“受众本位”，从“组织本位”转移到“受众本位”上来，正是新闻改革从观念上到操作上都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这里并不存在“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孰优孰劣的问题，“组织传播”作为与“大众传播”并行的传播方式，在社会运动中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回顾十多年来的新闻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受众需要正是推动改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哪一家报纸尊重受众需要，研究受众需要，努力贴近受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就受到受众的欢迎，就兴旺发达，生气蓬勃，哪一家报纸漠视受众需要，受众就不买它的帐，就会陷于日益萎缩的困境，这类事实难道还少吗？所以，贾安坤新闻观的形成决非偶然。观念更新与新闻改革实践是互相促进的。思想推动改革,改革锤炼思想。《解放日报》这十多年来始终居于全国新闻改革的前沿，同作为报纸编辑部领导班子一员和夜班编辑部负责人的贾安坤的新闻观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互动关系，就是说，《解放日报》的改革实践促成了贾安坤的新闻观的形成，而贾安坤在科学的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实践又为《解放日报》的改革作出了个人应有的一份贡献。
本书中另外的文章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论文,反映了贾安坤对新闻理论研究的深度,代表作是关于“新闻价值”的三篇论文。贾兄常说自己是学法律的，没有系统学过新闻学，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学问。这前半句话是不错的，本书中有一篇专论“新闻官司”举证责任的论文，就显示了他在法学方面的功底，但后半句话则与事实不符。就说新闻价值问题，在八十年代前期在新闻学界曾开展过热烈的研讨。在1988年初出版的《上海社会科学》一书中有“新闻学”的综述，记得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徐培汀教授的手笔，徐氏在文中列举了关于新闻价值问题讨论一共有五种不同意见。把贾文同徐文对照，就发现贾氏在文中阐述的新闻价值定义是徐文所没有涉及的第六种意见，这并非徐氏疏漏，因为他至少在一年前就写完此文，那时贾文尚未发表。这似可说明贾安坤在新闻价值问题上确实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作者写道:“新闻价值是由受众的利害得失相联的新闻题材决定的;这种题材同受众的利害得失联系得越紧密,由此产生和构成的新闻作品引起的社会共鸣程度就越大,它的新闻价值就越高。”这里不可能来对新闻价值问题讨论的各种意见作全面的比较,但至少可以说,渗透于“新闻价值三论”中的坚持从客观的受众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属于主观意识范畴的新闻价值的这种方法,我以为就比那种在这个“性”那个“性”中间兜圈子的“定义”要实在得多。受众者，群众也。群众利益高于一切。新闻宣传的根本任务就是动员人民群众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一件新闻事实，越是同群众利益关系密切，当然就越是应当让群众知道，而群众也越是迫切需要知道。这种对“新闻价值”和“受众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足以同某些报刊打着“读者需要”的幌子专搞对低级趣味一套的行径划清界限，也有助于澄清由于这类情况的出现而把“读者需要”视为洪水猛兽的误解。
另一类是评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贾安坤从1993年8月起出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后写的一些短文,反映了他居于领导岗位上对新闻改革和发展的某些全局性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其中不可不提的是《兼并提高报刊质量的新举措》一文。那时,我极力怂恿他在本刊开一个专栏,专门就当前新闻界一些动向性问题进行评论,他同意了。于是，我们不时要议论一番，议出题目，就由他执笔来写，有时他实在没有空，也有由我执笔的。1994年春，他告诉我，新闻出版署于友先署长到上海，在一次会面中就如何实现报刊发展从规模数量的增长向质量效益的提高的转移有所垂询，他一口气说了五点，其中有一点就是实行兼并，由大报兼并那些办不好的小报小刊，以提高后者的质量。于署长很感兴趣。到了4月,新民晚报社与上海市体委协商,将原由后者主办的《体育导报》和《围棋》改由新民晚报主办，改名《新民体育报》和《新民围棋》继续出版。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兼并。贾作为政府主管机关的领导，始终参与其事。我作为新闻业务刊物的编辑，也一直注视着这件新鲜事的发展和结果。5月的一天，贾与我在社科院开完会，一起步行回新闻出版局。贾告诉我“体育报”的事已经办妥。我觉得刊物上理应反映此事，但又感到仅仅报道两家协商过程没有多少文章可做，有的情况则不便写。贾说，我来给你写篇评论吧。一边走路，一边就归纳出大报兼并小报的四项优势条件。我回家吃完晚饭，贾安坤一个电话过来说文章已经写好。我不禁连称好快手，佩服佩服。后来，我见到新闻出版署的一位领导，署领导也提到兼并有种种好处，有利于提高报刊质量，我们是支持的。现在看来，最早提出报刊兼并的思想的也许正是贾安坤，而他这篇评论则确实是公开出版物上第一篇论证报刊兼并的文章。
在本书出版之时，贾兄已届花甲之年。到时侯，按照制度，他将从如今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秘书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但是我相信他那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头脑是永远不会退休的。也许，在摆脱了日常冗务以后，他有可能对新闻工作的有关问题作一些更系统更深入的回顾和探讨。作家萧乾有言：“人生自离退休开始。”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他的人生历程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但又何尝不是意味着某种新的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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