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新闻法讲座之十六
四说新闻记者采访权
魏永征
    今年初有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通海大地震三十年后解密》的文章。通海是云南省的一个县，1970年1月5日发生7.7级大地震，死亡15621人，许多村落夷为平地，损失惨重。但是当时的《云南日报》只发表了一条轻描淡写的消息，说是在昆明以南发生了一次地震，“广大革命群众豪迈地说，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连地震的具体方位都隐匿不提，至于人民伤亡财产损失更是讳莫如深。直至三十年后，当地举行地震30周年祭，方才在新闻中公开披露。文章最后说，“可以告慰死者的是，历史将不会再有惊人的相似了。”是的，历史不会重演。1997年颁布的《防震减灾法》已经明文规定，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告震情和灾情。今天如果什么地方发生地震，再要封锁消息，那就是违法行为。
    我们说记者的采访权是为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在信息已经公开的场合下是一种“消极权利”，就是说，公民可以自由地获知所需要的信息，记者也可以自由地采集和访谈，获取新闻材料，通过新闻传播让更多的人知悉，国家、社会和他人只是承担了不予非法干预、妨碍的义务。但是，在许多场合下，知情权又是一种“积极权利”。有关信息本来是应当公开的，应当让公众知悉的，但是现在它被控制在特定单位或人士的手里，知情权必须借助特定单位或人士的积极行为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特定单位或人士负有公开信息的义务，记者对于这些特定单位或人士就享有通过采访获取信息进行报道的权利。我们说的知情权主要是指广大公民知悉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所以承担公开信息义务的，主要就是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前已述及，公民知情权是从言论自由发现的一项“潜在”的权利。多数国家并没有在宪法或法律中写上知情权这个概念。对知情权的规定，除了国际人权法在规定表达自由时特别说明包括了寻求、接受、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外，主要是通过对于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机构公开有关信息的义务性规范的方式来体现的。由此又产生了信息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的概念。我们现在知道的最早直接就国家信息公开作出规定的法律，是制定于19世纪初、后经多次修改的作为瑞典宪法一部分的瑞典《出版自由法》，其中第二章标题即为“正式文件的公开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许多国家都相继制定了信息公开法，有的则在行政法里规定了有关事项公开的条款。信息公开，一般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机构拥有的文件、资料、公开举行的会议记录以及其他有关公共信息应当定期公布，任何公民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向有关机构要求查阅、索取它所控制的信息资料，有关机构必须提供。信息公开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对秘密和公开信息作出明确的界定，属于国家、法人和私人秘密的信息，当然不许公开，如美国《信息自由法》有关不属于公开范围（豁免披露）的信息就有9项之多。信息公开法还有一项重要制度是对公民索取信息资料的程序作出规定，并赋予公民申诉和起诉的权利。比如：有关机构在得到公民索取信息请求后必须在若干时日内提供或答覆；如果不能提供必须说明原因并允许公民申诉；公民在请求不能满足时有权向法院起诉而有关机构则对不能提供的理由负举证责任。信息公开法既然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当然也就是对记者采访报道权的保障。在有的国家，就曾多次发生过新闻记者因为不能从有关机构得到资料而向法院起诉的讼案，法院可以判令有关机构必须提供相关信息资料，当然也有法院认为记者无理而驳回起诉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公民知情权的法源要比有些国家充足得多。有的国家在宪法里只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样二三个词，就从中推演出有关知情权的长篇大论，制定出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关于公民权利，不仅规定了言论出版自由，而且特别规定了许多国家宪法里没有的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建议权。管理、监督、批评、建议，前提当然是必须了解有关情况。知情权无疑是以上任何一项权利的潜在权利。所以中共十三大提出“重大的事情让人民知道”，是有充分宪法依据的。
    我国至今还没有全面规定公共信息公开的法律，今年全国人大还有代表提议制定这样的法律（《中华新闻报》3月10日）。不过在我国现行的一些单行法律中，已经有若干关于重大信息公开的规定，例如：
    关于国家事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开举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章公开（《行政处罚法》《立法法》），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的诉讼案件审判公开（《宪法》和三个诉讼法），公务员、法官、检察官、警官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公务员暂行条例》《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这也意味着有关事务的公开，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还大力倡导政务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等等，并为此颁发了若干规范性文件。
    关于社会公共信息有：统计机构要定期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资料（《统计法》），环保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环境保护法》），城市政府应当公布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法》），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应当及时发布（《气象法》），疫情应当及时如实通报和公布（《传染病防治法》），地震震情和灾情应当公布（《防震减灾法》），汛情应当及时发布（《防汛条例》），国家对产品质量抽查的结果应当公布（《产品质量法》），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重大信息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公布（《公司法》、《证券法》），等等。
    关于涉及公民合法权益的信息，最主要的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享有获得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知识的权利。
    以上列举的这些关于信息公开的规定，当然不能说已经很丰富、很全面了，据统计，政府部门掌握着社会信息资源的80％，大多数还没有就应予公开还是不公开作出法律上的界定，我们有理由期待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将会制定更多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这类规定，应该认为就是对公民知情权的规定，也就是对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权的规定。新闻记者向有关部门了解法定信息公开范围的情况，有关部门一般不得拒绝。
 

信息公开必须有序，无序行为只会造成混乱。在以上法律规定中，有的已经制定了配套的法规、规定，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例如关于审判公开，最高法院就发布了《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和《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要求法庭以及旁听的公民和新闻记者遵守。再如关于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重大信息的发布，国务院和有关监管部门也制定了相应行政法规、规章，对信息披露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违者将受到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建立信息公开的秩序，一是为了平衡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公民的知情权，比如为了保障审判的顺利进行，所有旁听者当然必须严格遵守法庭秩序；二是为了平衡不同公民的知情权，比如证券市场不仅要公开，而且要公平、公正，信息披露规则是要使所有的投资者能够公平地获知有关信息，保障交易公正。新闻记者只有遵守这些制度，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采访权。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新闻记者，在需要了解有关信息时，即使法律已有明文规定，但是往往没有明显的权利感，有时甚至还会遭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并且难以排除，这是什么缘故呢？在我看来主要是两条。
    一是观念问题。在传统观念里，法律是约束老百姓的，而不是约束管理者的。所以上述有关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义务性规范，在这些部门和人士的观念里却不认为是义务，而在相对的权利人的观念里也不认为是权利。最典型的是公开审判制度，早在我国1954年《宪法》就已经有明文规定，但是长期来新闻媒介和记者却被告知诉讼案件必须终审判决以后方许报道，直至1998年最高法院院长要求把公开审判落到实处，提出允许新闻媒介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进行报道，人们这才“发现”在公开审判的法律规定中蕴含着的新闻媒介和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可能也是出于观念上的原因，有的部门“习惯地”会把本应自己承担的义务变为针对他人的禁令，比如《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但有关部门在阐述这一法条时并未就此作出可操作的承诺，却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报道未经公布的疫情。由此可见，光有法律条文还不行，权利方、义务方，都要以正确的观念用法、执法，法律才有权威。
    二是制度问题。信息公开作为知情权的规定，其权利主体是公民（包括记者），但是现在权利人在自己这一权利不能实现时却无能为力。就是说，如果有关义务主体拒不履行义务，不提供有关信息，我们除了说他们“违法”之外，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知情权和采访权，要求他们履行提供信息的义务。法律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成为实际享有的权利和实际履行的义务。这里的关键是，当权利遇到阻碍时，要有一定的救济途径。我认为按照现行法制，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程序纳入信息公开制度似乎是可行的。这就是修改现行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或者在相应的行政法里规定，凡是法律已经规定有关部门应当提供相关信息而拒绝提供的，公民（包括记者）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请求上级复议部门裁定或者法院判令该部门提供这一信息。法谚有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只有知情权和采访权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请求法律救济时，这一权利才可以认为是一项真正的权利。

《新闻三昧》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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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征 黄挽澜

由于司法解释规定了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构成侵害名誉权，所以认定新闻是否失实往往

是"新闻官司"的争议焦点。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诉称新闻侵权，就有责任证明新闻失实，而作为被告的新闻媒介辩称新闻没有侵权，就有责任证明新闻属实。这在通常情况下问题不大。而当既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新闻属实、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新闻失实时，问题就来了：法院应当以不能证明新闻属实而判决新闻侵权呢，还是应当以不能证明新闻失实而判决新闻不构成侵权？许多案件是按前一思路判决的：被告的报道"没有证据证实"，构成侵权。这对于新闻媒介就很不利。而不久前的一起"新闻官司"判决，却作出了新的尝试，一篇批评报道关键内容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证实，但法院还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1998年1月13日，光明日报社主办的《生活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绕远道收红包 这辆救护车胆儿不小 急救中心负责人表示要严查此事》的批评报道。报道内容是一位江姓读者的投诉：1997年12月26日凌晨3时许，江某与其妻子突发急病，打电话向急救中心求救。急救车到达后，根据随车医生的意愿，驶往较远的北方医院。在医生的暗示下，江某送给他500元钱。抵达医院后，急救医生又收了20元车费和100元出诊费，开具发票后离去。江某表示"心存愤慨"，批评这位医生舍近求远将病人从市内拉到远在西三环以外的郊区医院，收取病人钱物更是违背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急救中心某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院方非常重视并已开始调查，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同年1月27日，《生活时报》又刊发后续报道，引用了急救中心一位李姓女士的话，违规医生已被停职检查，急救中心将认真对待病家投诉云云。

时隔数月，两篇报道中提及的医生，因"找寻投诉者未果"，"报社又拒绝道歉"，将光明日报社告上了法庭。医生诉称，舍近求远是出于病人的意愿，而收受红包之事，根本不存在。自己不仅名誉受损，还被单位责令停职检查并扣发工资，故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被告辩称，两文系本报记者根据患者的投诉，并采访了急救中心负责人后撰写，文中所述为客观事实，没有侵犯原告的名誉权。

本案经北京朝阳区法院公开审理后认定，被告两篇报道中关于"绕远道"的内容基本属实，"受红包"问题系江某提供，报道客观叙述了江某投诉的内容，该事实由提供新闻材料者负责。但被告仅凭患者投诉，在内容有待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即于报道是欠稳妥的，应于批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文中关于"绕远道"的内容属实，至于"收红包"问题，报道虽然提到要继续调查此事，但在未查实的情况下即予报道且措辞肯定是不妥的，应予严肃批评。《生活时报》根据患者投诉进行报道，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且并未指出上诉人的名字，故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害。至于上诉人单位因其"收红包"问题研究将其辞退一事应在查实后进行较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关键即在医生到底有没有拿这500元。这是一件典型的无可对证的事项，除非病家当场有心留下证据，在事后显然无法证明付过500元，而医生要证明自己没有拿过500元那就更为困难。

按照通常做法，法院一般就会以新闻事实没有足够证据证实为由判决新闻媒介侵权成立。但这样做是有问题的：首先，"新闻官司"是确认新闻侵权之诉，证明新闻失实是本证，原告有举证之责；证明新闻真实只是反证，应由被告举证。在双方都未能履行举证责任情况下，仅仅以反证不足就判决侵权成立，是将举证责任片面地倒置在被告方面了，于法无据。第二，没有证据证实和失实是两个概念，不能证明"真"就为"假"，于理不合。现在法院并没有因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新闻属实就判决侵权，这是突破了以往审理"新闻官司"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卸下了新闻媒介的一个负担，其意义是深远的。

不过过去那样判法也有一定道理。法律的原则是，不能肯定，就应否定。新闻说一个人有不道德、违法的行为，却没有证据支持，现在本人提出否认，如果判决不予支持，岂不是等于肯定了没有证据的事实？本案法院考虑到这个矛盾，所以在判决中如实指出红包一事并未查实，对新闻媒介没有进一步核实即予报道的做法给以批评，并指出医生所在单位应当查实后方可对医生作出处理，从而坚持了实事求是，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冤屈。

这个判决并不意味着减轻了新闻媒介对于新闻事实的核实责任。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新闻是如实报道了当事人对于亲身经历的投诉，而投诉所涉及的事实又确实是无法证实或证否的。如果是他人转述或者简直是道听途说，或者对方举出可靠证据证明新闻失实，新闻媒介就不能免除责任。此外，本案新闻媒介要是在报道投诉的同时平衡地报道医生的否认意见，不作肯定性报道，把争议提请公断，那么这场官司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刊《中华新闻报》200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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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网民突破千万大关，如何健全网上规范正在成为热门话题。达到一定资格的网民多少几乎都有受到侵扰的经历。如果说，你正在BBS兴致勃勃地讨论某个话题，突然飞来一条不堪入目的骂人帖子，还可以皱着眉头让管理人员删除；你精心制作的homepage，正在自得其乐，却不知被谁贴上一幅怪物，你自认晦气之后还可以改回来；那么，一旦你的邮箱被电子邮件炸弹炸得粉碎，你保存的亲友信件片言不留，那损失就几乎是无可补偿了。

有人说，这类事，是没法子的，就好比你走在人行道上，从高空飞来一口浓痰，极其可恶，然而极其无奈。据说：上网是自由的，自由得你想说什么干什么都成；上网是隐蔽的，隐蔽得你干什么坏事都可以不被发现。这似乎说得绝对了。就说眼下，在网上传播反动、色情的内容，诽谤他人，剽窃他人作品，还有虚构或者篡改信息进行诈骗、盗窃，等等行为，为此而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至刑事责任的个案，都有发生，不必列举。可见虚拟世界并不虚拟，它仍然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仍然要遵守现实社会的规范。当然网络传播有其特点，还有现行法律管不到的空白，我们还需要制订更完整的切合网络传播特点的法律法规。但是对于任何一种社会行为，法律都不是唯一的、万能的规范，最健全的法制也会留有很大的空间。法律是他律的规范，我们还要有道德这种自律的规范。上海现在高楼林立，为什么并没有浓痰乱飞呢？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懂得自尊、自爱，知道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是可耻的，所以会自己约束自己。当然自律也是要倡导的。这几年倡导"七不"规范，对于改善我们这个城市的环境就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也要建立网上的自律规范，提倡"网德"。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的，道德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法律以约束为主，道德以教化为主，法律只是禁止和制裁不法行为，道德则要提倡有益的高尚的行为，法律惩罚的是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道德还可以实现人的内心的净化和升华。我们不要低估了道德和自律的作用，岂不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悦服）。

当前大洋对面的那个国家被黑客弄得相当狼狈，这更助长了某种"网络忧郁症"。据说，黑客大多出少年，黑客都是网上高手，黑客主要是出于人的攻击性本能，黑客是很难抓到的，等等，照这样说法，人类文明总有一天要被自己创造的文明毁掉。我们应当从社会的大背景来研究黑客现象。因特网是在美国这个片面地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支配下的社会里、在几乎是无组织的自由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十年功夫，那里因特网的技术突飞猛进，而管理规范发展缓慢，两者犹如龟兔赛跑，比方说网上色情内容要不要禁止就是长期争论不休，认为禁止色情就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意见还占了上风，制订了法律，克林顿签了字，还是遭到否决。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状态显然至少是对今天的黑客猖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黑客起初只是寻求刺激、炫耀技能的恶作剧，至今发展为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管理和教育不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那里的有识之士也在呼吁加强网上道德教育，亡羊补牢，时犹未晚。我们要借鉴他国的教训。在东方，在中国，价值观的特征是个人同社会协调，自由与责任的统一，趁着因特网建设还在起步之际，同步倡导网上道德规范，应该可以取得更为理想的成效。

网络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享用者自身理应具备高度的文明素质。只要以文明素质来享用文明成果，明天会更文明。

刊《解放日报》200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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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上半年，文坛官司迭起，一类是著作权纠纷，另一类是名誉权纠纷。后一类，往往始于对小说、诗歌、论著甚至画图的争论，一言不合，一举而上公堂，而且法院还居然进行了审判和判决。文化界表示不以为然者不少。他们说：这对于文坛初步形成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有负面影响，作家的作品受批评了就诉之法律，谁还敢做文学批评1 ？有人比方说，一个人说一幅画很美，另一个人说一点也不美，谁说得对？请法律来裁判吧2 。 还有人写道：仰仗法律的权威、借助律师的善辩，是否也透露出当事人内心的不自信3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炒作”4 。

    本文谨通过分析一些个案作一简评。

    在大众传播媒介上传播的内容可分为事实和意见两类。新闻报道事实，评论表达意见。宣扬了虚假事实，损害了他人名誉，是为诽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原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掌握。那么意见呢？意见不当难道也会发生诽谤吗？事实是客观的，意见是主观的。事实只有一个，而意见往往众说纷纭。确认事实是否真实相对说来还比较简单，而衡量意见是否正确有时则要经过长期的检验。对于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人、事、物，在公众中意见发生差异以至对立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也是正常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文学艺术作品，由于观点上、审美标准上、个人情趣爱好上的种种差异，意见发生争议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如果把反对的、批评的、否定性的意见笼统说成是对于作者的诽谤，那么显然确实会造成由法律来判断一幅画美不美那样的笑话。

    在外国诽谤法中，对于这个问题是以“公正评论抗辩”来解决的。“公正评论”和“真实”、“特许权”是新闻媒介面对诽谤指控的三大抗辩理由之一5 。“公正评论”的前提是承认公众对于社会公共事务，对于一切进入公共领域的事物，包括文化艺术作品、科学成果以及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等，应有自由评论的权利。“公正评论”要求在诽谤诉讼中，应当把事实同意见严格区分开来，对于那些针对可靠的事实根据所发表的意见，即使被认为是片面的、偏激的、夸张的甚至具有诽谤性的，也不应追究法律上的责任。适用“公正评论”的言论还必须没有恶意，所评论的事项必须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众人物”有关等。西方学术界认为，“公正评论”的原则体现了在舆论和公民名誉之间，应对与社会公益有关的评论予以优先的保护。在国际诽谤法中，如果说真实抗辩是规范言论中事实的真实性的，那么公正评论抗辩就是规范言论中意见的合法性的。

    我国名誉权法没有明文规定“公正评论”的原则。不过在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对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规定了两种情况构成侵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既是对新闻批评的规范，也是对评论的规范。按此，评论只要是有真实的事实依据的，不侮辱他人的，就同侵害名誉权没有关系。在这两条界限之内，即使发表的评论观点有失偏颇、偏激，甚至错误，都不应当承担侵害名誉权的法律责任。相反如果评论的观点倒是正确的，但却有损害当事人的虚假事实陈述或有侮辱性语句，则将被认为构成侵权。这个原则的实质是要把评论的侵权和评论观点的不当甚至错误严格区分开来，名誉权法只解决侵权问题，而不过问观点的是非、趣味感情的好恶这一类问题。评论观点的分歧不应当由法律来裁判，不应当成为提起侵权诉讼的理由。这同国际“公正评论”原则是接近的。

    试以今年年初判决的一起“画评官司”为例：画家甲撰文，“针对有人利用美术作品形式含沙射影地向政府发难”的现象提出批评，另一位画家乙撰文对甲的文章进行商榷，认为按照甲文的引伸,“没有一个画家的作品能经得起作者提供的那种引申方法的考验”，“确实有问题的应该进行批评，但决不应该无限上纲”。甲向法院起诉乙侵害其名誉权。起诉依据是乙文中一段话：我“不会由于作者（指甲）画了因经济丑闻而下台的日本前内阁大臣的肖像，而指责作者歌颂外国资产阶级败类，只是觉得他为了几千美金而忘掉自己共产党员身份，心有惋惜而已”。甲称，他确曾画过一位日本内阁人物的画像，但不是因经济丑闻下台的前大臣，而是当时在位的日本内阁首相竹下登。那是竹下应邀来华访问，经外交部安排而去画的。说我收了几千美金，纯属造谣。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判决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6 。

    本案看起来是画评引起的官司，但是其实已同画评没有关系。甲评论一些画有问题，乙不赞成，评论甲的评论是无限上纲，这是正常的讨论，不能说我说了画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你说我的意见不对就是侵害我的名誉权。甲不同意乙的意见，可以再写评论。其他人也可以参加讨论。甲乙两人的观点是非曲直不应由法律裁判。本案法律要判断的仅仅是乙所说的甲为了几千美金去画外国的下台政客这件事实是否属实，因为此事关系甲的社会评价，现在查明事实既然有误，侵权当然成立。

    另一种情况，评论虽然不涉及事实问题，但却使用辱骂、诋毁、嘲弄等语句侮辱了对方的人格。我国名誉权法把侮辱与诽谤并列为侵害名誉权的两种不同方式，英美诽谤法则把我们认为的侮辱性语句作为认定具有恶意（malice）的根据之一。南京诗人安某，对广东诗词学会举办的“李杜杯诗词大赛”不满，撰文指责获奖作品有悖于党中央一再号召文艺作品要弘扬主旋律的方针政策。广东诗词学会在其主办的期刊《当代诗词》设“犁庭扫穴”专栏，刊登反驳文章数十篇。除澄清诗词大赛获奖作品并非如安某所说的那么消极阴暗外，还指名道姓指斥安某：“其人不过诗界一混混，其文不过左家一棍棍而已哉！”“用心之卑鄙，手段之恶劣，比之姚文元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很象过去运动中的跳梁小丑”，“自我剥光，跳将出来了”，等等。安诉至法院，一审判决侵权成立7 。本案同样也已经不是关于如何评论诗词作品的问题，不过涉讼评论也不属有什么虚假的事实陈述，而是以赤裸裸的辱骂语言损害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作品有优有劣，评论有对有错，即或把作品或评论说的一无是处，还是属于“公正评论”界限之内，法律决不干预。但法律要干预骂人，骂人是违法的。争论可以，骂人不行。

作品之于作者的声誉，当然关系重大。一部备受赞扬的作品可以使作者声誉鹊起，而作品受到严厉的批评谴责也会使作者一蹶不振。但是作品同作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作品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要接受公众的检验。虽然各人见仁见智，好恶殊异，评价不一，但是作品是公开的，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从总体上来说，在自由讨论的条件下，公众看法终将趋向于同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所以事实受到歪曲和人格遭到贬低需要法律的救济，而意见不一主要是通过讨论来求取真知共识。一般说来，有关作品的评论如果只是限于对作品本身的意见，都不应涉及名誉权问题。前几年有作家方义华名誉权案，有评论说方的作品“大都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缺少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而显得粗糙、平淡、浅薄”，方诉称侵权，为法院驳回8 。去年又有某作者为他的为方伯谦翻案的著作受到批评而发生名誉权案。方伯谦是中日甲午海战中清海军将领，临阵脱逃，被清廷处死，该作者著书考证这是冤案，称方实为我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有人撰文认为这本书史料不足，论证有误，乃“伪劣之作”。为此涉讼9 。方伯谦是个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当然可以讨论。既然为他翻案，就允许别人评论。论者就他所指出的史料和论证方面的种种不当，提出“伪劣”二字，虽然有点刺眼，仍然属于针对一定事实所发表的意见，符合“公正评论”的规则。原作者如果不同意，尽可提出确凿的史料和严格的论证写文章加以反驳，打官司实在无谓。大约是经过权衡，原告后来主动撤诉。
    “公正评论抗辩”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是要把意见和事实区分开来，外国媒介法学者甚至把“公正评论抗辩”仅仅限于意见的陈述而不涉及事实的陈述的原则看作是诽谤法的基本特征10 。所以为了防止发生侵权问题，评论必须把所依据的事实交代清楚（众所周知的事实除外），意见要同事实分开表述，不致于使公众把意见误解为事实，在意见中不应当夹杂其他事实，等等。前述“画评官司”在评论中节外生枝涉及其他事实的情况一般尚可注意避免，而下面这起“小说官司”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作者所始料而不及。
    这就是颇有影响的评论《马桥词典》引发的名誉权案。《马桥词典》是一部词典体裁的小说，发表后在文坛颇有好评。但又有评论者以外国也有作家写过词典体裁的小说为由批评《马桥词典》是一部“粗陋的模仿之作”，断言“它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几天后，第二个评论者将《马桥词典》列入“剽窃外国作品公案”，而第三个评论者则称《马桥词典》是“抄袭”。《马桥词典》作者韩少功诉至法院。此案在文学界有许多人认为这是法律干预文学，本文开头所引有些议论，即就本案而发。但案经两审，原告全面胜诉。
    似乎是为了回答有关责难，今年3月作出的终审判决写道：
    “关于一部作品‘完全照搬’另一部作品的判断，已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上的判断，而是对作品有无独创性所作的判断。按照著作权法的原则，‘完全照搬’即抄袭、剽窃，该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否定评价的。对于一个职业作者尤其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而言，其职业生命在于独立创作作品，抄袭、剽窃无疑是对职业道德和人格价值的否定，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的否定评价。”
    判决书指出，评论者断言《马桥词典》“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是一部抄袭、剽窃之作，但诉讼期间未能举证证明，因此这种评论缺乏事实根据。11 （6字请排黑体）
    由此可见，法院据以判决的，仍然不是文学评论中的不同意见，而是事实虚假。我们深信，第一位评论者决没有要编造《马桥词典》作者有剽窃抄袭行为的事实的意图，他只是要表述这样一种意见：你们都说《马桥词典》怎么怎么好，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外国人也写过类似的小说，云云，但是语言过于夸张，以至在旁人看来，成为一种关于事实的陈述。首先是后两位评论者，直截了当地把“完全照搬”引伸为剽窃、抄袭，证明在语意上两者确是一回事。接着又有十余位知名作家联名致函中国作协权益保障委员会，要求对《马桥词典》给予公正评审，就韩少功是否“抄袭”、“剽窃”、“完全照搬”的争执作出结论并公之于众，认为“这一事件已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而牵涉到作家正当权益”12 。至此，如果始作俑者不想公开收回那句引起严重误解的评语，那么诉请法律干预实在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主观上要陈述一种意见，客观上却成为陈述一种事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意见陈述的一种形式就是判断，而判断很容易同事实陈述相混淆。从夸张的意见到虚假的事实，这里有没有区分的界限呢？香港有人把fail comment 译作“诚实评论”，其含义是指“公正评论”评论者应该真心相信自己说出的意见是合理的，如果评论者自己也觉得在信口开河，那么就谈不上是公正评论了。英国的一个具有经典性的判词写道：“尽管他有很大的偏见，尽管他的主意很夸张和固执，一个普通人是否可能说出这样的指责（即被指控为诽谤的指责）呢？若果有此可能，无论他的指责是怎样错误、怎样偏颇，都仍然在法律容许的范围之内。”13 这就是说，按照普通人包括评论者本人的认识水平来衡量，某种意见虽然过于夸张，同实际有距离，但只要是正常认识的范围之内，就应当为法律所容许。例如根据《马桥词典》和《哈扎尔辞典》都采取词典体裁的事实，说这是“模仿”，虽然现在知道韩少功早在80年代初就用过词典形式写小说，说模仿也不符合事实，但这尚属普通人都可能具有的一种看法，所以仍然可以属于一种意见。现在说“完全照搬”，作为普通人至少要看到两部作品的情节、人物或语言有一部分相同之处，才会说出这样的意见，现在连这点根据也没有，这就超越了“公正评论”规则，成为一种虚假的事实陈述。
    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在夸张的然而尚属可以理解的意见同虚假的事实陈述之间，确实没有一条鲜明的界限。在英美诽谤法研究者中，关于一些语词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夸张地表述意见而不是叙述事实，一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14 。笔者以为，发生这类评论纠纷一般以采取从轻从宽原则为宜，即可以不打官司就不要打官司，可以不判侵权就不要判侵权。这有利于减少讼累，也有利于更好地通过讨论和争论解决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促进文艺繁荣。最近一家期刊社诉一家报社发表评论侵权，经非讼调解，达成庭外和解，是一大好事15 。从诉讼内容看，有关评论指责这家期刊“堕落”，还说：“这是什么玩意儿？打着中国作协主办的冠冕堂皇的旗号，冒充当代最权威的诗歌刊物，济济一堂的编者也大多有高级职称，但这不能阻止它办得越来越糟。”话是说得很难听。但是从“公正评论”的规则看，说一家期刊办得“糟”，走向“堕落”，表述的究竟是夸张的意见呢还是虚假的事实呢？是属于对作品的看法呢还是贬低了哪一个或哪一些人的人格呢？都很难确定。有人这样写道：“ 用‘堕落’一类的词攻击另一方受到起诉，如何判定呢？它怎么去验定一方并没有‘堕落’而另一方确实是诽谤呢？或者一方确有堕落的现象而不肯承认，法庭能怎么办呢？事情很难扯清楚。”16 不难想见，这起讼案几乎肯定将旷日持久，息讼言和实在是明智之举。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一、从已有的评论官司看，法律所干预的，只是侵权问题，并没有发生其实也不可能发生干预文学艺术的问题。
    二、我们主张文学艺术的自由评论，但任何自由都是有边界的，从名誉权法角度说，就是要遵守有可靠的事实依据和不侮辱他人这两条。
    三、我们的文学艺术评论要进一步规范化，要有更多严肃的、冷静的、说理的评论，“有话好好说”，力戒“轻薄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讼案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四、我们的作者对批评的承受力还要强化，只愿意听好话，几句坏话就受不了，就要打官司，这确实有一个自信心的问题。还要看到，即使涉及侵权问题，对簿公堂有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五、在评论自由（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项内容）和保护公民人格权之间，需要实现更好的平衡。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初稿里，有关于文学艺术作品评论的规定，定稿时删去了，负责起草者说，这是由于审判实践提供的经验还不够、理论上的成就也不够丰富，也就是说现在作出解释的条件还不成熟17 ，我们期待这方面的条件能够较快地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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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从理论界到实务界，都就此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本文旨在说明：舆论监督是一种没有强制力的“软监督”，对于各种具有权力性质的“硬监督”，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那么舆论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并不是它拥有什么有形的权力，而在于它在精神上、道义上的无形的影响。它没有任何强制作用，不能命令人们必须这样做、不许那样做，但是它却能够表达人心的向背，提供一定的价值观念、是非准则，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起到倡导和约束的效果。我们现在谈论舆论监督，通常是特指新闻舆论监督。人民的愿望、意志和情绪，人民的批评和建议，通过新闻媒介反映出来，形成舆论，就对党和政府起到了监督的作用。特别是批评报道，通过新闻媒介的曝光，引起公众的同声谴责，引导社会形成一种不利于所批评的现象的舆论氛围，促使当事人有所憬悟，自觉改正，或者提醒有关职能机关及时采取措施，或防患于未然，或亡羊而补牢，促使整个社会机制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舆论对党和政府的这种监督作用，受到宪法的保护，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利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以权利为保障的监督，与我国整个的监督体系中其他具有明显权力特征的监督形式，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监督体系中诸如党的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监督主体本身就是领导机关或者权力机关，其实施监督所具有的权限、范围和程序都由宪法和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监督的结果对于被监督者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无论被监督者是否愿意，都必须接受监督。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如果认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等与宪法、法律相抵触，都有权依法予以改变或撤消。它还有权对“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行监督，发现其中任职的有关人员工作不称职，亦有权予以罢免或撤消。同样，行政机关的监督也表现为上级政府有权改变和撤消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指示和规章，监督检查其工作人员贯彻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调查处理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等。这些“硬监督”，实质都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

    舆论监督则不然，它只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不具有权力的性质。至于各种新闻媒介，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广播，无论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报纸，无论机关报还是其他报纸，至少从法律的明文规定来看，都是属于事业法人类的民事主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与其他法人组织或公民地位平等，不存在任何支配被支配、管理被管理的关系，无权对他人发号施令，因此其实施监督的特征必然是协商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这种监督作用的关键，显然在于批评、建议本身的质量，即在选题上是否具有宏观性、针对性，在分析问题上是否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在所提意见和建议上是否具有建议性、可行性，决不是依靠言辞的尖锐和态度的激昂来解决问题，更没有对舆论监督对象进行惩罚的功能。

    各级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重视舆论监督，是由他们肩负的职责所决定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要经常甚至每天从新闻舆论中查看民情，了解社会动向，检验自己的政策和工作，以便及时提出坚持或者调整的措施，或者作出新的决策。对于新闻舆论曝光的具体的事和人，有关职能机关要及时予以调查处理。所以凡是一心想把事情办好的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必定是欢迎舆论监督的，因为舆论监督是他们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的有效途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新闻媒介可以向哪个党政机关发号施令，即使按照现行编制制度那些高级别的新闻单位对于低级别的党政机关也不存在这样的“号令”关系。虽然我们新闻媒介反映的舆论一般是真实的、客观的、理性的，但是任何党政机关也不可能对新闻舆论提出的问题来一个“照单全收”。对于舆论反映的问题不仅需要进行检验和梳理整合，而且在处理时也要分清轻重缓急，根据实际条件有步骤、有秩序地予以解决。至于处理具体的人，那就更要严格依法进行，实体要合法，程序也要合法，不可能新闻舆论说怎样就一定是怎样。

    当然我们新闻媒介隶属于不同等级党政机关的特点，使得新闻媒介曝光的问题，有时也就是领导上正要解决的问题，有的则是得到有关领导支持或批准甚至是在领导的指示下公开披露的，舆论监督在许多场合下，表现为党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延伸，看起来会给人造成一种新闻媒介直接解决问题的印象，但是实际上仍然是党委等领导部门或者主管部门在解决问题，新闻媒介不过是通过同步报道在舆论上予以促进推动而已。比如二十年前著名的“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经《工人日报》等报纸披露，制止了石油部某局一些人“把丧事当作喜事办”的企图，直接责任人被依法制裁，负有领导责任的首长也受到了处分，被认为是开创舆论监督先河的成功个案。但其实在报道前，有关中央领导人已经获悉有关情况，新闻媒介是在得到他们支持后才开展报道的，在报道后有关处理措施也都是按照中央部署有领导、有步骤、有程序地进行的，新闻媒介的作用并没有超出舆论影响的范围。所以不应当在功能上把机关报同它的领导机关等同起来。有的报纸想每刊登一条批评报道，就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必须给以回应，其实报社同有关职能机关并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有关职能机关并不负有必须回应新闻媒介批评报道的义务，所以是行不通的。

    至于受到新闻批评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他们依法负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义务，理应认真听取正确的舆论批评，努力改进工作，改正缺点错误。新闻舆论监督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极大的政治权威，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新闻批评具有强制力。新闻批评不等于组织决定，更不是判决书、裁定书，不具备权力监督的刚性特征即实质上的裁定和执行机能。党中央历来强调新闻批评应当是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应当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这就决定了新闻批评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应当乱下结论，乱扣帽子。即使所批评的问题相当严重，可能达到了违法犯罪的程度，新闻批评也无权下违法或者犯罪的结论，这类结论只能由有关主管机关来下，比如犯罪必须由法院依法判决。想要在新闻报道中宣布什么结论，这至少是干扰了有关主管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甚至会重演历史上发生过严重危害的“新闻审判”。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乱用结论性词语非但不可能收到积极效果，新闻媒介还可能为此而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有教训的。

同时还不能忽视了被批评者的申辩权。当事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指责应当有申辩的机会，这是现代社会
中公正和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新闻批评当事人行使申辩权有稿件发表前申辩和发表后申辩两种方式。党中央曾经规定过批评新闻发表前必须征询当事人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来这个范围缩小到特别重要的问题的批评稿。同时还规定新闻发表后被批评者有不同意见可以反批评，反批评也应当发表。现在发表后申辩已经成为法律规范，就是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的，当事人对于出版物中不真实、不公正内容可以行使更正权和答辩权。如果新闻中含有侵权内容，当事人还可以依法行使诉权。当然不能把被批评者正当行使申辩权说成是“拒绝”舆论监督而加以排斥。

新闻媒介为了开展舆论监督需要进行相应的采访调查，也不具有强制性。这类采访比采访先进人物和工作成绩要困难得多，有时会遭到冷遇，有时对方顾左右而言他、敷衍了事，有时会吃“闭门羹”，这是实情。谁愿意把自己做过的不光彩的事情主动向新闻记者“坦白交待”呢？所以在采访批评性题材时，我们的记者往往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劳动，想很多办法，甚至冒很大的风险，他们的工作精神令人钦佩，但是恐怕也是符合常理的。想要订立一条“不得拒绝采访”的法规来解决这个采访难的问题，则是不现实的。我们已经说过，新闻媒介与采访对象之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不能强制采访对象必须“回答问题”。现在有的地方为了落实“不得拒绝采访”的措施，试图把进行舆论监督的采访同主管机关的权力运作结合起来，规定主管新闻工作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舆论监督特别报道组”成员以及新闻单位内专职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时，任何部门和公务员“不得拒绝”。这样的强制性采访调查倒是可能做到的，因为实施舆论监督的人员被缩小到只限于上述范围的人员，而他们的采访调查又是以党纪政纪这类强制性规范为后盾的。但是这样一来，舆论监督就变成党纪政纪监督了，“专职舆论监督”的记者也就变成党纪政纪监督的工作人员了。而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监督，即“软监督”和“硬监督”的区别，“软监督”可以也应该向“硬监督”沟通，但是“硬监督”不能代替“软监督”。李瑞环曾经这样论述过新闻舆论监督的特点：“新闻记者不是党和政府的负责干部，一般说不大会囿于某个单位、团体的具体立场，看问题比较容易超脱一点；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比较容易听到真实情况；他们大都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能比较敏感地发现和提出问题；他们所处的工作岗位，有条件方便地、无所顾忌地向领导机关直至最高决策层反映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必须充分重视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舆论监督中的作用。”舆论监督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群众性、广泛性和公开性，“舆论监督小组”一类的机构可以对舆论监督起到支持、强化的作用，但是它的工作不可能成为舆论监督的全部内容，舆论监督的权利主体是人民群众包括新闻工作者，做好舆论监督根本上还是应当依靠人民群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全体。

    强调舆论监督，在我国这样一个正稳步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其特定的必然性。政治权力需要制衡机制。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孳生腐蚀权力机能的细菌。“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我国约束机制中的其他监督模式，虽然有其刚性优势，但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和实现有效性，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监督者本身的公正、无私和廉明及其自律机能，一旦监督主体自身行为发生偏差，不仅无法实施监督职能，其自身尚需他方监督。况且由于大权在握，很难摆脱权力滥用的局限性。“谁来监督监督者”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永恒话题。因此，社会的公正不能仅仅依靠权力主体的责任、道德、自我约束等理念以及权力主体相互之间的监督来实现，还必须构建一个完善、多层次的广泛的社会监督网络，而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基本手段就是实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新闻媒体不仅可以有效的发现背离法律的现象，而且既可将自己调查了解到的这些违法现象通过新闻媒介的曝光，促使偏差行为主体强化自律，也可将此信息迅速有效的传递给有关机关，呼吁和督促有关权力部门于以解决和采取纠偏措施进行他律。舆论监督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是上述任何一种模式的监督所不能替代的。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法律如果没有舆论的支持几乎毫无力量。”同样，整个监督体系中如果没有舆论监督的支持，他的效果特别是对权力滥用监督的效果，必然也将大打折扣。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新闻媒体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社会的审判者和决策者，舆论监督不可能具有强制性。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持，最终要靠完善的法律制度、深入人心的法律意识来实现，舆论监督本身不应也不可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畴。

本文与黄挽澜合作
刊《新闻界》（四川成都）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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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报今年推出”昨日谁违章”专栏，将行人、骑车人和机动车驾驶员的违章行为、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情况编成名录予以公布，无论界内界外都对这种做法发生很大争议。如果只是偶尔报道一些处罚违反交通规则行为的个案，我想无须作是或否的讨论，新闻媒介可以自便，虽然媒介一般并不会把这样的事认真当作新闻。现在这个专栏是作为配合上海市交通整治活动推出的，这就需要研究了。

把违反交通规章受到处罚的人编成名录登上报纸，这算什么呢？首先，这不属于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我国监督体制的组成部分，监督是针对权力、针对公共机构的，这是政治学的常识；它连间接敦促行政的意味也没有，因为行政执法已经完毕。第二，这不是新闻，一位普通公民乱穿马路被罚款，太简单了，除非有特殊情况，并不具有新闻价值和公众兴趣，所以我们历来很少从媒介上看到这类报道，所以也就有要违章者出”广告费”（就是说它只能作为”有偿新闻”而存在）之议。第三，这也不能说是思想教育，教育要讲道理，乱穿马路为什么不对？有什么危害？为什么会禁而不绝？为什么要处罚？从名录里显然找不出答案。

那么这是什么？这是示众。

示众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斩首示众、枷号示众、五花大绑示众、戴高帽子挂牌子示众，等等。示众就是把受刑者或受罚者宛转于法下的状态向公众展示：大家都来看呀，看他这样子！其效果是使当事人（死人和活人）受到羞辱，使旁观者受到震慑，所以是一种惩罚。公布违章者名单当然谈不上那么严重，它不涉及对身体的强制，也不涉及对形象的显示。但是这种公布既然没有了上述的监督、知闻、教育等等意义，那么它的作用也就仅仅是在于展示。

我深信这种设计完全出于想要把上海交通秩序快点整顿好的愿望，然而这种做法却涉及一些重大问题。

首先，如何看待人的尊严？就现代法治原则来说，对于犯罪违法者可以依法剥夺其部分的人身自由、财产甚至剥夺生命，但是不应损害他的尊严。个人的许多权利是相对的、有限制的，而尊严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保护人的尊严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话题。以造成当事人的”难堪”、丢面子、受到羞辱为特征的媒介”曝光”违背了这个精神。乱穿马路一类行为主要属于道德和习惯问题，它的克服主要还是靠人们的自觉，而自觉来自自尊。所以”曝光”的结果很可能是南辕而北辙。当越来越多的人上了名录，它就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失去了羞辱感，”民免而无耻”，那就糟糕了。

现在世界各国日益加强了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这并不是要使个人脱离社会，其根本意义在强化人的主体性，提高人的自为意识，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比如在我国，以前规定犯罪青少年姓名、肖像等资料在判决前不得公开，现在改为无论判决前或后都不得公开，也就是把青少年罪错作为他的隐私来对待，其目的在于激发犯有罪错的青少年的自尊、自爱、自信，以利改过自新。其实，任何人的罪错只要已经不再对社会有实际的影响，都是他的隐私。象乱穿马路闯红灯等，就个别行为来说属于对社会损害十分轻微的行为，一经处理完毕，就成为当事人的私事，当事人不愿公之于众的要求应当受到尊重。我们业已说明，这类事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存在公开的必要性，所以媒介强行”曝光”也就缺乏阻却侵犯隐私的正当理由。至于连带把人家的住址都公开出来更是属于侵权行为，宪法规定的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包括了公民住址不得擅自公开。

第二，如何看待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罚，过罚相当。乱穿马路等一般违反交通规章行为，只有警告、少量罚款两种处罚，处罚执行完毕，就视为行为人已经履行了自己违章行为应承担的义务。行政处罚只有六类，只有规章以上的法律文件才能设定，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部门才能实施。行政法是限制行政权力的，防止公民权益受到滥用权力行为的侵害。现在凭空加上一个在报纸上”曝光”的额外”浇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至于有人建议不仅登报，还要责令违章者向报社支付广告费，更是借助行政执法的机会让报社强制”创收”，将造成行政执法的大乱套。

第三，如何看待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大众传播媒介有传播信息、传达党和国家政令、进行正确舆论导向、舆论监督直至娱乐等诸多功能，而不具有行政功能、包括惩罚功能。即使按照经典作家关于报刊参与阶级斗争的论述，那也是指思想上的论争和批判。把大众传媒”权力化”，利用媒介直接实行处罚，是”阶级斗争为纲”和”专政工具论”的产物，其直接恶果就是曾经肆虐多年的”新闻审判”（trial by newspaper）。有的国家把”记者不能等同于警察”奉为新闻职业道德的格言，也就是强调记者和媒介不应当去介入侦查、管理、裁判、处罚等执法行为。这是因为，一方面执法职能是严格依法赋予的，媒介介入势必扰乱法治，损害人权，另一方面媒介由于不具有参与执法的条件，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难题，比如这样公布违章者名单，若有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行使申辩权、陈述权的，要求媒介全文照登，你登不登？有不服处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万一处罚撤销，媒介又将承担什么责任？再如若有同名同姓者来要求澄清（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媒介也会很头痛。

新闻界的朋友呼吁新闻要立法，这是正当的。但是在进行这种呼吁的同时不应忽略我国初步建立的法律体系已经在许多方面把新闻报道纳入了法治轨道，交通违章曝光的专栏及其争议就反映了某些认识同现代法治的差距。

刊《报刊业务探索》2000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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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新闻往往会露出马脚。比如几年前曾经在传媒上流传的某市副市长夫人杀人案，文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这位"夫人"同情人幽会和受到宾馆老板凌辱的现场情景，读后马上会产生疑问：作者难道亲眼目睹吗？后来果然查明，某市根本就没有这个副市长夫人，也没有发生这样的杀人案，纯属胡编乱造。

　　如果这样的稿件送到一位稍有经验的编辑手中，恐怕首先就会从真实性上提出怀疑；更不必说格调、思想倾向等方面的问题了。

　　这样的稿件会在某些一向比较严肃的报纸上登了出来，逃过了各级审稿的关口，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转载，以为已经先在别的报刊上登了，他们自会负责，就放松甚至放弃了对文稿的审查。

　　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每一次转载，都视为一次传播，这是国际新闻传播界的共识和惯例。因为每一次转载，都会增加一批读者，也就是扩大了文章内容的影响，对于读者来说，读的文章是首次发表的还是转载的，并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文章内容如果对社会对他人发生损害，转载的报刊与首先发表的报刊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同等的。在外国，媒介涉及讼案，转载从来也不是可以免除承担法律责任的抗辩理由。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司法解释也明文规定：新闻媒介和出版机构转载作品，当事人以转载者侵害其名誉权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1992年羽毛球教练王文教名誉权案，共有9名被告，6家转载报刊都承担了责任。去年郭小川名誉、肖像案，一审判决承担责任的有6名被告，包括4家转载报刊。最近一起某农场诉名誉权案，一审被判承担责任的报刊至少有5家之多。

　　有人说，我们是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转载的，是合法的，为什么还要承担责任呢？遵守著作权法，同对文稿内容承担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是两回事。著作权法关于报刊之间可以相互转载文章的规定只是对报刊同作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规范，并不涉及文章内容问题。至于文章的内容，还是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遵照宣传方针、纪律来决定取舍。而且正是因为转载可以不经作者事先许可，不是作者主动送来投稿的，就更加重了报刊独立审查的责任。

　　一些"信息垃圾"原来只是在"地摊小报"上流传，成不了多少气候（当然也要整治），后来进入"主流媒体"，弄得很多人知晓，就是通过转载，所以转载这个关口非把好不可。

　　任何报刊，对转载文章应当同首次发表的文章作同样严格的审查，不能因为别的报刊已经登过而忘记了自己的责任。

刊《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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