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魏永征

这确是一个前沿的问题，因为至今没有明确规范。我说的规范不是指内容，而是谁负责任。按公认原则，谁的言论谁负责，没有问题。但是网络传播有其特点，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人知道我是一条狗"，找谁去？网站老板会说，我只是提供了一个传播的场所，好比开酒吧，有人喝醉酒骂人，难道要酒吧老板负责吗？再有，进入门户网站周游列国，人们完全可能看到本国法律不允许的东西，难道把网站关了？至于个人网页留言板责任问题，似乎连议题也还来不及提上来。

纵观世界各国，对这个责任问题也是众说纷纭，现在基本趋向是实行过错责任。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因特网的法律是1997年德国的《信息与通讯服务法》（简称"多媒体法"），提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线服务商）责任三原则：一、对自己提供的网上信息内容负全部责任。二、对网上提供来自他人的内容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负有责任。这个条件就是知道有关内容违法，并且应该也有可能阻止其传播。三、对于仅仅是提供了进入通道的网上信息不负责任。
在英美，已有网络服务商为他人在网上的诽谤言论承担责任的判例。1995年，美国纽约高等法院判决服务商Prodigy Service公司为自己公告板上一条诽谤某证券公司的信息负责，因为它有能力控制公告板言论却未予控制，所以应该象新闻出版机构一样承担责任。今年4月，英国首例网络诽谤案在法庭主持下和解，服务商Demon公司向受害人支付了一笔可观的赔偿金，因为受害人曾经指出公司拥有的网上发布的有关他本人的信息不实，要求删除，但是遭到拒绝。看起来，这些判例体现的原则同德国法律基本是一致的。

不过从理论上到操作上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网络用户在网上言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服务商删除公民言论的权力有法律依据吗？服务商又如何评估有关言论是合法还是违法呢？比如诽谤当然违法，而诽谤的特征是陈述虚假事实，难道要求服务商也象新闻媒介一样对他人言论的内容作调查核实吗？是不是只要由受到指责的当事人提出异议就必须删除呢？这样会不会有损公民在网上批评公共事务的权利呢？

我孤陋寡闻，至今还没有见到王洪这样的个人站长（个人主页制作者）被要求为他人言论负责的案例。个人站长与服务商当然又有不同。这里需要说明，所谓"王洪在其主页上开设留言板"的说法，很容易会被误解为这个留言板是直接设立在王洪主页上的。个人主页自设留言板是十分少见的，除非这个主页有足够大。绝大多数个人主页的留言板只是提供一个地址，即所谓超链接，访问者点击此处，就可以进入留言板，并在那里"写"下自己的意见。但是其实这个留言板并不是设在主页上的，而是设在主页所在的网站上的。对于留言板，有的站长是可以象对自己主页一样地进行控制（即直接对留言板上的言论作修改删除）的，有的则不能。我不清楚涉及王洪的这个留言板属于哪一种，从王的自辩看似乎属于后者。

按照前述那些国家的规则，那些无法控制留言板的个人站长显然只是为他人进入留言板提供了通道，难以对板上言论负责。而有能力控制留言板的个人站长则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会被要求对留言板上的他人言论承担责任。不过这同样会遇到前述服务商受到诽谤指控时的那些法律难题，而且由于个人主页留言板的控制权最后还是在服务商那里，还会发生服务商和个人站长控制的权限和责任的划分问题。由于没有见到这类判例，难以尽述。

以上只是参照我所知道的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说说这个留言板责任问题，主要是要说明这个问题不简单。外国法律不能用来判中国的案子，而在我国，用某专家的话说，这方面还"完全处于空白状态"。我国没有判例法制度，法官没有"造法"的功能，所以我看即使要说王洪在留言板问题上确有一定过错，也难以判他一个什么。比方说，在我看来，王洪在网上提出 "声讨恒升"的口号、发动签名之类的做法本身是不妥的、过头的，它超越了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卫"原则，会对企业造成过度伤害，也不利于建立正常的网络秩序，有关部门责令关闭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对于设立个人主页的条件并无规定，所以只要主页内容尚未构成侵权或其他违法性质，那么也难以对这种做法本身予以进一步的法律制裁，予以批评教育，也就可以了。

恒升案确实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内涵的世纪大案，它主要在如何平衡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冲突、如何保护和规范网上言论这两个方面给人们以多方面的思考。如果通过本案，能够促进进一步明确或健全有关司法原则，那么这将是本案双方当事人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刊《检察日报》2000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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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法讲座第十八
――二说舆论监督
魏永征
在有关舆论监督和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的论述中，“公众人物”是出现得相当频繁的一个概念。据我所见，至今出版的相关专著，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个词语的。近来许多文章也经常使用这个词语。人们认为，“公众人物”是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为了支持舆论监督顺利开展，对于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等的保护应当作适当的限制。例如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张新宝教授与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康长庆法官合作对十年来的名誉权案件作了系统研究，撰写了长篇论文（刊《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其中就提出，为了维护公民名誉权和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是它的引申）这两者的平衡，应当“区分公众人物与一般公民：名誉权保护向一般公民倾斜”，对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作适当的弱化处理。我还发现，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日常工作中并且成为衡平争议的一个准则。例如不久前《无锡日报》同中国足协打官司，有记者在公开现场对足协新闻发言人拍照，后者说：“没经过我的同意，你拍什么照！”记者说：“你是公众人物，我为什么不能拍？”发言人无话可说。（《新闻报》4月24日）
那么，“公众人物”准确的含义是什么？它是哪里来的呢？
    “公众人物”是美国诽谤法的概念。以前在美国新闻诽谤诉讼中，新闻的任何相对人只要指出新闻中有损害自己名誉的内容并且伤害了自己就可以起诉，而新闻记者或媒介则需要通过证明新闻真实或者提出其他理由实行抗辩，如果抗辩不能成立，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这样记者和媒介在诉讼中获胜的难度就很大。这个情况在1964年发生了改变。在纽约时报公司诉（上诉）警官萨利文案中，原审法院鉴于《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则广告中有不利于萨利文的失实内容而判决前者败诉，而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时却把案子翻了过来改判驳回警官的起诉。大法官认为，公共官员（public official）应当接受公众的监督，而新闻媒介在报道公共官员时是很难做到不出一点错误的，这种犯错误的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真理需要这种生存空间。最高法院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为了保障宪法的权利，公共官员起诉新闻媒介诽谤案，不仅要证明普通法要求的有关内容已经发表，给自己造成了损害，而且要证明被告具有“实际上的恶意”（actual malice），方有可能胜诉。所谓实际上的恶意，包括两种心理状态：即明知内容虚假或者毫不顾及内容的真假却轻率予以发表。这个原则意味着对于官员起诉的诽谤案，在实体法上把诽谤的成立限制在故意的范围内，在程序法上则把新闻事实的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方面。在1967年的两个判例中，最高法院又把“实际上的恶意”原则推广到“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上，所谓“公众人物”除了指社会知名人士（完全公众人物）外，还包括那些自愿跻身于重要的公众辩论中希望影响舆论的人（志愿公众人物）。公众官员和各类公众人物总称为“公众人士”（public persons）。美国媒介法学者认为，“纽约时报判例”意味着美国新闻媒介从此在报道和评论官员和“公众人物”时享有宪法特许权。从那时起，新闻媒介在诽谤诉讼中就就处于有利地位，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982年到1988年涉及新闻媒介的614件诽谤案件，只有10％的原告获得胜诉，只有33个原告获得金钱赔偿。不过，美国的这个原则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相对的、可变动的，几十年来，美国对“公众人物”的范围、“实际上的恶意”的含义，都在不断调整，并且对那些非公众人物起诉的新闻诽谤案断然判决媒介败诉，体现对个人名誉仍然予以切实保护。
    需要指出，这个原则在法律上至今只在美国实行。且不说欧洲大陆，就是英国，在1998年有人曾经提议在新闻诽谤诉讼中“引进”美国这个原则，但是未被采纳。我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我国的新闻侵权法制度，并没有“公众人物”的概念和由此引出的原则。那么我国学者为什么对美国诽谤法的概念这么感兴趣呢？
《宪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建议权的规定，是公认的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在我国，按照宪法和法律的其他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上是有别于普通人的负有特定义务的特殊主体，例如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必须听取公民的批评和建议，而普通人则没有这样的义务。虽然对于新闻侵权诉讼，审判机关提出了“既要依法保护名誉权，又要依法支持舆论监督”的原则，但是人们发现，法院在审理属于舆论监督引起的由国家工作人员起诉的名誉权案件时，同审理与舆论监督没有关系的、由普通人起诉的名誉权案件并不存在原则的差异，就是说，由于舆论监督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同普通人之间的甚至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在法律上是一样处理的，这就没有体现舆论监督对象应当承担的特定义务、给舆论监督以特殊的法律保护，增加了舆论监督的困难。其主要表现就是我在这个讲座之九（本刊1999年第3期）说过的“监督止于官司”的现象。有的官员，明明有错，却抓住批评他的新闻中的某些不够恰当的用语或者个别事实的出入，同批评者打官司，打赢了，他的那些本来存在错误也一风吹掉了，即使打不赢，也要使批评者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同我国宪法的精神相违背的。所以人们频繁使用“公众人物”这个概念，主要还是立足于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实际和新闻侵权诉讼的现状，要求根据宪法精神，把舆论监督对象应当承担的义务具体化，这就必定要求对作为舆论监督对象的“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予以适当弱化，对新闻媒介和公众的批评言论予以适当宽容。而美国诽谤法中有关“公众人物”的原则，则为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个要求是不是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呢？恰恰相反，由于公众人物通常居于强势地位，适当弱化对他们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正是为了坚持平等原则。人们列举了这样一些理由：公民的人格权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向公共利益倾斜；公众人物在献身于社会时应当放弃自己一部分利益；公众人物在自己的角色利益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例如他们获得的社会尊重就远远超过普通人；公众人物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使他具有较强的抗御侵害的能力，例如他们有较多的机会甚至可以直接利用媒介来消除不正确批评的影响；舆论批评公众人物特别是官员时由于自身的地位局限不可能保证决不出错，只允许完全正确的批评等于取消批评；等等。当然这里说的只是适当弱化，笼统说“高官无隐私”、“公众人物无隐私”也是不对的。
在学理上，我国学者对于法院审理新闻侵权诉讼如何向舆论监督倾斜，提出了种种构想，这里试举其要：
    一、引进美国诽谤法“实际上的恶意&r
dquo;原则。我国有不少学者认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起诉侵权案，可以借鉴美国诽谤法，采取只有证明被告方面主观上出于故意方可追究侵权责任的原则。论者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不得捏造和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批评权的限制性规定，推理国家工作人员只能对故意捏造和歪曲事实的批评才可以追究批评人的法律责任，论证采取这个原则在我国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这个构想，涉及我国新闻媒介的法律地位问题，看来一时尚难成为可以实施的制度。
    二、借鉴“公正评论抗辩”。“公正评论抗辩”也是英美诽谤法的一个概念，是指对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事实依据的善意评论，即使是不正确的、偏激的，甚至是有诽谤性的，也不应追究诽谤责任。“公正评论”的实质在于要把事实和意见区分开来，批评意见不当不应当认为侵权。我国学者据此论证法律对“公众人物”的评论，应当予以优先保护。只要是有事实依据的，不侮辱他人的，评论中诸如观点片面、语言过激等都不应认定侵权。这个建议若得到认可，那些因为用语不当、形容词太凶、对某些名词理解上的歧义（比如对于 “专横跋扈”“腐化堕落”之类的成语的理解历来就是不确定的）等等而引起的侵权诉讼当可大为减少。最高法院在制定有关名誉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时，曾经在初稿中考虑对保护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评论予以规定，但因条件不够成熟，未能颁行。
    三、要求有关党政机关及时介入。为了防止受到批评的官员抢先一步，以起诉来抵制监督，有的论者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对于公民申诉、控告或检举，有关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建议凡官员因职务行为受到批评而提起名誉侵权之诉的，在党和国家有关机关调查清楚批评的事实之前，法院暂不受理或者中止诉讼，待查明真相后再予审理。这一建议，有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条件的规定作为依据，有一定的可行性。1999年，《中国煤炭报》披露原山西长治县委书记王虎林突击提干等问题，上级党委决定王停职接受审查，王对媒介提起名誉侵权之诉，法院以“不属民事诉讼范围”驳回。这只是一些个别案件，如果将这种做法纳入审判程序，那么“监督止于官司”的现象当可大为减少。
    四、强化制裁打击报复机制。《宪法》第四十一条有对批评者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规定，《刑法》相应有报复陷害罪，行政法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有对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行为给以行政处分的规定。论者以为，官员对正确的批评提起侵权诉讼，主观上是明知批评正确却有意混淆是非、坚持错误，客观上是利用自己的权势通过诉讼使批评人遭受非法损害，所以应属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一种形式。1994年内蒙古包头市职工邓成和因在报上发表来信批评包头市邮电局，被后者起诉侵害名誉权，两审均告败诉。邓向全国人大申诉，在北京干预下，得以翻案，包头市邮电局给邓赔偿，邮电局长等责任人以抵制舆论监督而受到行政处分。这是至今唯一一起官员利用侵权诉讼抵制舆论监督而受到处分的个案。这样的处分多几个，对于以起诉来抵制监督的官员当可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新闻三昧》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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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闻法学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自80年代中叶创议制定《新闻法》，一批学者开始从事新闻法研究，至今专门的《新闻法》虽未出台，但是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现行法律中已有许多调整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新闻法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将中国新闻法学研究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重点为配合起草《新闻法》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是新闻自由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并对新闻法各方面的内容作了广泛探讨。第二阶段重点研究新闻侵权问题，特别就新闻权利同公民人格权利之间的平衡作了种种研讨，丰富了新闻侵权法。第三阶段为研究的深化和综合。已有数部概叙新闻法制框架的专著问世，说明中国新闻法制已有相当具体系统的内容。但现有专著尚属应用性著作，尚须继续进行理论探索。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法学、新闻侵权法

新闻法学，是随着中国大陆新闻法制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中国台湾地区，对新闻法的研究起步较早，据著录，早在公元50－60年代即有吕光、潘贤模著《中国新闻法概论》（王洪钧，1984：233；尤英夫，1997：416），近年则有李瞻撰著《新闻学原理》（1992）和编译《传播法——判例与说明》（1992）、尤英夫撰著《新闻法论》（1987－1997）等，厥作甚宏，影响及于大陆。中国大陆则于80年代中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集结了一批新闻法学的初创者来着手研究新闻法的各种问题，至今不过十五年。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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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征

一周前宣判的中国青基会诉香港壹周刊诽谤案，是第一起中国内地机构到香港起诉香港媒介的案件，备受关注。本文只说一点关于香港诽谤法的问题。

香港诽谤法来源于英国诽谤法，比起今天美国的诽谤法来，更多地保留着普通法的传统。比如按照普通法，对于诽谤指控，被告必须证明他的受到指控的言论是真实的，而不是由原告来证明他指控的言论是虚假的。就是说，在真实性问题上，举证责任是在被告，而不是原告。所以在诽谤案中当被告的新闻媒介对于自己的报道承担着严格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新闻的真实，就会败诉。

但是本案的审理有其特点。据报道，今年3月庭审一开始，控辩双方就在涉讼文章是否造成原告损失、损失多少展开激烈争辩，控方就此举出了许多证据。进入法庭调查阶段，首先接受双方律师盘问的是以证人身份出庭的青基会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他们一前一后被盘问了5天。控方向法庭和辩方提供的证据甚至包括：一、所有香港捐款人的资料，包括捐款人姓名、捐款数额、捐款转交给青基会的时间及捐款拨给各地学童的日期及受助学童的资料。二、青基会所有的捐款账目和所有的审计报告。三、青基会用来自香港和其他地方捐款进行投资的账目。而轮到辩方作证时，他们唯一的证人、《壹周刊》记者屈颖妍却宣布不能出庭。就是说，辩方对于文章内容没有举出任何证据。
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对控方绝对有利。据此，大法官不仅判定被控文章没有事实基础，而且判定被告存在着恶意，后者承担的赔偿费在香港新闻媒介诽谤案中是创记录的。而作为原告的中国青基会不仅证明了自己在《壹周刊》文章中所写的几件事情上是清白的，而且还证明了在其他的事情上、甚至在希望工程实施十年来都是清白的。所以，他们的秘书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们为希望工程讨回了清白"时，是显得那么理直气壮。

本案原告是个社团法人，按照普通法，法人起诉诽谤案与自然人不同，必须证明自己因为遭受诽谤而招致的实际损失。所以本案庭审正是从控辩原告损失的论题入手的。接下来原告的举证有许多也可以说同证明损失有关。不过无论如何，原告所承担的举证义务应该是超过了证明损失的需要。不过从实际情况看，原告这些大量举证却是合理的、必要的。作为一个社会公益机构，在名誉受到伤害时固然有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但是从它建立时起又始终承担着接受社会监督的义务。如果仅仅根据媒介不能证明新闻中的事实就判决诽谤成立，那么原告虽然可以赢得官司，但是却难以赢得舆论。法庭采取的审理程序正是表明它对这样涉及社会公益的诽谤案的审慎，而青基会毫无保留的配合也表明它对香港和全国公众的诚实和坦荡。

所以在我看来，本案实际上是采取了类似于美国从60年代以来对于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起诉新闻诽谤案所实行的原则。这类案件原告若要胜诉，不仅要证明新闻错误并且伤害了自己，而且要证明被告具有"实际上的恶意"，即明知内容虚假或者毫不顾及真假却极其轻率地予以发表。国际媒介法认为：这个原则表明美国审理新闻诽谤从普通法发展到"宪法性的诽谤法"（Constitutional Law of Defamation）。由于官员和"公众人物"要接受公众的监督，所以对他们起诉的新闻诽谤案，在实体法上把诽谤的成立从严格责任缩小到"恶意"的范围内，在程序法上则把新闻事实的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方面。这对于新闻媒介报道和批评官员和"公众人物"当然是非常有利的。虽然英国诽谤法和以往的香港诽谤法并没有实行这样的原则，但是本案被告诽谤的成立，却完全符合以上的条件。

香港人对于本地实行的新闻自由是十分珍视的，尽管《基本法》里规定了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但是无论在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有时一些小事也会引起 "干预新闻自由"之类的误解。那么本案对香港的新闻自由发生怎样的影响呢？香港是实行判例法的地方。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实际上是树立了一个先例，表明公共机构要告赢新闻媒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香港新闻媒介对于公共机构和公共事务的批评，无论是对本港的还是祖国内地的，只要不是象本案被告那样进行恶意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即使发生这样那样的疏忽和不当，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这场官司非但不是干预新闻自由，而恰恰是维护发展了香港的新闻自由。

刊《检察日报》200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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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挽澜 魏永征

对于新闻媒介转载侵权作品的责任，能够明确作为规范依据的，以前仅有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三条，意为起诉转载者，法院应当受理。今年3月，新闻出版署针对转载问题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其中规定：”报刊摘转新闻报道或纪实作品等稿件应坚持真实性原则，对其摘转内容的真实性负有审核责任。摘转正式出版物的稿件也应核实真伪。”最近，《羊城晚报》就因为转载作品而承担了侵权责任。 去年5月《羊城晚报》第15版刊登的一篇报道，主标题为《揪出披警服的禽兽》，副标题为”粗暴行径，法理难容，刑讯逼供，令人发指”。报道中称：原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公安分局西市场派出所民警王某、高某、张某因犯刑讯逼供罪，日前被平顶山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报道中所指的高某，后来无罪释放，遂以该报道严重失实为由，将《羊城晚报》社和作者王某告上了法庭。 被告《羊城晚报》社辩称，涉讼报道系转载《大河报》1998年5月20日刊登的一篇主标题为《这三个害群之马真缺德》，副标题为”民警王某等被捕”的报道。自身与原告素不相识，并无侵害原告人格尊严和名誉权的故意，如报社转载的文章经查明所涉事实因有关部门的审查不严而有出入，报社可予以澄清，并对原告作适当补偿。 被告王某则辩称，作为《大河报》的记者，为《大河报》投稿是本职工作，稿件见报后，被其他媒体转载，被人抄袭、挪用，非本人所能左右，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1月，检察院以高某涉嫌非法拘禁立案侦查，后逮捕。1999年7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高某不予起诉。此后，检察院对作出的错误逮捕决定，按照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赔偿高某损失若干元。法院认为，被告《羊城晚报》社的行为虽然是基于检察院对原告的错捕而为，但该行为对原告及其家人产生了不可弥补的严重后果，故侵权成立。被告王某在本案中则属于被动供稿者，其稿件被人转载事先事后均不知晓，故在本案中不构成侵权。法院最后判令《羊城晚报》社在报上刊文为原告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及精神抚慰费若干元。 因转载作品引发的名誉权纠纷，不同于普通的侵权诉讼，就责任方而言，至少涉及三家，即作者、首发者和转载者，他们在整个事件中往往不可分割，源作品一旦被判侵权，转载作品如果仅是对源作品简单的拷贝，自然也归属于侵权的行列。转载作品构成侵权，而源作品相反或其他，或者转载者须承担责任，而首发者和作者得到豁免的情形，至少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 本案受害人高某，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他只将转载单位和作者列为被告，而不去追究《大河报》的相关责任，是合法的。法院尊重原告的意思自治，仅仅围绕转载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展开审理活动，也是体现了消极裁判的精神。依据新闻出版署的规定，转载者对于真实性也有审核责任，被告《羊城晚报》仅以自己”无侵害原告人格尊严和名誉权的故意”及”与原告素不相识”作为辩护的理由，显然是不甚充分的,被判侵权也就在所难免了。 如果说，因为《羊城晚报》的转载或重复传播行为，而导致损害扩大，致使原告”抓大放小”，不去追究首发者《大河报》的责任，尚可理解，但对于作者王某，最终却因对转载”事先事后均不知道”而逃脱了干系，则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感觉。如果他没有写这篇作品，或者这篇作品没有发表，那又何来转载？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报刊相互转载的法定许可制度，只要作者在作品发表时没有声明不许转载，那么他的作品被转载就是首次发表的自然延伸，作品转载后产生的社会影响应是作品的客观社会影响的组成部分，这同所谓被动的新闻源对新闻不负责任是不同的。 依照法律，侵害名誉权行为实行 “过错责任原则”。1998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又对新闻媒介报道国家机关公开文书和职权行为的特许权作了明确规定。如果《大河报》是客观准确地报道了检察院对于原告的强制措施，即便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也无须对检察院的错误负责。新闻出版署的规定虽然对转载赋予较高的注意义务，但是还是应当理解为是在过错责任原则范围之内的。所以作为转载《大河报》此项报道的《羊城晚报》，当然也无须审核检察院措施的真实性，更不用承担任何侵权责任。那么《大河报》的源作品是不是客观准确地反映了检察机关的行为呢？这就必须有《大河报》参与诉讼方能弄清。人民法院在尊重原告诉权的基础上，可以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追加《大河报》作为共同被告，或是将之作为本案的证人，即使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和本案相差无几，但整个案件事实就明白清晰，断案依据也强有力的多了。 本案原被告都没有上诉，判决已经生效。本文只是从学理上作一探讨，尚希识者教之。

刊《中华新闻报》200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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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征

刘律师本来是三家公司起诉李律师民事欺诈案的代理人，这场官司还没有结果，他却成了李律师的被告。李律师起诉说：刘律师在代理词中使用"连蒙带骗"、"欺世盗名"、"偷天换日"、"偷梁换柱"等人身攻击的语言肆意毁损他的名誉，并散发给记者，在报上广为传播，对自己造成了很大损害。而刘辩称：公开审理的案件把代理词交给记者是正常的，要说人身攻击，你李律师在法庭上也使用了"诽谤"、"伎俩"、"骗人的鬼话"、"品质恶劣"这些词语，这算什么？刘认为：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应受法律保护，不受追究。

这是5月中旬在深圳发生的一场官司，至今法院尚未下判，但是由于涉及律师以至诉讼参加人在法庭上的言论规范，所以备受关注。

人们提问：名誉是特定人的社会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官司就是对特定人评价的争议，而按照审判公开的规则，法庭上的言论不管是否主动提供给记者都可能被传媒报道。即使在法庭上应当避免使用那些过于刺激的形容词和成语，而作为民事欺诈案，控方当然要说对方欺诈，而辩方对于控方也难免有所指责。如果败诉方要对被法庭否定的言论承担侵害胜诉方名誉权的责任，甚至官司还没有打完就打起名誉权官司，甚至代理的律师都会成为被告，那么原先官司还怎么打得下去？李律师没有告媒介，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以后类似情况都不告媒介，那么媒介对讼案还怎么报道？

在外国诽谤法里，这个问题是靠对言论的"特许权"保护来解决的。特许权是指为了公众利益或者保护他人合法权益，有些特定主体可以作诽谤性（即指有损他人名誉）的陈述而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包括绝对特许权（absolute privilege）和有限（有条件）特许权（qualified privilege）。对于享有绝对特许权的言论通常不得提起诽谤指控，如：议员在议会的发言、诉讼参加人的法庭陈述、官方内部文书等。有限特许权主要适用于新闻媒介，是指媒介报道特定对象提供的新闻材料可以不负诽谤责任，所谓有条件，就是这种报道必须是客观的、准确的、不含恶意的。有些国家对于新闻媒介有限特许权有详细规定。从我国香港的《诽谤条例》可以看到，"条例"的"附件"对媒介特许权的范围开列了很长的清单，我们知道香港的《诽谤条例》来源于英国诽谤法。

我国法律以前只有人民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发言不受法律追究的规定。随着名誉权纠纷的增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发布《关于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有些就是关于特许权的规定。关于绝对特许权的如：有关机关和组织编印的"内参"若有当事人起诉侵害名誉权，法院不予受理。关于有限特许权的有：新闻媒介客观准确报道国家机关公开文书和职权行为，不是侵害名誉权。关于打官司，《解释》规定了因检举、控告引起的名誉权纠纷，除借机侮辱、诽谤外，法院不予受理。这条规定是否适用于法庭起诉、辩论中言词争执而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未见明确。此外，关于依法执行特定职务行为是否享有言论特许权及其界限，不只是律师，还有检察官、法官、警察等等，在各自的专门法里也没有规定。就是说，刘律师所说的律师在法庭上发言受法律保护的法律，今天还没有，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官司。至于新闻媒介的特许权，现有范围也比有些国家和我国香港的规定小得多，近年来有关新闻媒介对于有些新闻材料有没有核实责任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特许权范围不明确的问题。

这两位律师的官司其实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行机制和保护公民名誉权的平衡，我们有必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言论"特许权"问题。

刊《检察日报》2000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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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征

周而复的名字永远是同他的《上海的早晨》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在十几年前因犯政治错误而受到严厉处分，使自己的声誉蒙受了很大的损害。不过这件往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已趋于淡化，以至几乎不为今日年青人所知。提起周而复，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上海的早晨》等当代文学造诣。

然而最近的一件官司却使得周氏的历史污点重新"沉渣泛起"。一家刊物刊文以足球赛场布阵的方式排列了一张名单，介绍了每人所犯的罪行和错误，称为建国以来一些"中国巨贪"的"梦幻组合"，周而复被列为"守门员"。周以侵害名誉权对刊物和另一家转载刊物起诉，索赔10万元。平心而论，重提周这个历史错误实无必要，把他与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罪犯并列一概称为"巨贪"是不妥当的，文章虽然说明周并非经济意义上的贪官，也显得牵强附会。但是法院认为文中有关周的错误的叙述与事实相符，并未对他的名誉造成损害，一审判决驳回周的诉求。这就是说，文章如实叙述了周当年所犯的错误事实，人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叙述把周同贪污犯区别开来，一些用语的不当尚不足以影响周的这一表现的社会评价，所以我以为法院的判决也是有道理的。

近年来"公众人物"这个词组出现得相当频繁，人们以此要求适当弱化对于官员、名人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给舆论监督以更大的空间。周而复的这场官司也许会被用来支持这个论点。不过"公众人物"是美国诽谤法的概念，外国的法律当然不能用来判中国的官司，"公众人物"在我国至今只具有学理上的意义。"周案"的意义只是可以说明名人对自己的名誉权在实际上恐怕也确实不宜象普通人通常采取的方式来请求法律上的救济。首先，名人之出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媒介的报道，那就不能说只许报道好事，不许报道坏事。普通人以往的罪错（特别是未成年时的罪错）应当属于隐私，一般不应重提，而名人的历史错误则不可能不让别人说，周而复当年犯错误是登在全国主要报纸的头版上的，人人都查得到，是封不住的。其次，成为名人，就会给公众批评，批评就会有对有错，有的妥当有的不那么妥当，包括象本案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调侃性质的文字。容忍一些过头的批评，恐怕是当名人必须付出的某种代价，而这种代价若与"名人效应"所带来的收益相比那就小得多。第三，名人本身就具有远远大于普通人的抗侵害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名人的社会评价已经趋于相对稳定，就象周而复，他的历史错误人们会淡忘，他在当代文学上的地位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那篇文章的几句不妥当的言词，其实是无伤于人们心目中对周氏的基本印象。第四，周而复的起诉，使得本来只是在两家刊物上的旧事重提，扩大为更多传媒上的旧事重提，使得更多的人记起或者知悉这段不光彩的往事，使得历史再度成为新闻，对于他的声誉，我看有些得不偿失。

现在周氏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即使他在二审打赢了官司，要被告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情形也不会变得更好一些。我们记得数年前有位"行政厅局级"（起诉书中语）的著名歌星同一家小报的名誉权官司，在法庭上她是赢家，在舆论上却成为输家，直至今天，我们还会看到有人把这场官司作为某个话题，对于本人，这有什么好处？
名人的声誉是靠自己的社会公益行为积累起来的，维护自己的声誉主要还得靠自己的社会公益行为。除了明显出于恶意的造谣诬蔑，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司法救济，对于名人名誉权的轻微损害其实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我们看到近来有好几位名人对于批评自己的言论脱口说出"诉诸法律"之类的话语，结果是招致更为激烈的反弹。相反的有"查大侠"，对于别人之"骂"，付之温和一笑，表现了宽厚长者的风度，他的声誉就此被"骂"倒了吗？没有。

刊《检察日报》2000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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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北京广播学院教授郭镇之女士，正在作一个关于”《焦点访谈》和舆论监督”的国家社会科学课题，要对一些新闻传播学者进行访谈，对我的访谈内容已经发表在《新闻记者》今年第二期上，最近又有机会看到了另外两篇访谈。我注意到：我在访谈中谈到舆论监督”有时会以长官意志作决定，被地方利益所左右”的现象，而那两位学者也都谈到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我同那两位虽然也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并未就此交换过意见，可见这个问题已经受到新闻传播学界的共同关注。

不久前《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披露的江西省乐平市的《乐平报》记者詹晓东由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反映当地聚赌现象的新闻图片而受到当地公安机关追查、最后被调离报社的遭遇，就把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这些坐拥一方重权的长官，不仅可以在本地的传媒上把不利于”本地形象”的内容一概封杀，而且还要切断本地负面新闻转往外地的任何途径，哪怕是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不行，外地和中央的传媒他们不能怎么样，于是就拿发表新闻报道的作者开刀。在他们眼里， 新闻媒介既不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批评赌博行为难道是以不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吗），也不是反映民意、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而是专门宣传本地形象的。这成为他们衡量新闻和新闻记者优劣的唯一标准：爱之欲其生，詹晓东就曾经以”对外宣传”有功获奖15000元，这超过了我们这里的社科论文奖金；恶之欲其死，如果给本地”抹黑”那就会丧失做新闻工作的资格。而本地形象那当然是同政绩、官位升迁之类紧密相连的。这样新闻媒介同广告牌也就没有多少区别了。这种新闻观，不必多说，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新闻观那是风马牛不相及。

新闻舆论监督的”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宪法原则的”言论出版自由”（出版自由也就是新闻自由，这个道理本文不能详说）缺乏道义上的优势。这大概同所谓法律文化有关。在传统的观念里，法律就是统治、管理老百姓的。而自从世界上出现宪法这种法律之后，这个观念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宪法的核心是民主，是主权在民，宪法的神圣，就在于它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限制和约束。简而言之，凡是宪法里写着自由的地方，权力就承担着不予非法阻碍和干扰的义务。有的官员，至今还是权力迷，说到权力还要承担什么法律义务，他会觉得是海外奇谈。尽管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民主权利的规定比起有的国家的宪法来要丰富详细得多（比如我就没有见到别的国家宪法内有关于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权和建议权的规定），尽管我国政府90年代以来4次发表人权白皮书有3次都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作为人权发展的一个依据，但是这个乐平市的长官照样可以拍着桌子责问詹晓东”你为什么曝我们的光”，而小詹只能是无言以对。要是他胆敢说这是宪法赋予我的自由时，肯定将会招致”什么阶级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之类更为严厉的责问。是的，我们的言论出版自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他人利益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但是，当连揭露和批评赌博行为的言论（照片也属于言论）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时，那么我们宪法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又在哪里呢？

一种法定权利在受到侵犯时应当有法定的救济措施，这种权利才是有保障的。不能说现行法制不保护言论出版自由。《宪法》就有”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规定。《刑法》规定了报复陷害罪。《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行政法规）把不得压制批评、打击报复列为公务员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之一，违者要给以行政处分。那么为什么在克服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时似乎无能为力呢？首先，对于打击报复还缺乏明确界定，例如詹晓东的遭遇算不算受到打击报复有人说是有人就说不是。其次，眼下制裁打击报复的主体是个人，不能适用于单位。第三，最重要的是，目前还没有受到压制和打击报复的受害人直接启动请求司法救济的程序，就是说，他还不能向法院诉请保障自己的宪法权利，于是只能辗转于无休止的行政申诉之中。现在《人民日报》出面干预，事情或有转机，但这当然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办法。

如何遏制舆论监督的”地方保护主义”，应当拿出个办法来。

刊《检察风云》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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