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在81届奥斯卡奖中，《读爱》虽然远不及《一百万零一夜》风光，但是片中女主角溫絲莉（Kate Winslet，《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角）以此片获最佳女演员奖，也提升了此片的身价。

1958年，德国某小城一位15岁的少年迈克，患病兼遇风雨，邂逅一位单身女子，女子帮助他回家。迈克病愈后前往道谢，帮她做事，擦出情欲火花，两情缱绻。事后才知道女子叫汉娜，比他大20岁。迈克每天放学就去同汉娜幽会，汉娜不识字，但是喜欢听小说，迈克给她读了一部又一部，从《奥德赛》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快乐地度过了一个夏天。某日，汉娜悄然迁居。

6年后，迈克已经是法律学院学生，随着导师旁听一起审判纳粹党徒案件，意外见到汉娜在被告席上。原来她在战时是党卫军成员，几个人奉命遣送集中营里300名犹太女人，途中居住的教堂失火，她们就是不开门，全被烧死。汉娜被认定负有主要责任，判处无期徒刑。

尔后迈克成为律师，结婚，生育一女，离婚，……一直向监狱里的汉娜寄送她喜欢听的小说录音带。1988年汉娜获释，狱方发现迈克是她的唯一联系人，要求迈克协助安排。迈克给她找了一份工，去监狱会见了汉娜。但是汉娜在出狱前夕悬梁自尽。

迈克按照汉娜留的字条，把她存放在茶叶罐里的一点钱送给居住美国的受害人的女儿。

影片结尾已是90年代，迈克怅惘地带着女儿来到汉娜墓前，向她披露这件秘密。

这是一部多侧面描写人性的戏。两人性爱的基础是情欲，迈克向汉娜长期寄送录音带是同情，汉娜不识字却当庭承认作为物证的事故报告是她所写而拒绝核对笔迹是自尊。就是汉娜在失火时不肯开锁放人，也有振振有词的辩护：这是不合规定的，开了门都跑了谁负责？这使我想起日耳曼人特有的认真。而迈克对导师说可以证明汉娜无罪但在导师目光下却说不出口则是羞愧。

影片告诉我们罪恶也自有其逻辑，根源在于制度。汉娜为谋生加入党卫军，有了一份看守集中营的工作，她做得越认真罪恶就越大，以致葬送了300条无辜的性命，也葬送了自己的一生。可见制度是人创造的，但制度比人强。这就是现在人们常喜欢使用的“异化”（alienation）这个概念的正解，很多人把它当作变异的时髦话来用是完全用错了。

此片的一个法律问题是是否涉及儿童色情。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禁止传播儿童色情内容的法律和判例，儿童色情通常是指描写16岁以下男女涉及性行为的图像，包括被描绘为儿童的人。照此说来，此片出现15岁男孩（不管演员的真实年龄是几岁）与成年女子的性爱场面当然属于儿童色情。不过通常有例外或免责条款，如规定具有艺术价值的除外。此片既然参加奥斯卡评奖，应当承认其艺术价值。所以香港经过电影审查，作为三级片放映。

No Comments

在国际范围的新闻传播学和媒介法著作中，是找不到与中文“采访权”对应的词语的，the right to gather and interview？互联网上根本就搜索不到这样的词条。这是由于在国际上，寻求、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权利是每个人拥有的基本人权，根本无需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利作出特别的规定。我国新闻媒介与党政部门紧密依附结合，以前记者采访就同办公室、秘书处官员了解下情差不多，按行政等级办事，也不需要有采访权的概念。采访权之所以成为眼下新闻界一个密切关注的问题，是由于社会转轨，记者以行政手段采访有时会碰壁，还有一些行政等级“模糊”（不是没有而是较低）的媒体希望能够享有更多的采访报道的空间。

参见：
《有关采访权的几点看法》（2007）
http://yzwei.blogbus.com/logs/6727304.html
《论采访权》（2002）
http://yzwei.blogbus.com/logs/4630318.html

许多国家实行的是信息自由制度，核心原则就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除了法律规定禁止公开的以外，任何信息人人都可以自由打听和传播，不存在什么“小广播”、“小道消息”，什么“反对自由主义”，什么“不该知道的不要乱打听”之类的观念。记者采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不告诉我不要紧，自会有人告诉我。美国从水门到拉链门，哪一件是记者采访了当事人而报道出来的呢？

这些国家的记者不存在采访难的问题，还在于记者的采访报道是有整个民意表达制度配套的。具体说，就是新闻自由制度、议会制度、普选制度、非政府组织制度、民意调查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结合形成一种民意对权力的制衡机制。比方说，哪位官员胆敢粗鲁拒绝采访甚至训斥记者，当晚电视和第二天报纸肯定会报道（新闻自由），下个星期公布的这个官员的民意支持度的百分点肯定会下降（定期的民意调查），说不定还会有议员在地方议会上发难，要求政府调查。即使这位官员不是选任而是委任的，下届政府里还能不能连任也会成问题的。

我们国家不存在这些制度，新闻媒介隶属于各级党政机关，还编定了行政级别。在一些高官眼里，新闻记者都是自己的下属，是否接受采访，当然取决于自己。我不止一次看到香港电视里播出内地官员训斥记者的镜头。一次是一位副部长在公开会议休息之时，记者把话筒伸过去，他用手推开，边走边嚷，走开、走开！你们没看见我忙着呢！还有一次是一位省会城市市长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提了一个问题可能不很得体，他勃然大怒，说，你们看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市政府会议厅，不要把香港那一套搬到这里来！在这些高官看来，你们级别比我低了不知多少（对中央媒体记者也许就不敢），训几句算什么。香港电视老实不客气如实播出，令我至今想起这种张扬跋扈的模样就难过。内地居民当然看不到，内地媒体报道就更不可能了，那官员还怕什么？

所以，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业务活动，而是同社会公共规范和政治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近年来，领导当局终于认识到信息公开好过信息封闭，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和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的制度，这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进步。但是我们的信息公开不同于西方的信息自由制度（不存在所谓“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也不可能实行新闻自由制度（早有明确宣布）。我们的信息公开和传播，必须有利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理，所以信息（按照官方定义主要是指时政新闻信息）的采集和加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必须有专人担任，必须由行政管理机关来发证件，必须经过同样是行政特许的管道来向社会传播，以体现正确的社会目标和价值观。那么谁来保障记者采访的顺利进行呢？自然还是只能来自行政权力。

这就是规定新闻记者对“公职人员”强制采访的特权（已经不是权利了）的基本思维轨迹。

但是，新闻采访毕竟不是查案取证，而是一种人际交流和沟通，它的基础是互信。西方记者为什么不惜自己坐牢也要为消息来源保密，就是这个道理。以为只要记者证一亮：请说吧！对方不信任你，能说心里话吗？厚道一点的，三言两语把你打发了，狡猾一点的，大兜大转，说了半天也没有你要的正题内容，陪了你这么久，还能说我“拒绝采访”？——强制采访不符合新闻活动规律。

一律强制官员接受采访也同我国现有的其他制度、规定有冲突，主要是统一的信息发布制度和新闻媒介的等级制度，所以会有那么多 “拒绝采访”的“正当理由”，七折八扣下来，还剩多少空间，自可计量。

还有，不管是怎样的“公职人员”，他们都是公民，都是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主体，有说的自由，也有不说的自由，强制采访就是削减了他们不说的自由，虽然“公职人员”的自由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应该有个更合适、更正式的程序，比方说，在《公务员法》中规定。

最后，新闻出版总署作为国务院直属部门，依法有制定部门规章的职权，但记者证上印的这句话，应该连规章也不是。在新闻出版系统之外的各个公共机构（包括党委、人大、政协、政府、纪检、司法、检察等等部门）和那里的公职人员，为什么非执行不可呢？如果不执行，总署有救济之权吗？

所以，恕我直言，记者证上印上这句话，虽然用心良苦，是想为新闻记者提供更多一点支持和保障，但是可能效用不大。

我建议不如把这句力不从心的对全国“公职人员”的约束性规范改为对本系统的授权性规范：

新闻媒介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粗暴拒绝采访的行为有如实报道的权利，不受任何干预。

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可以了。

2 Comments

媒介报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在近期更换发记者证，上面印有“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字样，引起相当关注。我没有见到记者证，只是根据新闻报道中的这句话做一些思考。

应当肯定，新闻出版总署的措施是积极的、善意的，目的在于支持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活动。

不过，这句话似乎简单了一些，涉及许多事项需要定义。

1.什么是“公职人员”？在法律上，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务员”这些术语，“公职人员”是什么范围？是不是就是所谓“干部”？如果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国企车间主任，警署署长、派出所所长，军队的排长连长，算不算？记者自己也是国家干部，更不必说总编、台长，是不是也在“不得拒绝”之列？

2.什么是“拒绝”？说“不”当然是；那么“改天吧”、“不方便”（也许真的不方便）等“婉拒”，算不算？电话没人接（也许外出了）、写信没有回（也许没有收到），算不算？通行的辞令“无可奉告”，算拒绝吗？

3.采访什么？我想应该是涉及本职工作范围的事项，不过作为政府部门提出的一项规范，那是不可含糊其词的。比方说，有位“公职人员”走在街上，记者拦住他，郑重出示记者证，验看无误，然后提问，您对即将举行的两会有何看法？对此可以“正当”地“拒绝”吗？

4.什么采访方式？采访是指采集和访问。采集包括记录、录音、照相、录像，以及以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固定技术。有的“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在有记者在场的公开场合发言，往往会说，我随便说说，说过算了，不要记录，不要录音，不要报道，算不算“拒绝”采访？“正当”吗？

5.什么是“正当理由”？已经有人提出要求明示有哪些拒绝的“理由”是“正当”的，但这可能是难以罗列的，理由见后。

No Comments

魏永征注：

在讨论在侵权责任法中是否需要单列媒介侵权法（新闻侵权法）中，友人给我发来了张新宝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与张氏素无交往，只在10年前有一次对媒介人的讲座班上，他同我是前后讲，打过一个照面。我看过他的书，但是全然不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学术观点。拜读之后，深感我的观点与他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他作为一个功底深厚的民法学家，主要是从立法学和法逻辑学的角度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我作为媒介理论研究和媒介实务的两栖人，是从考察了我国媒介在涉及侵权（自然是指人格权）纠纷问题上的历史和现状而得出来的。甚至我们使用的话语都全然不同。我们两人都运用了比较法的方法，当然张氏比我要全面而且规范。这可真应了孔子的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

“新闻侵权”这个术语，在中国大陆我是始作俑者之一（1994年月5出版的《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还有孙旭培兄主编的《新闻侵权诉讼》也在同年稍后的时间出版）。惟其因为有10多年考察的经历，我才感到，对所谓“新闻侵权”（以及后来替代为“媒介侵权”）的术语，只能作为在媒介法研究领域内的一种特定研究对象来加以考察，而不宜作为独立的法律规范来使用。这一点，张文比我说得更加明确而且透彻。

为便于同学们学习研究，我将张新宝教授的文章转贴于下。

（我的意见见：http://yzwei.blogbus.com/logs/27730746.html）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工作已经进入最后攻坚阶段。经过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学界的长期共同努力，这一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达成了诸多共识。但是，无论是在法律价值取向上还是在立法技术层面上，都还存在一些争议。侵权责任法是否规定“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就是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在有关部门召开的研讨会上，肯定说似乎占据上风，已有的文献也表明肯定说“人多势众”。笔者主张，“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不应当写入侵权责任法条文中。本文试图对这一主张做一个较为全面的阐述，并求教于同行学者特别是对“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持肯定态度的学者。
　　
　　一、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问题的提出

　　(一)两种不同的观点

　　1．肯定说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在“特殊的自己责任”(第二章)中以专节规定了“新闻侵权”，内容包括新闻侵权的概念、形式、抗辩事由、公众人物、责任主体、侵害人格权的补救、新闻作品侵权准用等。这些条文和理由、参考法例的作者均为杨立新教授。此外，该建议稿对“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责任(第1827条)以及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侵权责任(第1828条)作出了规定。作者分别为杨立新教授和熊谓龙博士研究生。

　　杨立新教授在其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以“媒体侵权”为标题在“过错的侵权行为”章中对相关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同时以并列的一节(第二节)规定了“侵害精神性人格权的行为”之侵权责任。在“媒体侵权”一节中，起草者规定了媒体侵权的形式、抗辩事由、公众人物、责任主体、侵害人格权的补救(反报道)、侵害网络用户信息、网络服务者的特殊连带责任、拒绝或者无法提供网络证据的补充责任、文学作品侵权准用。

　　2．否定说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草案建议稿规定了侵害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的侵权责任；作为保底条款，也规定了侵害“其他人格权或人格尊严”的侵权责任，但没有对“新闻侵权”作出直接或者间接的规定。麻昌华教授起草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学者建议稿)》同样没有对“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作出规定。

　　(二)简单评述

　　支持“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的学者主要是王利明和杨立新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教授。由于上述两个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建议稿的相关部分的主要作者均为杨立新教授，因此可以认为杨立新教授是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和立场最坚定者。当然，王利明教授和杨立新教授的类似学术观点也可以追溯到他们于1995年合著出版的《人格权与新闻侵权》。可见，肯定说的学术观点具有一贯性。不支持“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的，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以外的学者。作为否定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张新宝教授，主要理论依据是其对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之研究以及对欧洲侵权责任法的比较研究。

　　肯定说将“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当作一个侵权责任法立法中的特别问题看待，认为其在责任构成甚至归责原则方面具有特殊性，至少是在抗辩事由方面具有特殊性。否定说则认为无论是发生在出版物、电视或广播节目中的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案件，还是媒体或其从业人员作为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案件之加害人的案件，在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甚至抗辩事由等方面均没有特殊性。实践中，绝大部分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案件都与媒体机构或新闻出版物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分类方法上，肯定说将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的侵权责任当作一般问题对待，将“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当作特殊问题对待，甚至与特殊侵权行为(责任)等量齐观。否定说则坚持以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包括某些利益)作为划分一般侵权责任的标准，反对以多重标准来“类型化”一般侵权行为。
　　
　　二、“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的文义分析

　　(一)一般文义分析和专业界定

　　1．一般文义分析

　　用一般文义分析的方法来解释“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是必要的，它是我们研究问题的起点。这里需要着重解释的是“新闻”或者“新闻侵权”以及“媒体”或者“媒体侵权”。至于“侵权”则不是本文试图解释的术语，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其含义并不确定。

　　“新闻”非中文之固有词汇，因此《说文解字》等传统辞书对此无解。《辞海》云：新闻是指公开传播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或者指新闻文体、新的知识。担任过文化部长的陆定一先生对“新闻”一词的界定具有权威性：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后来有学者对“新闻”进行过辞源探究，许多学者对“新闻”所作的界定实际上都是对陆定一之定义的阐述。比如有人认为，新闻是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对当前政治或社会事件所作的报道。有学者则认为，新闻是指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电影等大众传播工具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行为。貌似简单的概念阐述，其实隐藏着一个问题，即新闻到底是静态的“新闻报道”作品(如报纸发表的一篇新闻通讯、电台广播的一条新闻消息等)本身，还是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动态的“新闻报道”的行为?对此，学界似乎没有共识。

　　作为静态的报道作品的“新闻”，似乎难以与“侵权”组成主谓结构词组的“新闻侵权”，因为侵权必须是人的行为或“准行为”，新闻作品本身并不能实施加害行为或准侵权行为；如果将“新闻”定位为静态的报道作品等，“新闻侵权”最多可理解为“发生在新闻报道作品里的侵权事实”。但是，发生在新闻作品里的侵权(如侵害名誉权)与发生在出版社(不是新闻单位)出版的小说中的侵权(比如也是侵害名誉权)，在构成要件、责任承担等方面有什么区别吗?作为报道行为的“新闻”，诚然可以与“侵权”组合成主谓结构词组的“新闻侵权”，其含义可以理解为新闻机构或者新闻从业人员在进行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对他人民事权益的侵害。如果是后者，受到侵害的权益则可能超出人格权的范围，甚至扩展到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比如新闻采访车在行驶途中撞伤了人。KTV电视台的采访车撞伤人，与BTT火葬场的运输车辆撞伤人，二者并不存在不同的赔偿责任规则。无论是将“新闻侵权”理解为发生在新闻作品中的侵权事实，还是理解为新闻机构或者新闻从业人员在进行新闻报道中发生的侵权行为，似乎都没有严格的学术意义。

　　“媒体”也非中文固有之词汇，故《说文解字》等传统辞书对此无解。《辞海》仅有“媒介”词条(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务，各种信息的传输手段)。另一词典认为，媒体指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如报刊、广播等。将媒体与侵权联系起来，所能作出的文义解释是：(1)媒体(如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机构)所为的侵权，其所侵害的何种权益在所不论；(2)媒体从业人员(如记者、编辑等)所为的侵权，其所侵害的何种权益在所不论；(3)发生在媒体(如报纸、电视节目)上的侵权，“媒体”作为侵权行为的场所或者载体等。无论做何种解释，能够得出的结论与“新闻侵权”大致相当。

　　2．学者的专业界定

　　否定说当然不会其实也没有必要对“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作出界定。较早的侵权法专家建议稿认为：新闻侵权是新闻机构或者个人利用新闻作品，损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其对“新闻机构”和“新闻作品”进行了界定，与人们的通常理解略同。在新近的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中，作者不再使用“新闻侵权”的概念而是使用“媒体侵权”的概念，不对“媒体侵权”本身进行界定，而是主张：(1)加害人为媒体机构或者媒体作品的作者，受害人为一般的民事主体；(2)侵权的形式包括内容严重失实、评论严重不当、未经同意披露隐私、使用污辱性语言、诽谤他人、其他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
　　
　　(二)简单的评论

　　即使是肯定“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的学者，也在使用“新闻侵权”还是“媒体侵权”的选择上举棋不定。而从其主张的建议方案来看，似乎存在以下不可克服的困难：(1)如何解决“新闻侵权”和“媒体侵权”与侵害名誉权、侵害隐私权等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答案；(2)“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是否存在需要列举规定的特殊性，以及确认这些特殊性的标准是什么，没有答案；(3)“新闻”和“媒体”的范围界定是否能够确定，答案的说服性不强。当然，也有一些细微末节有待斟酌，如诽谤他人与“内容严重失实”、“评论严重不当”如何区别开来；内容严重不实并不一定构成侵权，如歌功颂德、溜须拍马者。
　　
　　三、比较法上的观察

　　(一)从老法典到新法典的规定

　　如果将有100年以上历史的民法典称为“老法典”的话，那么《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当然算得上“老法典”了，此外《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也算得上“老法典”。这三部“老法典”均没有对“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作出任何规定。《法国民法典》甚至没有对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列举，只是笼统规定过错致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对受到侵害的所谓绝对权利进行了列举，但是列举的权利却不包括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这种状况后来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确认“一般人格权”而有所改观。即使是这样，“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具有法律意义或者学术意义的用语。这一状况延续了100年也不曾改变。2002年《德国债法改革法》没有规定“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的责任问题。

　　1960年颁布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可以算比较新一些的民法典，也是备受学者推崇的一部法典。在这部法典中，涉及相关侵权责任的有诽谤(第2044条、第2045条、第2109条)、虚伪表示(第2058条)、虚假信息(第2059条)等，但它没有对“新闻侵权”、“媒体侵权”作出规定。

　　1991年颁布的《荷兰民法典》作为一部融合大陆法和英美法精神的比较法杰作，自其问世以来就受到广泛重视，我国法学界和立法工作部门也十分重视这部法典的参考借鉴价值。该法典第六编第三章是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涉及本文讨论话题的条文有第四节(误导性公布、比较广告等)。此外，债法总则第106条规定了侵害名誉、荣誉等的赔偿责任。由于该法典侵权责任法采用了一般条款的立法技术方法，可以认为其第162条(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适用于侵害人格权的所有案件。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部新法典而且是一部被认为具有浓厚的比较法基础和时代气息的新法典，并没有对“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作出规定。

　　1994年颁布的《蒙古国民法典》规定了侵害名誉权、荣誉权、商誉权等人格权的侵权责任(第377条第1项)，没有规定“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1995年颁布的《越南民法典》同样没有规定“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学者起草的《欧洲侵权责任法》也没有规定“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1995年公布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100条规定，传播诋毁名誉、侵害人格尊严和商誉的信息而造成损害的，加害人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但该法典没有在此之外对新闻侵权、媒体侵权等作出规定。

　　(二)简单评述

　　1．比较法经验的统一性

　　民商法的许多制度，即使是在大陆法的范围内，也存在一些差异。有的差异属于技术性的，有的则属于价值性的。技术性的差异在比较法上意义甚小，而价值性的差异则值得重视。而就是否承认“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这一问题而言，在大陆法范围内，无论是老法典还是新法典，却没有分歧：不予承认。
　　这个如此统一的经验甚至可以延伸至英美侵权法。在英美侵权法中，类似的有名侵权是诽谤(def-amation)和侵害隐私权(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of privacy)。尽管在实践中，侵害他人名誉权(口头诽谤或者书面诽谤，尤其是书面诽谤)和侵害他人隐私权的加害人往往是媒体或者侵权作品发表在媒体上，但是美国法官和法学家们并没有发明“新闻侵权”(news tort)或“媒体侵权”(media’s tort)。看来，即使是不太讲究形式逻辑而注重实用和实践经验的美国法，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与大陆法分道扬镳：仍然以加害行为侵害的客体(权利)来进行命名，并进而展开其制度和规则。

　　2．比较法经验的可借鉴性

　　侵害人格尊严、侵害名誉权或隐私权等人格权，并非我国社会特有的现象；新闻媒体卷入侵害人格权的诉讼，或者成为案件的被告或者其出版物等与案件的争讼有关，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至少与我国的情况相类似。既然如此，对这类侵权责任加以规定就不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一般性问题。其他国家的经验具有十分强的可借鉴性。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侵权责任法不规定“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值得我们深思。
　　
　　四、从法律规定到司法解释：官方态度及其评论

　　(一)相关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

　　规定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责任的基本民事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99条至第102条分别对公民(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作出了规定。第120条则规定了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侵权责任。一般认为，民法通则是以加害行为(或者准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权利)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责任)的。因此，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我们很容易列举出侵害名誉权、侵害荣誉权、侵害姓名权、侵害肖像权等侵权行为(责任)。但是，民法通则并没有关于“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规定。其他法律也不存在这样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如下表所述：
　　（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害人格权案件审理的各个解释基本都以具体的权利为逻辑基础，并不存在所谓的“新闻类的权利侵害”。同时，单就名誉权的司法解释而言，其中所涉及的关于文学作品引起的纠纷，也是在名誉权的体系中进行解决的。这样的认识，在最高人民法院涉及名誉权侵害纠纷的批复中也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都兴久、都兴亚诉高其昌名誉权纠纷案件的批复，关于王大学名誉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秋生、娄良英等八人诉彭拜、漓江出版社名誉权纠纷案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兰祖诉山西日报社、山西省委支部建设杂志社侵害名誉权一案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朱秀琴、朱良发、沈珍珠诉《青春》编辑部名誉权纠纷案的函等。这些司法解释所承认的体系是权利分类下的各个领域内权益的保护，而不是将各种权利拆分后归属在不同领域当中。质言之，司法解释不承认“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在“案由”中这样的“侵权案件”是不存在的。

　　(二)简单评论

　　1．立法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

　　我国法律从未规定过“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这一观点是一贯的和明确的。2002年12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向常委会提交并经常委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侵权责任法部分对侵害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的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没有对“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作出规定。草案继承了这一传统。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与立法部门保持了相同的立场。尽管多个司法解释涉及到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自己的司法解释里对相关案件中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的诉讼主体地位等作出了解释性规定，但是没有通过司法解释创设或者认可“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更为重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确认“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这样的案由。

　　2．简单的评论

　　制定新的法律包括制定侵权责任法，对于立法部门长期坚持的观点和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相关法律时所持的态度，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这并不是说不能有所改变，而是主张：改变过去的法律传统需要有充分的理由。至少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理由。《法国民法典》的四位编撰者之一的波塔利斯(Portalis)曾经有过这样的告诫：在我们没有把握未来一定会更好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现状(I’un des quatre rédacteurs du Code civil de 1804：Il faut laisser 1e bien quand on est en doute du mieux)。这样的告诫对于我们今天的民法典起草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民法：抽象的人与抽象的规定(代结论)

　　(一)民法上的“人”与规范

　　1．民法上“人”之抽象性

　　即使是在古代，民法总是被当作“一般法”、“普通法”看待。民法的这种地位至近现代得到了加强。可以验证的是，中世纪的普鲁士邦法被命名为“普通法”，现在仍然有效的奥地利民法典被命名为《奥地利普通民法》。现代民法虽然不一定以“普通法”命名，但其基本法地位和其普遍适应性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确保民法普通法地位及其普遍适用性的关键之处在于，民法将其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设定为“人”。这个“人”是法律确认其有人格却不带有任何特殊标记的“抽象人”。民法上的“人”与其职业无关，与其性别无关，与其宗教信仰或者政治立场等无关。这种“人”的一般性，决定了民法的普通法(或者说基本法)的地位。忽视或破坏这个“一般性”，就会将民法降格为特别法。

　　“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之肯定者，将新闻媒体或者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作为一类特别的侵权行为(责任)主体，在这个民法上的“人”之上加上职业符号，其结果必将否定民法的基本法或普通法地位。我们无法设想，在侵权责任法中对工人(无疑是一种带有职业符号的人)的侵权责任、农民的侵权责任、运输系统的侵权责任等做出列举性的规定。

　　2．民法规范之抽象性

　　民法与刑法完全不一样，不适用“罪刑法定”主义。由于民事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立法者试图制定出包罗万象的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千差万别的民事关系的努力，在中世纪后期即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科学的抽象和分类基础之上的“一般条款+列举”的技术方法。

　　基于这样的立法技术，近现代侵权责任法无需对打死他人之牲口的赔偿责任、打死他人之家禽的赔偿责任、损害他人之房屋的赔偿责任等分别作出规定，而只需要对侵害他人财产的侵权责任作出抽象性规定，因为牲口、家禽、房屋均为财产，财产的具体形态是不可能完全列举的，对侵害财产的侵权责任作出抽象的规定即可。同样的道理，近现代民法也不会分别对“用刀杀害他人的牲口的赔偿责任”、“用枪杀害他人牲口的赔偿责任”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杀害他人牲口的赔偿责任作出列举性的规定，因为这样的完全列举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如果将“新闻”理解为传媒媒体或者新闻作品，也找不到“新闻侵权”或者“媒体侵权”的立法生存空间：正如侵权责任法无需对发生在广场的人身损害侵权责任与发生在室内的人身损害侵权责任分别加以规定一样，对于发生在新闻媒体上的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侵权责任也无需加以列举性的规定，因为发生侵权的空间或载体对于责任之构成没有实质性影响。

　　(二)否定说及其建设性意见

　　综上所述的必然结论是，对侵权责任的分类，原则上应坚持以受到侵害的不同性质的民事权益作为划分标准。在立法上，对一般侵权行为(责任)之列举性规定，应当遵循这样的逻辑基础；对于特殊侵权行为(责任)之列举，则需要有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免责事由等方面的特别事由。支持“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的主张之所以不被比较法的经验所认可，也不为我国已有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采纳，是因为其与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技术方法背道而驰。我们在起草侵权责任法时，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旗帜鲜明地反对“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进入法条。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对侵权责任法抱有太高的期望值，指望通过这样的法律完全解决人格权保护与新闻(出版、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关系问题，也是不现实的。

　　本文作者认为“新闻侵权”或“媒体侵权”不应进入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法条，并不否认学者们过去在这一领域进行理论研究的辛勤劳作与重要贡献。其成果作为一种法学文化遗产，对于我们完善有关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侵权责任之制度建设和促进司法进步仍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Comment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求《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意见。我和我的友人、学生出于职业习惯，主要关注其中的两条。这就是：

第二章“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的第二十四条：

“故意损害他人人格权、身份权，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以及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的第三十四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要求删除、屏蔽侵权行为内容的通知。网络服务者得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失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人们普遍注意到，这第二十四条，把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限定在故意上，是对20年来在相关侵权案件中动辄判处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重大修正。有人赞成，认为这无疑为信息时代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公民言论自由和传播自由，为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行使，提供了比较充分和严格的法律保障，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贯彻落实（阚敬侠）。也有人反对，认为规定损害他人人格权、身份权必须出于“故意”而排除“过失”损害他人人格权、身份权的精神损害求偿，可能会导致人格权、身份权保护的弱化（周泽）。

他们问我什么意见，我现在还没想好，说不出。我只想指出，这个尺度已经低于有些新闻界友人视为经典的美国沙利文案的“实际恶意”原则，“实际恶意”的精神状态是故意和严重疏忽，现在法律草稿规定只有故意侵权再加“严重精神损害”后果才赔（经济损失赔偿要由原告就损失数额和因果关系举证，对这个规则并无争议），可以不用再苦苦论证在中国“引进”沙利文原则了。

法律既然把故意和严重精神损害规定为索取精神赔偿金的要件，那么原告在提起赔偿主张时对被告的故意和自身受损害的严重性自然负有举证责任，而作为被告的作者或媒体若能证明内容对自己来说具有可信性，当然可以免除赔偿之责，谈论多时的“确信真实”原则也解决了。

我赞赏一点：本条是作为普遍原则规定的，就责任主体而言，并非对媒体的特权规定，权利主体（原告人）也是所有的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媒体，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要严一样严，要宽一样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很好。

有人喜欢说媒体享有言论、出版的宪法权利，要特殊保护，那么公民难道没有这些宪法权利吗？什么时候公民的宪法权利被媒体独占了呢？

第三十四条，是关于互联网的。这是在“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一节里面的。互联网使人类传播行为发生了自500年前大规模大众媒介产生以来再一次重大飞跃，这就是由以往web1.0延伸出web2.0，亦即内容和载体（channel）相分离，这样必须就载体的责任作出特殊规定。

有人说：既然规定了互联网，为什么不规定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这是由于不了解互联网传播的特殊性的缘故。以往处于web1.0状态下的媒体，如果内容发生侵权问题，具有过错，历来都是作为与表达者（作者）共同侵权处理的（当然原告人有选择诉讼对象的权利），不存在什么特殊，两大法系都是如此。怎么可以同互联网一起放在“特殊规定”里面呢？

对这一条两款，前款规定了“明知”要件，自属与用户也就是表达者共同侵权，不应有什么异议。第二款就值得推敲。有人认为：这条规定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局面，舆论监督对象发现网上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和言论后便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然后，有关信息和言论就被屏蔽掉，从而导致网络舆论监督无法实现，实质性地影响公民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监督权利的实现。而且，是否侵权，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审查上可能也面临困难。因此，这个条文非常值得检讨（周泽）。我以为他说得有理。

这条规定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侵权。这并不简单，一起名誉侵权案件上了法庭，动辄一年半载，方可落幕。现在只要有人通知说侵权就是侵权了吗？行政法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把服务商责任限定于“明显属于”（包括侮辱、诽谤）上，这是有道理的。有些言论，一看便知有问题，如说“烂人烂教材”等具有侮辱性的言论；有些言论，看来十分平和，争议只是在于事实，难道只要有人说假便认为是假，也是删了再说吗？服务商对他人上载的内容有调查和判断的能力吗？如果删除了不该删除的言论，损害了正当的言论自由，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公民宪法权利问题，是不是应当考虑呢？

把这三十四条与二十四条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一宽一严，不大和谐。二十四条规定只有故意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减轻了侵权言论的责任；三十四条却把删除网上被指“侵权”的言论定得很轻易，这就有些不平等了。

我以为，对于网上那些被指“侵权”但是又不是“明显属于”、服务商难以判断的言论，似可参照《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处理被指有侵害著作权内容的程序，这也有利于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

1 Comment

今天上午，有朋友发短信给我说《从元宵大火看中央电视台的骄奢之风》内说“大裤衩”办公室主任是处级干部不对，是副局级。有《财经》的报道为证，此文现在贴在右边评论里。

我承认孤陋寡闻，估计不足，只会从报道中推算。报道说：“徐威1985年2月任央視播送部控制二科副科長，1988年3月任播出控制二科科長，1992年10月任設備科科長，1994年6月任技術管理辦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任技術管理辦公室主任，2005年5月任現職。”从副科到正科到副处、正处（技术管理办公室属技术委员会之下），顺理成章。建设工程办公室干什么的？不就是盖房子吗？不盖房子就没有这个机构，房子盖成了也就不存在了，还能有什么级别呢？让这位徐某人当这个差，当好了，自然官升一级。没有想到现在实行是先设机构后办事，先升官后当差，错了错了。

这个副局级，是个什么官？国人见得多了，都会推算，相当于：北京市的一个区的副区长，广电总局或者新闻出版总署下设一个什么局或司的副局长或副司长，到了外省，可以当一个省辖市的副市长。

香港与世界各地一样，也有警察，共两万多人，统领这支部队管理整个特区公共秩序的，不过是个处长，现职警务处长名叫邓竟成（警务处隶属保安局）。就是说，“大裤衩”工地主任到香港来，官阶比此地警察首脑还要高。

中国虽然实行公务员制度，但是那是对外说的。“党管干部”的制度，坚持至今不变。是的，央视不是国家机关，是个事业单位，但是事业单位和它的各级工作人员同样具有行政级别。而且如同军衔一样，这个行政级别是通用的。到了处级，就进入领导干部之列，可以按照党的需要调配到各种岗位上。从党政机关调个公务员到媒体当干部，从媒体调个干部到党政机关当公务员，那是成规惯例，习以为常，完全不用像如今求职的大学生、研究生那样还要通过考试。所以这个徐某人也算是倒霉，如果“大裤衩”盖得好，立了一功，再升一级，到国务院哪个部委当个司局长或者外放到某省辖市当个市长，都是有机会的。

所以，才会有公务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以及最近划入“不得拒绝采访”之列的“公职人员”诸如此类的概念，叫人眼花缭乱，不知道怎么定义。

话说这个建设工地，自是来头不小。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其实成为区中之区。它居副局级之尊，朝阳区的公安、环保等等管理部门，只得处级，怎么管得了它？它目无法规，擅放烟火，只好慢声细气地劝说，劝说无效，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学校前年也盖了几十层的大楼，做梦也不会想要委任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员设立一个什么级别的机构，自然远没有“大裤衩”那样阔气，这是一国两制，不可比攀的。

我对学生讲中国媒体，学生怎么也弄不明白中国媒体的总编、台长以及各中层、底层的主任、主编之类怎么可以与官员有相同的品级，现在“大裤衩”工地办公室的副局级倒是一个现成的实例，有助于学生理解中国媒体的状态。

我写这篇文章的此刻，北京某所大学正在开会讨论全国人大法工委征求意见的《侵权责任法》草稿，有一些媒介的法律顾问一直主张要在其中专列“媒介侵权”专节，对媒介侵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等案件设计向媒介“倾斜”的规定。我的意见都说过了，不想多说了，只说一句：像央视这样的气派、威风，还用得着向它“倾斜”吗？

4 Comments

元宵之夜央视新址的一场大火，令人震惊、愤慨、叹息。这里敬赠央视两个字：骄奢。

国际金融海啸，尚未见底，我国经济也面临众所周知的难处，而央视“大裤衩”工地举行元宵节（这并非法定节庆）“包饺子”活动，居然豪情满怀，一掷百万。也许在有些人眼里，这个“大裤衩”投资数十亿（说是50亿，可能还不止），100万不过九牛一毛，何足道哉，但是前者是建设工程的投入，后者是付诸云烟的消费，这笔巨款动用的是哪笔开销？谁批的条？谁买的单？应不应该有所交代呢？

燃放的A类烟花弹，依照地方法规须报请北京市政府部门批准，央视居然漠然置之。有消息说，这样“活动”已经连续三年。这不是什么秘密活动，而是越张扬越显出不凡的气派，可见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根本不在这个“中央媒体”的眼里。政府部门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了，不敢管。区区一两个治安民警那真是渺哉小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成吨的烟花废物在身边飞泻，直至起火。

http://www.jhnews.com.cn/site1/jhwb/html/2009-02/11/content_964571.htm

出事了，一位主播小姐出来道歉，轻轻松松甚至还略带微笑，似乎说的是外地甚至外国的某起事故。什么叫“火灾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如果没有火灾，随便让百万国家财产化烟、化灰，就不叫损失吗？什么叫“给周边群众造成交通堵塞和生活不便”，死伤了人，污染了北京全市空气，仅仅是不便吗？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连提也不屑一提吗？央视的台长、书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出来说说自己有什么责任呢？

更有甚者，火还未灭，尚方宝剑就下来了：各网站只用新华社通稿，不发图片、视频，不做深度报道（这自然是针对有新闻报道权的各新闻媒体网站的），以及博客评论不置顶、不推荐等等。连新华社报道也笔下留情，敬避尊讳，只提“业主单位”。中国之大，火灾发生多了，别的着火的地方、单位，能够享受如此特殊保护吗？

一个星期过去了，捉了几个人，最高的是一个处级官员。很有可能通过把这个事故刑事化，关几个人，就算有交代了。前列那些个问题，出这样事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央视还打算不打算向公众做一个交代哪？

也许，从直接责任来说，确实是这个主任擅作主张，“上级”毫不知情。如果真是这样，一个处级官员居然独自可以支得动百万巨款来闲花花，也足以令人咋舌：真是家大业大啊。

可不，已有消息传出：大楼虽然损毁严重，但是年内就能修复。大有火再大、烧得再多，老子有的是钱，其奈我何的气概。

央视确实有钱。全国三百家电视台，央视一家的广告收入就占了全国电视行业的三分之一。今年全国GDP增长保8都困难，而去年11月央视广告09年招标“轻轻松松”（报道是如此写的）就比08年增长了15%，据说还留了一点余地。

央视是国家台。央视的“标牌广告”和“A特段”，是政府强制全国各地电视台必须转播的新闻节目前后的广告，政府同时强制各地必须同时转播广告，等于要各地向央视进贡。央视往往有受权独家播出的节目，例如神七、神八上天之类，由此带来的广告收入动辄几个亿。央视的“春晚”，各地只有老老实实转播（自然也连同广告）的份，从来没有谁敢另扯大旗，有人要搞“山寨春晚”，那是白日做梦。

这就是央视的特权，正是这种特权，造就了央视的财大气粗，造就了央视的骄奢。

各省、各市的电视台，你们不要气不过，你们的眼睛不要向上看，而要向下看，在你们的“法定”范围内，你们也有自己的“权”。

面对中国媒介的这种等级体制，要实现以平等为主旨的法治，难矣哉。

8 Comments

最近，发生了两起记者被拘捕案件。一是中央电视台记者李某被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在其家中拘捕，另一起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网络报》记者关某被河北张家口公安局以同样的理由秘密拘捕。各种媒体的报道对此颇有质疑，司法机关则公开表明拘捕行为是合法的。

一、公民能否质疑司法活动？　

　　对于这种情况，局外人难免感到扑朔迷离：究竟涉及怎样的事实？为什么要拘捕？毫无疑问，司法机关具有正常办案的权力。依法拘捕涉嫌违法犯罪的记者，如同拘捕其他公民一样，是正常的事情。对此，相信一般稍有法律常识的公民都能够理解。那么，公民包括记者，通过新闻媒体表达对于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行为的质疑，是否应该呢？这似乎稍微有些复杂。　

　　按照我国宪法第27条和第41条的规定，应当说，公民包括记者当然享有对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提出意见、建议、批评等监督权利。不过，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也有规定，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办案，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这表明公民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理应受到一定的制约。不过，宪法对公安机关似乎没有授予与法院、检察院同样的权力，这又是否意味着公安机关的行为必须毫无例外地接受公民的监督、对外公开呢？情况似乎也不尽然。譬如《保守国家秘密法》第8条第6项规定，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属于国家秘密。《刑事诉讼法》第64条亦规定，公安机关拘留嫌疑人，如果有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可以不通知其家属或所在单位。因此，对于拘捕记者这样的刑事司法活动的具体案件事实，通常不宜过多置评。　

　　这个道理，一般人是明白的。笔者也发现公众对这两起事件的评论，似乎主要集中在司法程序方面，而不涉及实体问题。而依照有关法律和司法实践，对司法机关的办案程序乃至最终结果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一般而言不会涉及国家秘密或干涉司法权力的问题。因此，司法侦查活动的程序信息，比之司法侦查活动的内容，应当更多地具有公开的可能性，从而应当接受公众的监督。　

　　二、记者被拘捕事件说明了什么？　

　　近几年来，发生过不止一起记者或因贪污贿赂或因编造虚假报道被拘捕乃至被判刑的个案。这的确是一种新情况。它至少说明一个事实：新闻界既不是一方净土，也不是法外之地。人们了解这一事实：新闻界既有公正无私、为党和人民鼓与呼的好记者，又有大行敲诈勒索、贪污贿赂的坏记者。同时，人们对记者被拘捕事件的质疑还说明了另一个事实：确有某些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借助国家权力打击报复正常采访报道的记者。例如今年初发生的“西丰事件”。应当说，某些记者职业操守的严重下降和违法行为使人们包括司法机关对新闻报道行为的纯洁性、合法性不能不本能地产生怀疑；同时，某些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权力打击报复的事例也同样不能不使人们对其执法的公正性产生疑虑。诚然，这些怀疑和疑虑都是正常的。要知道，法律的前提从来就是怀疑人性皆善并为防止和制裁恶行而制定的。因此，无论是司法机关和公众对记者职业行为的怀疑，还是记者和公众对于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怀疑，都是符合法律精神的。　

　　三、如何依法对待记者被拘捕事件？　

　　必须承认，公众和记者对于记者被拘捕事件具有合理的怀疑权利，司法机关依据某些事实也有权力怀疑某些记者的职业行为可能违法并行使侦查权力。但是，很显然，任何合理的怀疑都必须基于法律规定。公众和记者当然不能要求司法机关公开尚未查清的案件事实，而至多只能督促司法机关依照法律程序办案。同样，司法机关怀疑某个记者的职业行为违法，除了已经掌握有关事实情节外，也必须遵守法律程序办理案件。因此，在记者被拘捕事件中，现在所剩下的唯一可以质疑的事情就是案件的法律程序问题。而面对公众和记者对这个问题的质疑，有关司法机关是可以并应当作出回应的。其实，无论人们如何怀疑司法的公正性，司法机关仍然能够令人信服地依法证明其办案程序的合法性，只要其办案程序确实是合法的。　

　　对于被拘捕记者所在的新闻单位来说，恰当地回应公众的关切也是十分必要的，能够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体现了对其员工的负责精神。　

　　四、社会各界如何对待新闻媒体和记者的舆论监督权利？　

　　记者被拘捕事件，使人们常常与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新闻舆论监督权利联系起来。一些人认为这些事件是对上述权利的不适当干涉，也有一些人认为新闻媒体和记者不恰当地行使了这一权利。现在，我们尚未看到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被拘捕记者是因为进行舆论监督而被抓，所以不能对这两起事件骤下断语。但是，记者涉嫌收受一方当事人好处而对另一方当事人进行批评报道，或以批评报道相威胁而索取当事人好处的情况，确实是当前记者犯贿赂罪或敲诈勒索罪的主要原因。所以说，记者犯贿赂罪与其享有的舆论监督权利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就不能不提示新闻界，舆论监督权利的行使必须出以公心、坚持清正廉洁的职业准则。否则，极个别害群之马必将损害全行业的社会形象和合法权利的正常行使。因此，新闻界自身必须大力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严厉惩戒以新闻报道权利牟取非法利益的职业行为。放任这种行为的一再发生或者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采取轻描淡写的措施，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必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情形，损害新闻界整体的公信力。　

　　但是，也必须看到，我国新闻界的主流毕竟是好的。而且，无论新闻界如何努力自律，也不可能消除一切害群之马。因此，社会各界包括新闻界自身，对待个别涉嫌违法记者的看法，以及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其违法行为的制裁，最好是只针对具体的个案，最好的做法是遵循严格依法办案，而不能是故意针对新闻媒体和记者正常职业行为的某种威慑或打击报复。因为，新闻媒体和记者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任何不恰当地侵害新闻界合法的正常采访报道权利的做法，同时也会给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害。如同对待任何一个涉嫌违法犯罪的公民，对个体的不公正就是对公民和社会整体的不公正。因此，对待涉嫌违法犯罪的个别记者，笔者同样要呼吁舆论和法律的公正对待。　

4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