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时间：2002年12月24日下午
地点：北京东四南大街85号，国家新闻出版署三楼会议室
访问人：徐迅
受访人：魏永征

对暗访与偷拍的争论伴随隐私权的概念而生
徐：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现象，对于新闻界的暗访与偷拍问题并不是从来都存在争议，在早期甚至是一个公认的优秀记者的行为，受到崇敬。比如说美国写作《疯人院的十天》的女记者科克伦，比如说中国的新闻前辈邵飘萍也曾经十分认可这样的采访方式。对于这种采访方式的争议以至批评更多的是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和现代科技的发展相关的，争论是伴随科技器材进入采访领域而生的，另外这是否也和尊重人权的世界潮流相关呢？
魏：对于暗访问题的质疑恐怕是和隐私权的提出，隐私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相联系。据我所知，从严格意义上说，1890年两位美国学者布兰蒂斯和华伦写的那篇关于隐私权的论文，实际上已有一些内容针对了新闻界的暗访。文章说，有些新闻报道就仿佛是躲在别人的床底下写出来的一样。如果是这样的报道当然是侵犯隐私的，这种报道也符合暗访的定义。在这篇全世界学术界公认的第一个提出隐私权的文章中，本身已经对暗访的形式提出的质疑。你说的暗访产生争议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隐私权意识的觉醒的过程，矛盾随之展开。
隐私权的问题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至少可以说我们对隐私权的认识是从1890年的那篇文章中讲的一个人“独处的权利”后来逐渐发展，发展到了“自己的信息自己控制的权利”。也就是自己控制自己的自主权。所以现在国际上对隐私权的理解比一百多年前就更为宽泛。它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个人对自己的主权，包括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私生活以及由引此引伸出来的各种记录的自主控制。从美国学者威廉•普罗索在20世纪60年代在对侵犯隐私数百个案例的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四点归纳中可以看出隐私范围的扩大：第一种是入侵，指侵入他人的私生活领域，这一点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第二个是披露，指披露私人的信息；第三个是错误曝光，这涉及到名誉，但它同名誉不一样，这种曝光的内容不是虚假的，而是由于视角和背景的不同，结果造成对方的损害，这已经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隐私范围；第四个是盗用，即盗用姓名、肖像等等，这些在中国民法中属于独立的权利，在美国也是属于隐私的范畴。普氏的归纳已经为美国的侵权行为法采纳，有了法律效力。
隐私观念的发展同科技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其中摄影和录音的发明是划时代的。本来一个人的形象或声音，只能留在别人的记忆里，别人怎么想也是别人的事情。《聊斋》里有一个故事：一个青年看上了一个公侯小姐，那时候不能自由恋爱，而且门不当户不对，只好躺在床上害相思病，后来他得到一块宝镜，趁小姐出行向她一照，宝镜里就留下了小姐的肖像。他就天天看这宝镜。小姐知道了，哭着对爹妈说，我的相貌都给他照到家里去了，我还能嫁给别人吗？这其实是小姐也愿意嫁给他的一种托词，就这样有情人终成了眷属。这大概是最早记载的偷拍行为。蒲松龄先生无意中表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形象本来是完全可以由自己控制的。但是如果固定到一个载体上，就成为脱离本人独立存在的一个物件，他自己就无法控制了，就会发生新的法律问题（婚嫁不是法律问题吗）。摄影机就是固定人的形象的宝镜，还有录音是对声音的固定，这就提出了自己的信息自己控制的要求。
联合国秘书长在1973年曾经提出过一份题为《尊重个人隐私权》的报告书，其中指出：“各国应当制定法律，或按最新情况修订现行法律，以保障个人隐私，使其不受现代科技仪器的侵犯。”报告书建议各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有：“在某人有权假定他不会被未经许可的人看到或听到的情况下对该人使用录音或录象器材，或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披露透过这种途径获得的资料，除可能须负刑事责任之外，还应附加而负民事责任”。
所以，从广义上说，我们可以把隐私权归纳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控制，别人不能擅自加以干预、窃取或者使用。
徐：隐私权的核心就是要尊重人的自我，也就是尊重人。但是暗访和偷拍恰恰是把每个个人对自己个人信息的控制权给剥夺掉了，替他处分了权利，所以冲突和争议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对侵犯隐私的合理排除
魏：从控制权的角度来说，对他人的任何拍摄、录音都应当征得本人的同意。任何的偷拍偷录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对这种控制权的一种侵犯。
但是，这种绝对化的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做到的。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既需要“独处”，又需要广泛的相互交往，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他几乎难以生活，如果人人要这样封闭起来，社会就不可能维系。所以我们对于未经许可的拍摄录音要有很多的排除。最基本的排除就是对于个人在公共场合的公共活动某些自主权的排除，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默示的公开”，因为行为人本身就处于公开的状态，他可以预见到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的后果。而且有许多行为本身目的就是要公开。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群体的活动，比如一个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或者是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商场里，那里出现了很多人，每个人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个体性被淡化了，这需要排除。二是在公开的场合中公开的表现，这包括演讲、表演，或者是在大庭广众中大声发表意见，这也应当排除。第三种排除就是公共利益的排除，有一些事情是违反社会公德、违法犯罪的行为，行为人的权利应当减缩。也就是说，为了社会公共的利益，由于你自己的行为违法，那就对不起了。这也就是所谓“公序良俗”的排除。
徐：不过，依我看，即使是违法犯罪，也有不同的情形，恐怕也不可一概而论。除了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不存在暗访与偷拍的空间外，我认为刑法规定的自诉案件也不应适用暗访与偷拍，比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遗弃家庭成员、轻伤害等，法律允许当事人和解，留下了一个以非强制性方式解决纠纷的余地。新闻记者如果不尊重当事人的选择，随意以暗访和偷拍的方式介意入纠纷，有可能人为地导致矛盾纠纷复杂化，从而丧失和解的可能性。这一点你同意吗？
魏：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隐私权的核心是尊重人。其实，对人的尊重、把人当作人是一切人权的出发点。隐私权在公共利益面前的退缩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退缩仍然不能违背对他人的起码的尊重。即使是道德和法律允许的偷拍偷录，发表时也要慎重。一般应当通过对面容打格子、改变声音频率等处理，使行为人不可辨认，我们批评的是行为，不是要羞辱他本人，是对事不对人。现在有的报道，刻意表现行为人的张皇、狼狈、尴尬，贼头狗脑的模样，张口结舌的丑态，像样板戏里边的栾平、刁小三，我以为不足为训。

社会公益排除当然不能同法律相抵触，你刚才说的那些实例，如果上了公堂，大都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当然不能成为媒体拍摄和报道的对象。

港台新闻记者与暗访和偷拍
徐：我国香港和台湾新闻界搞不搞暗访与偷拍？那里是不是也存在着争论？法律环境又是怎样的呢？
魏：香港、台湾与大陆社会制度和新闻体制不同，但是对于偷拍偷录的主流认识与我们是相通的。不过那里由于当地对新闻的他律和自律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偷拍偷录侵犯隐私的现象时有发生。
香港新闻界早在80年代就订有记者守则规定必须“以正直的手段”获得有关资料。2000年全港四家新闻团体经过充分研讨达成共识，共同制定了“专业操守守则”，规定新闻记者应该尊重个人隐私，在未经当事人同意采访和报道他的私生活，应该有合理理由，并作适当处理。但是有少数报刊，几乎可以说它的主要内容就是靠偷拍偷录得来的。有的朋友说，在香港只要有一点知名度，同一位异性朋友在不那么公开的场合吃饭、喝咖啡、跳舞什么的，说不定第二天哪家报纸或刊物就会登出两人的照片，渲染一番。当然它们有时也会使用“维护社会公益”的名义。比如报道什么地方有地下妓院，什么地方开毒品“餐厅”，什么地方举行色情舞会，什么地方“鸡（妓）鸭（男妓）同堂”，还有那些外地、外国的卖淫女是怎样偷渡到香港来的，那些黑社会组织是怎样举行仪式发展党徒的，等等，绘声绘影，图文并茂，记者如果不是乔装改扮去“卧底”，去“体验式采访”，甚至去亲自尝试一番，是绝对得不到这些资料的。有关文字也会象模象样地谴责这类现象，要求政府查处取缔。但是人们从那些煽情主义的语句，从对那些丑陋行为不加任何处理的自然主义的“曝光”，就不难发现这些报道根本上还是出于自身的商业目的，很少有人会认真相信这些暗访报道的正义性。
徐：那么它们怎么还能通行无阻呢？
魏：它们做得实在太出格时，会受到新闻业和公众的谴责，比如去年有三个中学生自杀，就有记者假冒别的身份到自杀现场拍了照片登在头版上，还有一位女影星跳楼自杀，有一家刊物竟偷拍了她的尸体的面容照片印在封面上，这都引起了社会的强烈抗议。但是经过一番谴责后，成效还是不大。
徐：为什么？
魏：香港虽然也有行业自律机构，也有评议会一类组织，但是这些道德层面上的约束，是一种软约束。有些报刊就采取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徐：那么法律呢？
魏：香港有《个人资料（隐私）保护条例》，还设有隐私保护专员，依照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认为某家媒体的披露对自己造成了损害，他可以向专员投诉，专员查明属实，可以责令媒体停止侵犯。但是这样的案件几乎没有发生过。曾经有一位专员说过，他很少接到这样的投诉，至于公众人物对媒体侵犯隐私的投诉更是十分罕见。个中原因我们想一想就不难明白。保护隐私的目的就是要把隐私隐藏起来，一旦诉诸法律岂不是在更大范围公开了吗，他将会面对更多媒体的更加没完没了的纠缠，甚至本来没有的事也会坐实成为真的。所以人们只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也有聪明人采取别的途径。有个记者采访别人的绯闻一直追到女方家里，对女方的丈夫冒充说自己是政府房屋署的职员，入屋偷拍了照片登在刊物上。事后，女方夫妻并没有向隐私专员投诉，而是报警，因为这个记者冒充公职人员触犯了刑事条例。警方经过调查拘捕了这个记者，将要依法公诉。新闻界反映基本一致，没有人为他喊冤。可见即使在实行新闻自由体制的香港，暗访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至于台湾，新闻界的自律公约中也有采访应以正当手段为之等规定，你的书里关于璩美凤先是当记者偷拍别人后来又被别人偷拍这个个案很说明问题，就不多说了。

最重要的是要有尊重人的基本理念
徐：这样看来，保护隐私，法律和道德都有力所不能及，那么应当怎么办呢？
魏：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要尊重人。你说隐私权的基础就是尊重人，我完全赞同。人的尊严是一些世界人权公约共同的出发点，在这些公约的序言里都明确指出：人权的来源就是人所固有的尊严。什么叫“人的尊严”？就是要把人当作人，要尊重人的自主权，自我控制的权利。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还很不够。中国内地与香港不同。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利益至上、金钱至上，即所谓商品拜物教造成人的异化，造成对人的不尊重。我们这里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而是别有原因。马克思主义是很尊重人的，它本来目标就是要解放人。但是很多年来，人们指责把人作为出发点的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也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淹没了人。当然，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我们可以不讨论。但是，在我们已经将“人的尊严”写进宪法的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先讨论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人本主义或不是人本主义，至少在我国宪法和我国政府已经签了字的两个人权公约里边来说，都是明确承认并保护人的尊严的。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再加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将人区分为等级，认为有的人天然是低下的，比如罪犯或者地富反坏资产阶级等等，他们不应当享有什么尊严。这也曾经是我们批判抽象的人的尊严的一个论据，认为主张“全人类的普遍尊严”这是背离了阶级分析，这种观点恐怕今天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某些人。有些人就觉得，对方犯了错，犯了罪，那就怎么批他都行。这是我们有些负面报道杀伤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是不符合现在的宪法和法律的。就是对罪犯，我们的法律也规定不能侮辱他的人格。所以保护普遍的、人人享有的人格尊严，我们的法律有充分的依据。要提倡这样一种理念。
这个理念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根本的理念，你要尊重你的采访对象，尊重你的受众，尊重你的表达者。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受众的法律关系》这篇文章中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对这三种社会角色都应当给予尊重。我还写过《尊重人格尊严：新闻职业操守的重要规范》，呼吁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宣传这个理念，使它深入人心。如果树立这种理念，可能会使一些不尊重他人尊严的行为受到一些制约，或者使他内心感到羞愧。所以我认为不是定几条规定就能解决问题，没有人格尊严的观念，这些规定会忘记，或者他觉得超越了也没有关系，他不觉得尊重人的尊严是文明的行为，是一个有高度修养的人的行为。有了这个理念，他就认识到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自己，不尊重他人也就是降低了自己的品位。说起来，这带有一种道德内省的色彩，但实际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规范才可能被遵守。

记者采访为什么困难重重？
徐：现实的情况是现在新闻记者的采访遇到了很多困难，记者越来越不受欢迎。要不然就是做正面报道，好吃好玩，连吃带拿；或者是搞舆论监督，记者被盯稍、被控制、被拒绝，各种办法封锁消息，让你采不成。在这种情况下，暗访与偷拍方式的产生是出于无奈，是为了获知真相，完成采访任务。有没有什么药方，使这种事情变得不是那么困难，变得正常起来？有美国记者说，就是要公开自己的身份，甚至带着“霓虹灯”来采访，说“我就是纽约时报记者”，“我就是美联社记者”。但是，我们的记者如果到一个地方，特别是要揭露一个地方的丑闻时，要公开说“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那几乎一事无成。这时候暗访和偷拍却有独特的功效。
魏：所以我们原则上并不一概否定暗访。有的时候，除此别无他途的话，暗访可能是最有力量的手段。但是，按照功利主义的道德准则，我们的行为总是和社会正义的总量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通过暗访揭露了某些事件，这当然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是我们从更长远、更广泛的社会效果来看，我们也要注意它的负作用，这主要是两项。
第一是对于媒介和记者来说，你要为暗访付出代价。我在香港讲课时讲到那个《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暗访牛津大学的例子（见本书？页）。学生同我讨论，以后这位记者，或者《星期日泰晤士报》别的记者，怎么去牛津呢？牛津大学全校上下都会对这家报纸戒备有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个记者，甚至这家报社的所有记者到牛津大学去采访都会不受欢迎。也许这个消息还会使其他的大学对这家报社、甚至整个新闻界抱有防备心理。这种代价我们愿意不愿意付？这需要权衡。有的说，我愿意付，……
徐：五年，我们报社不再进牛津大学的门，先揭出这个黑幕再说！
魏：好，你愿意付这个代价，那么可以。但这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种带有某种欺骗性质的手段在社会引起仿效的效应。当代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即信息”，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媒介本身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比起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来，会对社会产生同样的甚至更为深远的影响。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暗访与偷拍时我们会发现，当新闻记者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黑幕的时候，确实打击了那个黑幕中的邪恶势力，但是你使用的暗访或偷拍手段也会同时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即，欺骗一下也很好，或者可以无视他人的尊严和信任。这种道义上的负面影响会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这种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我看到有报道说国内有的地方针孔摄像机泛滥，只要花不多的钱就可以随便买到。我们随便上网搜索“针孔”等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上千条有关销售使用偷拍偷听器材的信息。今年（2002年）仅浙江的安全机关就查处了销售、使用各类偷拍、偷听的器材的案件数百起。有人偷拍领导的隐私借此进行要挾，企图操纵政治。有人把针孔机放在女浴室偷窥。这种现象，是不是同有些偷拍偷录报道的“示范”作用有关呢？
徐：这两点，我想可以概括为：前一点是属于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就是揭露眼前这件事实所带来的利益同媒体以至整个新闻界长远来说所要支付的公信力的代价的比较，后一点是属于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就是揭露这个具体问题取得的正面效应同这种不那么光明正大的采访手段对整个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的比较。
魏：香港那些大量使用偷拍偷听的刊物，由于迎合了某些人的偷窥欲，销路很好，但是谁也不会把上面那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报道看作是正义的呼声、对社会的监测，人们是边看边骂，边骂边看，不过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已。它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整个香港新闻界公信力的下降。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等作过一项行业社会形象追踪调查，1997年香港新闻记者的排名在教授、医生和工程师之后，到了2001年却落到了中学教师、护士和警察的后面，5年里这样显著下降的职业只此一家。调查人指出，首要的原因就是新闻操守低落。应该说，香港新闻界里敬业的、严肃高尚的同行并不少，以 “狗仔队”为业的是少数，但是整个新闻界形象被他们搅坏了。我的学生看到这个调查很丧气，我还要安慰和鼓励他们，说振兴香港新闻记者的形象要靠你们。
所以我所看到的国外一些新闻职业守则、节目标准等，都规定偷拍偷录是不得已的，要考虑到一系列相关问题，不光要考虑积极的后果，也包括负面的影响，还要考虑是不是可以采用其他的手段，只有可以选择的手段已经穷尽了，才可以考虑使用。

法律与道德两大规范的作用
徐：我有一个结论：暗访与偷拍，它首先是法律问题，但主要是伦理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暗访与偷拍不是法律问题，只是个道德问题。但是法律确实有相关的规定要规范它，比如说器材方面的规范，比如说隐私问题，证据规则等等，国家和公民都可以依据这些规范追究违法使用偷拍偷录手段的人的法律责任。但是法律不能解决它所有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伦理问题，诸如您刚才说的这些权衡利弊，社会正义总量增加等问题。你同意吗？
魏：我同意。法律和道德是我们社会的两大行为规范，但是道德和法律都不是万能的。道德是没有强制力的规范，而法律为有关规范设置了一条底线，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谁触犯了谁就会遭到制裁，但是要是大家都无视这条底线，都来冲击这条底线，或者以各式各样的“插边球”来模糊这条底线，那么它也会被冲垮的，法不罚众嘛。所以说，没有道德支持的法律是无力的，没有法律约束的道德是空洞的。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尽管有些准则在法律上早已有了规定，但是它在道义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那么这种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还会是一纸空文。比如香港和内地有的城市都有行人不许乱穿马路、违者处罚的规定，香港一亮红灯人们就齐整整地站住，而内地有的城市人们还是闲庭信步。现在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民法典，我今天看到报纸上刊登，规定有“不准窥探、窃听、刺探、披露隐私”。仅就这一条文来说，很难有什么意见说反对。这就是对采访的一种制约。偷拍是不是“窥探”，偷录是不是“窃听”呢？基本法律如果这样规定了，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但是即使这条规定通过了仍然只是原则，还是有赖于大多数人在道义上认同，要不然发起冲击是很容易的。比方 “公众利益”就是一个常用的抗辩武器，因违反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而侵犯他人隐私可以免责。但是“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是有很大的弹性的，“公共利益原则”可以为偷拍一些严重恶劣的行为提供一些支持，也可能为侵犯隐私、侵犯人格尊严开绿灯。不能你说是“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了，香港那些以偷拍为业的媒体号称“维护公共利益”实际上是满足它的私利，不能说我们的媒体是国有的就一定都代表了“公共利益”。还有“公共利益”是有层次的，小“公共利益”要服从大“公共利益”。对这些统统都要明文规定下来、把界限划得一清二楚显然是做不到的。这就是道德的地盘。
从道德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尊重人不会去吃官司，但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或者把自己降到一个不受人尊重的境地。如果记者都是采取欺骗手段去采访新闻的话，那么“防火、防盗、防记者”也就不奇怪了。你也许会说：“你心里没鬼，为什么要防记者呢？”这个很难说。比如今天我和你交谈，你来采访和你与我一般性的交谈我的心理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我要公开发表我的意见，一个是我与你随便地交谈，那肯定是不同的，我如何表达，必须要考虑后果。这种权利如果不被尊重的话……
徐：我身上偷偷地藏着一个录音机，跟您随便地聊，然后发表……
魏：那我以后就再也不会跟你“随便地聊”了。
徐：于是，我在你这就永远地失信了。
魏：失去了一个朋友，我也会感到很遗憾。即使你的文章写出来了，你反映的是很准确的，我的观点也是很正确的，这里边也不存在着隐私的问题，但是我也会觉得这位记者很可怕，以后我要对她当心一点。
徐：所以在研究暗访与偷拍问题的伦理问题时，我注意到了学者们提出“尊重人”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诚实”。
魏：这也是尊重问题。
徐：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诚实的交往就是要相互尊重。谈到诚实就不能不考虑到我们整个社会的诚信问题，比如商业上假货横行、赖帐不还，演艺界的假唱，假军官、假记者等等，整个社会的诚信度都在面临一些危机。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些行业较早地意识到了诚信的问题，比如经济界，喊出了“诚信经济”的口号，演艺界也在反对假唱……根据您的判断，要走多久，中国的新闻界才会把诚信问题摆在一个应有的位置上呢？我觉得新闻界可能要吃一个很大的亏，才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魏：这不一定。
徐：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今天采完了，播出去了，这就是胜利，明天怎能么样这不归我管。但我们可能发现的是，一个人对一个单位的一次非诚信的采访，就可能影响到这个行业整体上拒绝新闻采访，或者严格地控制基层单位与新闻记者的交往。
魏：这已经有先例了。
徐：是的。有些商家只要看到记者来了，就说“出去，这里不许采访”。普通人可以进来，记者却不可以进来。为什么？
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一个记者进行暗访的时候，暗访使他减低了诚信。第二次的公开采访时他就拿不到自己所需要的资讯。他就误以为暗访更加必要，于是采用更为隐蔽的暗访，这又使他的诚信进一步下降。人们就更不欢迎他了，而且公开采访的记者也被赶出去了。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很值得忧虑。

从新闻记者的职业理念找寻原因
徐：怎么办呢？可以选择的方案是什么？
魏：怎么办？也只有从自己做起了。一个人要建立诚信，也只有让别人认为他是可以被信任的才行。如果不是靠自己的行动，发表再多的宣言又有什么用呢？有的地方规定，只要是持记者证，就非接待不可——强制性的采访。
徐：但是这种采访，很难与采访对象有一个正常的沟通。他本身不愿意说，强制他说，他能说心里话吗？还不是讲一点放之四海皆准的话交差了事，或者干脆闭口不谈，说一个“无可奉告”。
魏：采访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为什么“记者不等于警察”？记者采访是心灵沟通的行为，警察执法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何其芳的诗讲“去用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新闻通讯要写出人们的心灵，采用强制手段采访，谁愿意把心灵的窗户向你打开呢？这只能是一个失败的采访。就是警察教育罪犯，还讲一个心灵感化呢。只能用好的成功的采访来冲淡失败的恶劣的采访。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徐：我还想从一个重要的职业理念出发来讨论暗访与偷拍盛行的原因。许多新闻记者，甚至一些资深的新闻记者都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表扬和批评，这当然是对的，但却是不全面的，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是披露信息，它无所谓表扬或批评，就是一种服务。当我们带着表扬或批评的目的去采访时，已经让自己戴上了表扬或批评的有色眼镜。为了表扬，我们可能不管报道对象还有什么缺点或问题，为了批评，我们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和原因，甚至有些理由还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去采访，对方会先判断你是来表扬，还是批评的。只要断定你不是来表扬的，那就一定是批评的，所以我干脆不理你，拒绝你的采访。但反映一个事件又不能缺少当事人的反映，怎么办，只好偷着来。
魏：是的，这是我们中国新闻的一个特色。我们中国的新闻媒体过于功利化，总是希望我们的新闻报道都能直接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或产量提高了多少，或犯罪率下降了多少……这是难以设想的。新闻对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是通过披露信息，让受众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我们受“子弹论”的影响，以为受表扬的就会被仿效，受批评的就该被处罚，这种狭隘的“工具论”对新闻界有很深的影响。我们的记者也对自己的报道可以扭转乾坤而骄傲，所以张金柱也说是记者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实际是新闻的功能不应当是这样的，如果真是这样，那是新闻的异化。这个同暗访与偷拍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功利主义，直接造成的偷拍偷录的膨胀？
徐：所以我刚才问，有没有一条路可以使新闻记者这种非诚信的手段降低它的使用频率，这首先要从改变我们或表扬、或批评的职业理念出发。你赞同吗？
魏：我赞同。宣传是要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而新闻报道只是提供一个信息让别人去选择。宣传是以宣传者为主，新闻是以接受者为主。二者有很大的差别。

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标准
徐：你刚才说到香港新闻记者职业形象的下降。我注意到西方一些同行的说法，他们认为新闻不可以被称为一个“职业”，这是为什么？
魏：准确地说，这是指对新闻工作可不可以称为一门专业的讨论，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
徐：有的学者指出，所以说新闻不是一个专业，是因为它没有“标准”，不象教授、医生、律师一样有自己的科学学识背景，有一个共同的“门坎”——考试和从业资格。仅从暗访和偷拍这个问题来看，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标准”的存在，除了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民事诉讼若干证据规则》中间接地加以规范外，中国新闻界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无任何标准可言，或者说没有任何的行为规范可言，《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对此没有回答，公开发行的《新闻伦理学》对此没有论及。但是，在现实当中，暗访和偷拍却被广泛地使用。这和新闻专业主义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也可以说，因为没有行为标准，而被认为不是一个专业？我所说的暗访与偷拍问题与新闻“专业”问题搭界不搭界？
魏：当然有一定的搭界。某个专业一定是有它的一些标准。它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专门的训练、专门的资格、专门的操作规范，某一职业的专业化程度同它的社会地位、社会形象有很密切的关系。有人主张新闻记者也是一项专业，如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新闻记者应该同医生、律师、教师等等一样也是一门专业，在他的倡导下，才有了大学新闻系。但是也有人认为新闻工作还只能认为是正在走向专业化的行业，其中一个因素是新闻工作还没有统一的严格的职业规范，所以记者不能像律师、医生一样树立一个很鲜明的专业形象。在我们国家，在以前政治代替一切的时代，连法官也只要“根正苗红”就可以当，何论新闻记者，所以说“新闻无学”。其实呢，新闻是具有宣传的性质，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新闻要讲政治，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新闻传播有它自己的规律，新闻工作也有它自身的学问，这一点已经有共识了。不过，新闻工作还没有自己的专业规范，或者说，现有的规范主要还是只是政治规范，还没有渗透到新闻业务里边去。比方记者采访是搜集信息，警察侦查也是搜集信息，两者一样吗？当然完全不一样，警察侦查有若干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手段，有的还要经过批准，记者采访呢，基本没有，弄得好像警察可以做的他也可以做、警察不可以做的他也可以做，这就乱了套。我注意到你在《中国记者》上发表的文章，提出建立节目标准的问题，很重要。这个专业规范的建立也是很难的，恐怕不能像医生和工程师那样有一个定量的标准，只能确立一些原则，就像我们看到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的准则，或者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材、BBC的操作规程等等当中提出的一些原则。但它首先是要有，以后可以慢慢完善。这将逐步提高新闻工作的专业化程度。
徐：我同意你的这个意见，也就像陈力丹教授提出的：在暗访和偷拍的问题上，没有现成的答案。每一次采访，每一个选题，都是一次新的考验，新的选择。所以只能有原则性的规范。我们的问题是，现在连原则都没有。在《中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中只有一句相关的话“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对象的声明和正当要求（已经核实）”，那么暗访和偷拍时根本就不告诉你采访正在进行，你有什么机会提出“声明”或“要求”？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个间接的态度，不是直接的态度。在职业伦理的教材中就更是没有了。所以在未来的职业规范建设中，要产生一个全行业共同认可的选择行为方式的原则。

No Comments

提要：本文简要介绍中国现行“诽谤法”的特点，指出其保护公民名誉和人格尊严的积极方面，但是也存在着不利于公民行使批评权利的不足，并简介中国学者改进诽谤法的一些设计。

关键词：新闻媒介、诽谤、名誉权、舆论监督

中国发生媒介诽谤 诉讼案件还不到20年。在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保护名誉和人格尊严的法律规定，也就没有诽谤案件。至90年代后期，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诽谤诉讼约为4,000－5,000件 ，若估计其中媒介诽谤案件占1/4－1/3，那么每年就超过1,000件。

中国没有关于诽谤和保护名誉的专门法律。中国的“诽谤法”或“名誉权法”的法源，主要为《宪法》（1982）、《民法通则》（1986）、《刑法》（1997）等基本法律和一些专门法律、法规中有关制裁诽谤、侮辱行为和保护名誉的条款。由于这些规定不够具体，最高人民法院又针对审判中提出的问题，发布了多件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有些是针对某一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效力的批复，有些是系统的条文 ，涉及诽谤的构成、责任承担、抗辩、救济方式等多种方面，成为审理诽谤案件的重要依据。中国没有判例法制度，任何案件的判决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不能在其他案件中引用。

中国“诽谤法”把非法毁损他人名誉的行为统称为“侵害名誉权”（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of reputation），包括诽谤和侮辱，诽谤是传播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侮辱是损害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由于法律没有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司法解释规定宣扬隐私、造成名誉损害的行为也作为侵害名誉权处理。

中国“诽谤法”形成较晚，可以借鉴世界各国诽谤法的经验，较早注意到维护言论和新闻报道的权利同保护公民名誉和人格尊严两者之间的平衡。中国1982年《宪法》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有两大突破，这就是第一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诽谤、侮辱和诬陷（第37条），是诽谤诉讼的宪法依据；第一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建议权（第41条），成为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宪法依据。80年代后期媒介诽谤案件数量激增，应当认为是这两方面公民权利都得到强化的产物。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出审理媒介诽谤案件“既要依法保护名誉权，又要依法支持舆论监督” ，成为中国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基本指导思想。

中国“诽谤法”有这样一些特点：

（1）以民事法调整为主。中国制裁诽谤，先有刑法（1979），后有民法。所以最初的媒介诽谤案件是刑事案件，共发生过2件新闻诽谤罪案、2件小说诽谤罪案。人或以为文字之误，即动用刑罚，震动过大。故《民法通则》生效后，通常即把媒介诽谤作为侵权（tort）案件处理。审判机关也有意对当事人作引导。其后只有零星二、三起媒介诽谤罪案发生，现在每年数千件名誉权案，都是民事案件，行为人侵权成立，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2）以传播虚假事实作为诽谤的一项重要构成要件。这与普通法（common law）和若干大陆法国家把真实作为对诽谤指控的抗辩理由全然不同。首先，虚假才构成诽谤要比不能证明真实即构成诽谤较为严格。其次，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起诽谤之诉的原告，就有证明传播内容虚假的责任，而被告抗辩诽谤不成立，就有证明内容真实的责任。这比普通法专由被告承担对事实真实的举证责任来，被告的负担就要轻一些。中国庭审现在还是以法官为主导，法官在必要时还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以避免发生对任何一方有悖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问题。只有在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否的案件中，会发生两难，但也有法院尝试解决 。

（3）注意将事实和意见区分开来。有关司法解释对侵害名誉权行为规定了基本内容失实和内容属实但有侮辱人格内容两种情况。换言之，诽谤法只制裁虚假和侮辱造成的名誉损害，而不适用意见分歧甚至是过激的、错误的意见。这个原则同普通法fair comment defence相接近。有的诽谤案件，行为人言辞过激，但涉及公共利益，且系针对一定事实而发，法院会驳回原告诉求 。但若将意见混同于事实又不能证实，或有辱骂、丑化等言辞图像，则须承担责任。

（4）赋予新闻媒介一定的特许权。主要有两项，一是新闻媒介编印的专供领导参阅的“内部参考资料”不受诽谤指控。编印“内参”是中国新闻媒介的一项重要制度，成为领导部门了解下情的重要渠道，不少腐败案件正是通过“内参”才揭开的，在诽谤案发生初期，也有起诉“内参”诽谤的，后来司法解释明文规定起诉内参诽谤的，法院不予受理。这是绝对特许权保护。二是报道国家机关的公开文书和职权行为，若事后发现有误，媒介不构成侵权。但这是有条件的：必须是正式的有效的文书或行为，必须客观准确，必须继续报道国家机关的纠正措施。这是“有限特许权”。当然中国新闻媒介享有的有限特许权比起普通法来还少很多。

（5）对侵权行为实行过错责任。这也不同于普通法对诽谤实行严格责任。虽然由于规定了媒介对文章有审查核实之责所以事实上实行的是过错推定责任，这比一般的过错责任要严格，但是毕竟不同于严格责任。媒介若确能证明主观上无过错，则可免责。

（6）将法人名誉和自然人名誉区分开来。中国民法认为法人和自然人都有名誉权，因此都可以提起诽谤之诉。但是诽谤法人同诽谤自然人有所区别。诽谤自然人的言论只须“造成一定影响”，而诽谤法人的言论必须“造成损害”。因而自然人对诽谤可以索取精神损害赔偿和因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两项，而法人不可以索取精神损害赔偿，只可索赔经过确切计算的经济损失。这是因为法人只是拟制人，它的人格权不同于准确意义上自然人的人格权。同时法人行为更多涉及社会公益，要接受社会公评，所以对针对法人的言论要有较多宽容。但中国有一点与有些国家不同的是，法律规定各级国家机关是机关法人，也有名誉权，也可以起诉诽谤。学术界对此有异议，认为这不利于民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

以上是对现行法律规定作简要介绍。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各级法院数以千计，法官们的认识理解各有不同，在法定范围内又有自由裁量之权，故而在审判实务中掌握和操作存在着差异，有的还会有很大争论，不可一概而论。

总的说来，中国制裁诽谤在主导面上是积极的。以前中国没有立法保护名誉等人格权，在特定时期在传媒上诽谤、诬陷盛行，造成了很坏的后果。“诽谤法”使这一部分人权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护。同时中国新闻媒介对公众居于强势地位，以往新闻报道如果对他人造成损害，受害人只有同媒介协商请求更正，媒介置之不理就没有办法，现在可以对媒介起诉 。“诽谤法”是给公众提供了抵御可能发生的媒介侵害提供了可操作的手段。在“诽谤法”制约下，
媒介同过去“批判者”的姿态告别，注意确保新闻的真实性，改进报道方式、文风和用语。

诽谤诉讼对于公民通过媒介行使批评权利也存在一定负面的影响。这同中国法制尚不健全有关。二十年来，中国对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包括名誉权的立法已经相当系统化，但是关于公民行使批评权和进行舆论监督，除了《宪法》的原则规定外，还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范。所以法律在保护“两权”之间还不平衡。在诽谤问题上，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有些受到舆论批评的人，可以利用起诉，来抵消舆论影响，转换议题，掩饰自己的错误，逃避查处，还可以使批评人蒙受各种损失。这样案子一多，势必发生寒蝉效应，不利于大胆揭露腐败现象。对此学术界作过很多研究，提出种种设计。

（1）在宪法层面上：按中国法制，宪法虽然具有最高法律权威，但是它只是普通立法的法律基础，不能代替普通立法。人们要求建立合宪审查和违宪制裁的机制，同时抓紧保障有些宪法权利的立法，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宣布将制定监督法，人们建议其中应有保护舆论监督的内容。

（2）在诽谤法层面上：对于现行诽谤法，人们认为还应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众多学者认为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应当适当弱化 。还有学者认为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论引起诽谤诉讼，要求证明“真实”可以考虑放宽为只要求证明行为人“确信真实”即可排除 。还有人提出对于蓄意提出不实的诽谤起诉者，应该予以制裁 。

（3）在实务层面上：人们要求有关职能机关重视舆论监督，获得实效，这已得到官方良好的回应。如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4月曾向各级检察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加强与新闻机构的联系和沟通，注意新闻媒介披露各种渎职侵权现象，从中发现线索，加紧查处，并将结果反馈给新闻机构 。职能机关的及时介入，不仅有利于新闻舆论提供的线索及早进入国家权力的查处程序，而且可以及时遏止有些人在起诉诽谤的掩护下保守自身非法利益的图谋 。

本文首次宣读于“媒介在反腐败中的角色”学术研讨会，2002年7月26日，汉城

No Comments

中国在入世前后，花了很大力气对现行法律法规作了修订和调整。这也包括大众传播领域，有所谓修改“一法五条例”之说。这就是依照法定程序，陆续对法律《著作权法》和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作了修改并且重新公布。有关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还相应出台了一些政策和规章。

本文仅对有关传媒市场中外合作经营的规定作一综述。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义无反顾加入国际大家庭的决心；同时也反映有关部门殚精竭虑，为坚守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阵地和维护本国传媒利益，作出初步设计，迎接国际舞台的挑战。

（一）明确界定开放和不开放的范围

中国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方面的入世承诺，涉及传媒的不多。主要为：三年内逐步向外商放开书报刊批发零售业务，放开音像制品的分销，二至四年逐步放开对广告公司的投资，允许外商投资建设、改造电影院（中方控股），允许每年以分帐形式进口20部外国电影等。

外商向中国国内市场的准入范围，是由外资企业法规定的。在90年代初的《外资企业法》的“实施细则”（行政法规）中明文规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禁止设立外资企业。2001年，中国先后修改了《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在新的“实施细则”中，把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企的行业改为由国家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设定。在此以前，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于1997年底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指导目录》中，除继续把“新闻业”和“广播电视业”列为禁止外商投资产业外，已经悄然把“出版业”列入限制外商投资产业，其中包括印刷、出版、发行和音像制品制作、出版、发行等。

中国入世后，2002年2月及4月重新公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下，列入了“图书、报纸、期刊的批发、零售业务”、“音像制品（除电影外）的分销”、以及“代理公司”内的“广告”，在“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下，列入了“电影院的建设、经营（中方控股）”。此外，在“制造业”下，列入了“出版物印刷（中方控股，包装装潢印刷除外）”。在“指导目录”的“附件”中还具体规定了按世贸协议这些产业逐步的放开时间表。

与此相适应，各个相关行业的管理法规也在2001年底作了修改。如《出版管理条例》增加了“国家允许设立从事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业务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第三十九条）。《电影管理条例》增加了“国家允许以中外合资或者中外合作的方式建设、改造电影院”，既然允许外资进入，也应当允许国内各种资本进入，所以又增加了“国家允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建设、改造电影院”（第四十一条）。在《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中增加了“国家允许设立从事音像制品分销业务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第三十五条）。

开放幅度较大的是2001年8月对《印刷业管理条例》的修改。印刷业的进一步开放并不属于中国入世承诺，而是中国主动采取的步骤。新的条例取消了原来1997年的条例禁止设立外商独资经营的各类印刷企业的规定，确定“国家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经营印刷企业、中外合作经营印刷企业，允许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外资企业”（第十二条）。包装装潢印刷品，是指商标标识、广告宣传品及作为产品包装装潢的纸、金属、塑料等的印刷品，同意识形态关联较小，可以让外商独资经营，而出版物和文件、资料、图表等其他印刷品的印刷经营活动，就只能限于中外合资、合作。

同时，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开列有关传媒业的禁入内容，是历次目录中最详尽的。有：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总发行和进口业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制作、总发行和进口业务；新闻机构；各级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出版、发行及播放公司；电影制片、发行公司；录像放映公司。

这个目录告诉人们，中国传媒领域的开放，就是只限于入世承诺的那几项，除此以外都不开放。这是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浸润现象和类推反应，以为既然某一项目开放了，相邻的项目当然也视为开放。比如1999年《电信条例》把广播电视归于电信的一类，而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许多业务是对外资开放的，人们就推测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总有一天也会对外资开放，这个“指导目录”现在明确作了否定，澄清了误解。

（二）全面确立许可制

世界上对于传媒单位的设立一般有许可制（许可证制、审批制）、保证金制、注册制（备案制）、无须登记的追惩制等。许可制即审批制，就是某一特定业务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审查批准后颁发许可证方才具有从事或经营的资格的制度。许可制历来是中国传媒业的一项基本制度。如在出版业，未经批准的出版活动都是非法出版活动，未经批准的出版物都是非法出版物。

在修改后的那些行政法规中，许可制得到进一步的全面确立。如《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进口都实行许可制；《电影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电影摄制、进口、出口、发行、放映和电影片公映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上述活动，也不得放映、发行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第五条）；《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出租音像制品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上述活动（第五条）；《印刷业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实行印刷经营许可制度，未取得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第七条）；等。外商进入法律准入范围，当然也必须许可

这些许可，都是单一的，取得某一项许可，并不意味同时取得另一些许可，要扩大业务，还要再申请许可。特别是不许出版物销售商从分销许可渗透到出版许可，控制出版物的内容，对此，原来法规就有严格规定。

许可制有相对许可和绝对许可的区分，相对许可就是法律明文规定取得许可的条件，政府对凡符合条件的都应许可，申请者对政府违法不作为有权申请仲裁或起诉，绝对许可的条件则由政府灵活掌握。中国有关传媒法规虽然都规定有申请条件，但是申请条件不等于许可条件，而且所有法规都有设立有关传媒经营单位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行业的单位总量、布局和结构规划的规定，所以事实上是绝对许可。国内有人担心入世后，外商大举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挤垮中国传媒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出现这类险情，显然不符合国家规划，有关部门就可以以此为由不再批准外资单位。

外商投资许可的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各行政法规规定由各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现在已经公布相应规章的有文化部和外经贸部公布的《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2001年12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外经贸部公布的《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2002年1月）。外商投资书报刊分销、电影院建设改造和广告企业等规章至本文写作时尚未公布。现从已有的两个规章看有关规范：

首先，实行双重行政部门的审批和监督管理。外商投资印刷企业，需经新闻出版部门和外经贸部门两次审批（国内印刷企业还要经过公安部门审批，外商投资免除了这道程序）。音像制品按照《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出版、制作、复制由出版行政部门管理，进口、批发、零售和出租由文化行政部门管理，故外商同中方合作分销业务需经文化部门和外经贸部门两次审批。

其次，批准的权限在中央。申请者须先向拟设立企业所在地的对口省级行政部门（印刷企业是新闻出版局、音像分销企业是文化局）申请，然后报对口国务院行政部门（印刷企业是新闻出版总署、音像分销企业是文化部）审批。在批准后持批准文件经所在地外经贸部门报国务院外经贸部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只有在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包装装潢印刷品外资企业，可以由省级外经贸部门批准，报国务院外经贸部备案。

第三，对于中外合营企业，规定了中方控股（即绝对控股）或主导地位。中外合营的出版物印刷企业董事长必须由中方担任，董事会成员中方应当多于外方。中外合作的音像分销企业中方拥有的权益不得低于51％。

第四，对于外商条件，投资印刷企业的，要求能够提供国际先进的印刷经营管理模式及经验，或能够提供国际领先水平的印刷技术和设备，或能够提供较为雄厚的资金。还规定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以前在1994年国家工商局和外经贸部公布的关于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规章，对外商条件也有类似的要求。

第五，中方凡是以国有资产合营的，都必须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并在申请时提交评估报告。

（三）强化对传媒产品进口的控制

从境外进口传媒产品的制度，有一个重大改变，这就是从原先的审批制改为指定制。如1996年《电影管理条例》规定进口境外电影，由国务院行政部门批准的电影进口单位经营，2001年的条例改为：“电影进口业务由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指定电影进口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指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电影进口业务。”（第三十条）1994年《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进口音像制品由有关机构审核批准，2001年的条例也改为由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指定（第二十七条），其措词同“电影条例”相同。2001年的《出版管理条例》比原条例增加了“出版物进口”一章，虽然规定从事一般出版物（书籍）的进口业务还是实行审批制，但是特别规定“经营报纸、期刊进口业务的，须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指定”，未经指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报纸、期刊进口业务（第四十一条）。还规定从事出版物进口业务的必须是国有独资单位。

指定制当然比审批制严格多了。审批制还有经营单位向政府申请、争取的可能，指定制就完全由政府说了算。这就确保政府部门牢牢控制传媒产品的进口权，杜绝进口渠道过多，难以管理，致使不良文化乘隙而入。

此外，由于中国传媒业的开放主要在销售领域，收紧进口权也是为了防止外商进入销售领域后“捎带”销售本国的传媒产品。有的外国唱片公司以为同中国合作销售音像制品就可以使国外音像制品在中国同步发行 ，这是不正确的。外商进入中国传媒产品市场只能进资金，不能进产品。

（四）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对违法活动的处罚力度也有加大。《出版管理条例》增加了出版行政部门可以检查、查封、扣押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的权力（第七条）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涉及非法出版、印刷、发行等活动，构成犯罪的，以非法经营罪处罚，这是同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一个司法解释相衔接的。行政处罚的罚款起点从原来条例的违法所得3倍以上提高至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并且增加了违法经营额不足一万元的罚款规定。应受处罚的行为也比过去有所增多。其他条例的罚则规定，也有相类似的调整。

还可留意的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行政处罚品种，即“行业禁入”。处罚的方式是剥夺违法人在一定时限在相关行业的执业资格，属于资格罚（能力罚）。新的处罚适用两类人：一类是单位负责人，如《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都规定出版、印刷、发行等单位或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等单位被吊销许可证的，其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在10年内不得担任同类职务（第六十五条或第四十七条），《电影管理条例》规定电影制片、进出口、发行、放映等单位被吊销许可证的，其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同类职务（第六十四条）；一类是个人，如《电影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未经批准从事电影制片、进口、发行或举行电影展、擅自提供电影片参加境外电影展的，5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第六十四条），《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从事音像制品零售、出租或放映业务的个人被吊销许可证的，10年内不得从事相关音像制品业务。

（五）落实“党管媒体”

“党管媒体”是近年提出的重要政策。这不仅是指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施对所属媒体的领导，而且是指共产党对传媒业必须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这就意味着中国主要媒体必须由共产党的一级组织直接主办、主管，在组织上纳入共产党的宣传系统之内。

“党管媒体”事实上在前几年已在报业实施。中国报纸在过去绝大多数是各级党组织的机关报，改革开放后全国报纸总量扩大了10多倍，党报只占其中四分之一。虽然通过主管、主办单位的制度把办报主体限制在党组织能够管到的范围之内，但是毕竟有许多报纸的主办单位、主管单位不是党组织，比如曾有将近报纸总数三分之一的各种行业报，其主要的主办、主管单位就是各级政府部门。虽然政府部门也属于共产党领导，但是并不在党的宣传系统之内，情况参差不齐，问题很多 。从90年代后期起，中央就着手报业调整，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经过调整，省级及以下政府各部门退出办报，它们原先所办的报纸，有的停办，有的划归当地党报。这样不仅压缩了不少报纸（300多种），而且使各级党委机关报成为重要的办报主体，除本报外，还主办其他各种类型的报刊，一批以党委机关报为核心的报业集团应运而生。

图书出版业也通过集团化纳入党的宣传系统。例如于2002年4月成立的中国出版集团，其成员包括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原先直属新闻出版总署的国家级的出版单位，成立集团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新闻出版总署则对集团实施行业性的管理 。

这样的改革也在广播电视业进行。成立于2001年11月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含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国家级广播电影电视单位，在体制上改由中宣部领导，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代管，同国家广电总局不再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北京、江苏、浙江等省市建立的广电集团，也实行集团与当地政府的广电厅（局）分开，彼此没有隶属关系，由省（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只受政府部门的行业性管理 。中国电台、电视台由政府广电部门设立，已经实行了几十年，通过集团化划到党的系统，是一个很大的体制转变。

“党管媒体”是一项政策，还没有反映到法律上来。由于出版单位实行主管、主办单位制，《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单位必须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这当然包括党的各级组织，所以无须修改。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中国电台、电视台实行政府台制，即由县以上各级政府的广电部门设立，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办台，现在的做法就超越了法规的规定。人们注意到，许多传媒法规都改了，唯独1997年发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没有改。这可能因为，现在实际情况，对条例的超越已经太多，很难作部分修改。中国的广播电视业体制也许要到中共十六大以后才能明朗化。

中国刚刚入世。许多传媒法规位阶较低，有些规范带有试验性质，在执行时会带有一定弹性，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作出新的修改。

本文首次宣读于“第二届中国传播学论坛”，2002年6月22日，上海

刊《传媒透视》（香港）2002年第七期

No Comments

 罗宝珍，南京大学新闻系99级学生
 魏永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罗宝珍：
魏永征老师，我叫罗宝珍，南京大学新闻系99级学生，冒昧向您请教，希望得到您的回复。
2001年12月30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们认为其中规定与偷拍偷录有关，给新闻记者更大的采访空间，更利于舆论监督。
最高法院曹建明副院长说：“以前法院按规定对当事人采取的偷拍偷录手段获取的证据一律不予采用，而在实践中发现这一规定不够完善，经法律界人士广泛研讨论证后，现在做了修改，只有一下两种情况下的偷拍偷录，法院不予采用。第一，违反一般法律规定，比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在他人住处窃听获取的证据；第二，偷拍偷录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
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个司法解释有什么看法呢？它对新闻活动会有哪些影响呢？

魏永征：
罗宝珍同学，我看了这个司法解释，看不出其中有全面认可偷拍偷录的意思。
让我们来看看有关条文。“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其第三项是：“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一方提出的视听资料，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在许多情况下就是在当事人不觉察时取得的，人们联想到在报刊上讨论了很长时间的偷拍偷录，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规定”并没有直接规定偷拍偷录，而是突出了作为证据的视听资料必须是以合法手段取得的。那么什么是合法手段呢？这就是“规定”的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显然，这里没有涉及整个的偷拍偷录手段是否合法的内容。
偷拍偷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以至法定的概念。从人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看，偷拍偷录有两种含义：
广义的偷拍偷录，是指没有征得被拍摄或录音的当事人同意以至是在他不觉察时摄录的，如果这是在公开场所对于人们公开活动的拍摄和录音，那就十分常见。我们媒体上每天都在发表这样的照片、录像。有的新闻照片和艺术照片，就是要当事人不觉察时才拍得好。这是合法的。我理解，现在曹建明副院长说的，以前杨立新教授还在当检察院厅长时在《中国记者》发表文章说偷拍偷录合法，都是从广义上说的。我写过一篇对合法和非法的偷拍偷录提出六条区分的文章，也是同样意思。
狭义的偷拍偷录，是指明知或者估计当事人不会同意，因而拍摄者故意隐瞒甚至伪装身份、意图，偷偷进行的拍摄、录音。这种做法就比较复杂，有合法的，也有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就可以确定是非法的，即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记者偷拍偷录是很复杂的情况：有些是合法的，还有一些是非法的，合法的允许，非法的禁止，我已经有好些文章讲过了。这个司法解释不改变我的观点。

罗宝珍：
我个人认为有些偷拍偷录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可以更好的进行舆论监督，做更有深度的调查性报道，特别是针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报道。不允许偷拍偷录，类似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那样的报道就很难搞了。
其次，对记者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觉得，在中国记者的地位很高，很多记者其实是很懒的。现在媒介竞争这么激烈，要有独家报道，很大程度上是批评报道，偷拍偷录可以获取很多有价值的“独家”资料。这就要求记者深入下去。有些记者害怕惹官司，这个司法解释就给记者这种行为一些法律的保障。给记者吃了“定心丸”。虽然是有限度的，但是有总比没有要好。
当然，会有可能牵涉隐私权、肖像权等个人权益，但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面前，可以做一些退让。记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尽量避免侵犯他人的个人权益。

魏永征：
你说的应该属于狭义的偷拍偷录，其实也不是我国的发明，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由此开展的争论也延续了上百年。
记者搞偷拍偷录是由于记者同其他人一样，没有获取信息的特权。有的时候公开记者身份便于采访，有的时候记者身份反而是一种累赘，于是就想到隐瞒身份、乔装打扮：扮疯子去采访疯人院、扮罪犯去采访监狱、扮打工仔去采访企业内幕，等等，有些报道也轰动一时。
但是人们慢慢发现了问题，这些采访尽管目的正当，有其积极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隐瞒身份，终究不够光明正大，还要伪装，这不是欺骗吗。这样就提出了偷拍偷录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
违反道德同违法并没有明确的界限。90年代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ABC（美国广播公司）派一个记者到一家超市“卧底”，把那里以次充好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做法全部偷拍下来，报道出来了，超市营业一落千丈，ABC却被告上法庭。超市不告失实，不告诽谤，而是告欺诈，因为记者到超市打工出具的证件、履历表乃至同业老板的推荐信，全是伪造的。    这场官司第一审ABC还输了，去年刚刚扳回也没有占什么便宜。
还有一些偷拍偷录当然是在任何社会都是非法的，就像我们对岸的那个“政坛名女”私生活被偷拍的事件。

罗宝珍：
以前有司法解释规定打官司的时候，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的录音，也就是偷录的录音，不能作为证据。现在只要手段合法，可以作证据了。这对于新闻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比方有的新闻发生纠纷，记者手里有偷拍偷录的资料，过去不能拿来作为证据，现在可以了。这有助于打赢官司。

魏永征：
是的。以合法的偷拍偷录制作的新闻报道，如果发生新闻官司，在以前由于这些图片图像录音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因而不能拿来证明新闻的真实性，现在可以了。比如在西部某省，曾有记者在法院执法人员执行判决的现场录了音，据此发表了批评新闻，被批评的法官起诉新闻侵权，受理法院就以这些录音未经当事人同意为由不采纳作为证据。按照新的规定，如果法院执法是公开进行的，那么记者在现场拍照录音就是合法的，传媒用这些资料证明新闻真实，就可以胜诉。
不过要说明：新司法解释是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所以偷拍偷录的资料可否作为罪证，同这个文件无关。

但是这种视听资料的证明力仍然是有条件的。比如还有一件很有影响的沿海某报批评某宾馆从事色情活动而被后者起诉侵权的案件，报社提供记者夜宿这家宾馆、接到“三陪小姐”的电话的录音作为证据，但法院不予采纳而判决侵权成立。这个录音没有证明力并不是由于没有征得打电话进来的小姐的同意，而是由于它不能证明打电话的小姐就在宾馆内或者就是宾馆的人，就是说它不能排除电话是完全不相干的人从外面打进来的，当然不能据此就断言宾馆在从事色情活动。这就是属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视听资料，在今天仍然不能具有证明力。

罗宝珍：
我看这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其实是提出了有合法的偷拍偷录和非法的偷拍偷录，后者就是那两个“不得”。事实上，对于非法的偷拍偷录，在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前，就是法律禁止的。1，不可获取和泄露国家机密，包括军事机密。2，不可泄露和侵犯商业秘密。3，不可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主要包括隐私权和名誉权、肖像权等。4，不可侵害未成年人和妇女的合法权益。5，不得干扰法庭审判活动。6，在采访手段上，不得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等等。
可是我觉得两个“不得”的范围还是太宽松，太含糊，比如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不是并列关系，事实上二者是存在矛盾的。我觉得这会给以后的司法运用带来很多麻烦和争议。

魏永征：
法律就是在矛盾的焦点砍一刀，法律不可能把什么矛盾都解决得那么彻底。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形象、声音都有自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狭义的偷拍偷录都是对这种自主权的侵犯（因为本人并不愿意），但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只好对不起了。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以偷拍偷录手段获取的正当新闻报道的的合理性所在。

罗宝珍：
这就是利益衡量，舍弃合理性较少的，而保存合理性较多的。
比如，记者使用偷拍偷录就需要去衡量这样做，对各个方面利益的影响。就比如，电视台偷拍路人随地吐痰的现象，可以对这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给与批评，但是对被拍摄者而言，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损害到了他的社会形象与个人利益。这就需要媒介去衡量。我认为，对于一般的不违法的，仅仅是一般道德问题，媒介最好不要偷拍偷录，要么，也要进行技术的处理。

魏永征：
但是我要指出，这种对他人权利的某种侵犯即使是很轻微的，即使是不足以提到什么“违法”的高度的，但是我们的媒体和记者仍然要付出道义上的代价。正如我们的国际同行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经常这样做，会引起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媒体的力量就在于真实、客观公正，而现在它却经常以欺骗手段获取新闻，这就无异釜底抽薪。你想，当对方笑嘻嘻走近你，你却担心他戴的眼镜很可能是一架摄像机，他佩在胸前的钢笔也许就是一个录音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请你在荧屏上广播里曝光，你还会搭理他吗？所以许多国家新闻行业规则都规定不准以欺骗的手段、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只有万不得已才可以考虑使用偷拍偷录。

罗宝珍：
能够对这个“万不得已”作进一步说明吗？

魏永征：
有的国家的新闻自律规范对于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偷拍偷录手段规定了这样一些条件：
首先是所要获取的资讯对于公众利益至关重要；
    其次，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获取这些资讯；
其三，这种伪装欺骗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比起揭露对方的行为所制止或避免的损害来显得微不足道；

罗宝珍：这又一次体现了“两害相权取其轻”。

魏永征：
第四，记者在采取隐身手段前作了深思熟虑，对这种手段的必要性、给受骗的对方造成的结果、对新闻界公信力的负面影响、与自身任务的关系、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等等作了全面考量；
第五，事先向上司汇报并取得许可，必要时还应征询本公司法律顾问的意见；
最后，很重要的是不可超越法律界限。

罗宝珍：
那么现在有人说这个司法解释意味着偷拍偷录“合法化”，给偷拍偷录“松绑”，“带来了春天”，这种说法对吗？

魏永征：
从来也没有说偷拍偷录都是非法的，否则焦点访谈怎么出来，难道他们都在犯法吗？
有谁仅仅因为偷拍偷录而受到法律制裁呢？没有。
无论在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还是之后，偷拍偷录的基本界限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司法解释为偷拍偷录“松绑”、使偷拍偷录“合法化”，根据何在。
从字面看，并不存在分歧。没有人说（广义的）偷拍偷录是非法的，同时也没有人主张可以进行非法的偷拍偷录，如拍人隐私、窃听电话、使用间谍工具，以及充当嫖客、吸毒者等等去采访。
现在的事实是偷拍偷录正在盛行，时而可以看到诸如“卧底”、“体验”这一类经验报道，同时也发生一些记者违法采访的事件，还有社会上模仿这样做的什么私家侦探之类也时有所闻，这样才提出要对偷拍偷录来一个界定，分清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
所以争论要看实质。有人提出反对偷拍偷录中的非法行为，另一方就说偷拍偷录要合法化，那么他对偷拍偷录合法化的主张其实就是对反对偷拍偷录中非法行为的质疑，所以这种说法只会把事情搞乱。

刊《中华新闻报》2002年4月13日

No Comments

内容提要：在中国“入世”之前的一个有关传媒改革的政策文件强调指出：我国传媒机构是事业而不是企业。本文就什么是“事业”、为什么中国传媒必须是“事业”等问题做了回答。文章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传媒对于外商和境外传媒来说，不可能是投资物件而只能是合作伙伴。

关键词：产业、事业、企业、新闻改革

二十年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显示了传媒业自身拥有的经济活力，涌现了一批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传媒经济大户。随着中国入世，众多传媒业的业外资本和外资纷纷跃跃欲试，关于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传媒业的谈论一时甚为热烈。但是从国家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现行政策看，在传媒业内，除出版社外的报社、新闻期刊、电台、电视台等传媒单位还是不能成为企业，而只能属于事业。这是眼下深化新闻改革的一条难以逾越的底线。

（一） 事业不等于企业

这里不必列举业已被广泛引用的众多数据来证明传媒业可以盈利，传媒业早就已被承认属于产业。

产业就是通过制造产品或提供货物和劳务以获得收入的生产性企业和组织。在经济学中，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对生产部门作三类划分，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我国政府对国民经济按三次产业作这样的划分：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是除此以外的其他各业，主要包括流通领域、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领域、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领域、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领域。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在我国被列入第三产业。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把第三产业分为四个层次，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199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把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列于“文化、体育事业”。文件指出这些事业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展对外交流和促进经济发展等具有特殊作用，要按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不断提高文化艺术、娱乐、音像、电影、图书、报刊等文化产品的艺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努力提高广播电视覆盖率及其节目制作能力和质量，以适应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精神生活需要。

承认传媒业的产业性质，也就是肯定了传媒单位（报社、期刊社、电台、电视台）作为生产性组织的属性。传媒单位不是单纯的宣传机构，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取得赢利，实现自我发展并为国家积累资金的独立经济实体。

但是产业不等于企业，产业包括企业，还包括了其他有产出的组织。

（二）事业从非产业成为产业

从经济活动的角度说，我国国有单位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国家机关，它们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不事生产，所需经费由国家预算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等开支。

二是企业，这就是从事商品生产、流通、经营和服务性经济活动，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工商登记，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单位。

三是事业，在传统上，特指没有生产收入，不进行经济核算，全部经费由国家预算支出中的事业费开支的机构和组织，即各类文化、教育、出版、广播电视、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等单位。1963年国务院《关于编制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对事业单位的定义是：“为国家创造或改善生产条件，促进社会福利、满足人民文化、教育、卫生等需要，其经费由国家事业费开支的单位。”1965年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划分国家机关、事业、企业编制界限的意见（草稿）》规定：“凡是直接从事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文化生活等服务活动，产生的价值不能用货币表现，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编制，列为国家事业单位。”

可见这三类单位，经济来源有严格区别，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由国家供给，实行的是预算拨款制，企业单位由自己营利，实行的是经济核算制。在1978年以前，我国所有的传媒单位（主要是各级党报和政府办的电台）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它们都是拿着国家的钱替国家从事宣传工作，国家也并不要求它们为国家积累什么资金，而是只要求发挥一个宣传部门所应该具有的功能，传媒单位产生的这种价值当然不可能用货币来表现，也就不会具有任何产业的属性。

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物资陆续走向市场造成成本大幅度上升，国家已不可能承担全部事业单位的一切费用，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只好设法在提供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自行创造自己的收入（创收）。这个过程开始还是消极被动的，仅仅是为了找米下锅，至多捞些外快。但是很快有很多事业单位发现自己潜在的货币价值，发现过去是“捧着金饭碗要饭”，他们的货币收入急骤增加并且被允许用于自己的各项支出（包括给员工发一点工资外的奖金等）而不再把国家拨款作为自己经费的唯一来源。换句话说，许多属于事业范围的行业日渐成为产业。这样事业的定义也有了变化。

1984年《关于国务院各部门直属事业单位编制管理试行方法（讨论稿）》有这样的新的表述：“凡是为国家创造或改善生产条件，从事为国民经济、人民文化生活、增进社会福利等服务活动，不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为直接目的的单位，可定为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这个定义，实际上承认了事业也可以营利，但是不能以营利为直接目的，从一个方面说出了新形势下事业的特性。1998年《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行政法规）规定：“本条例所称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这个关于事业的最近定义，不再强调经费来源和是否营利，主要突出事业的社会公益目的、资产的国有性质和从事社会服务这样一些特征。

从以上条文看，事业单位领域似乎相当于国际上的所谓“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即那些“非营利”（non-profit）或者“不以营利为目的”（not-for-profit）的社会公益组织。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大不同。一般划入第三部门的，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机构、文学艺术机构、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等等，并不包括传媒单位。而在中国，绝大多数传媒单位都属于事业性质。

（三）传媒业从非产业到产业的独特道路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就是既坚持传媒单位的首要任务不是营利但是同时看到传媒单位具有宽广的营利潜力而提出来的。1978年底，《人民日报》等8家首都报刊联合向财政部递交报告，要求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针，希望通过从事一些经营性活动获得一些经济收入，以弥补国家财政拨款之不足，获得批准。后来，这项方针陆续在众多的报刊以及部分电台、电视台实施。

此后，国家对传媒单位的经营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首先是恢复新闻媒介发布广告。我国新闻媒介自1979年初恢复发布商业广告，198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广告宣传管理的通知》，1985年国家工商局、广电部和文化部发布《关于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经营、刊播广告有关问题的通知》，肯定了传媒单位从事广告发布和和经营的资格。

其次是允许报纸自办发行。我国报纸发行一直由邮政部门办理，实行邮发合一。自1985年起第一批报纸实行自办发行。报社自己发行报纸的合法性依据是1986年《邮政法》及其“实施细则”，其中规定报刊发行工作中，报刊社等出版单位同邮政企业是委托合同关系，这就承认了报刊社是自己报刊的发行者。报刊社可以委托邮政企业发行，也可以不委托它们而由自己发行或者委托别的合法经营单位发行，这是报刊社自己的权利。报刊社对自己出版的报刊的发行权在《出版管理条例》中得到明文规定。

第三是放开报刊定价。以往报刊定价由管理部门规定。1988年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规定中央七报一刊的价格由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物价局管理，同时给予国家对新闻纸确定的调拨价格；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主办的报纸由主办部门确定价格；其他各种报纸价格由各报自己确定。以后随着新闻纸等物资的供销完全进入市场，报刊价格也完全放开。

第四是赋予传媒单位开展多种经营的权利。1988年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规定报刊社、出版社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发挥各方面优势，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虽然它的内容今天看来相当狭窄，但仍然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规范性文件，它首次肯定报刊社可以举办各种经济实体，包括公司、企业，成为报刊社大规模开展各种经营活动直至建立报业集团的发源点。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虽然没有下达这样的文件，但是从80年代末期起，要求各台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创造收入屡屡见诸负责人士的讲话。从1991年广电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广播电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办法》可以看到：各事业单位被要求根据国家政策充分利用本身优势，开展有偿服务，积极合理组织收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事业发展。广电事业的合法收入包括：广告收入、出版发行收入、节目交换销售收入、劳务收入、合作合拍收入，还有与国外和国内其他单位联营合资合作的分成收入，等等。

传媒单位开展广告等各种经营活动的结果是，经营活动远远超出了最初只是想弥补资金不足这样的动机，而是激活了长期被人们忽视的传媒单位本应具有的产业性质，造就了一批足以与中国最优秀的国有企业相匹敌的庞大经济实体。全国绝大多数省级党委机关报和二分之一以上的地市级党委机关报都结束了吃“皇粮”的历史，走上独立核算、盈余留用的道路 ①。就是说它们的支出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收入来支付，而且还有盈余，国家也就不再给以拨款。从80年代后期起，新办报刊一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再有财政补贴。那些新创办的非机关报，甚至可以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自我发展”的企业化办报。许多报社获利巨大 ②。现在接受财政补贴的报纸，主要是边远的地市报和那些发行不多的县报。还有些收不抵支的报刊，补贴它们的款项不是来自国家财政，而是主办单位的其他经费。在广播电视界，情形略有不同。虽然也出了若干著名的盈利大户，但是所有电台、电视台，财政拨款一直维持至今。例如中央电视台从1978年起逐步向自给型倾斜，1990年开始实行“财政包干”，本台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实行定收定支、以收抵支、定额拨款、包干使用、减收超支不补、增收节支留用，一定三年不变。在取得每年收入数十亿元、上交利税分别达到数亿元的巨大业绩的同时，仍然领取财政部每年下拨3600万元的事业费，在管理体制上仍然属于全额预算的事业单位 ③。

我们可以对“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作这样的诠释：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首先是指一种经济管理形式。随着改革的发展，事业单位的管理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没有经常性业务收入或收入很少，全部经费还得靠国家拨款，叫做全额预算管理；第二类，有一定经常性业务收入但是不足以解决经常性支出，还要由国家拨给定额的财政补助，叫做差额预算管理；第三类，有稳定的经常性业务收入可以解决经常性支出，可以不向国家要钱了，但是还要列在财政预算里，用收入来抵冲支出，叫做自收自支；第四类，不但能够自给而且有盈余上交，可以像企业那样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实行企业化管理；第五类是预算外成立的单位。国家对这几种事业单位分别实行不同的财务制度，征收不同的税、费和基金，对职工进行不同的工资分配，其中差别，难以尽述。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又是对传媒单位经营体制的一种表述。有些传媒单位早就宣布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但是仍在收取财政补助，而那些在收支、核算、纳税、分配、上交利税等方面同企业已经没有多少差别的传媒单位，在分类上却仍然是事业单位，可见“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更重要的是要表示这样一个方向：传媒单位，首先是事业单位；其次它可以采取一切企业经营的手段，包括把所有可经营的项目组建为企业、公司，但是它自身仍然是事业。

（四）传媒业在总体上不能超越事业

那么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事业单位和企业又有哪些区别呢？

首先，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传媒单位虽然可以取得盈利，有的还可以获得巨额盈利；但是传媒单位主要目标不是营利。传媒单位要正确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正确引导舆论，其效益不是以货币来衡量，所以称为社会公益或社会效益。这完全不同于企业，企业要努力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以营利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重要影响。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出版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这表明，对于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等在内的一切文化事业来说，首先，应当优先考虑和重视社会效益，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次，应当看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有一致性，凡是有优秀社会效益的内容，必定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文化事业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通过实现社会效益来获取经济效益，要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第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有矛盾的一面，牺牲社会效益来追求经济效益的事情绝对不能做；第四，社会效益需要做的，却对经济效益不利，应当优先实现社会效益。

其次，有严格的准入条件。

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进入、公平竞争，大多数企业都可以这样，但是新闻事业不允许。众所周知举办报刊、电台、电视台的严格条件和审批程序。报刊的刊号、版面，电台、电视台的播出时段，也不许转让、出租或以各种形式承包给他人。

非传媒单位也不能从事与新闻有关的活动。1999年新闻出版署发布通知强调：“非新闻出版机构未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从事新闻活动。”还包括不得组织全国性的报刊评比、组织新闻培训班、举行全国性的研讨会等。

传媒单位创办时的资金以及日常所需补贴，都由主办单位拨给。即使主办单位一个铜板也没有拿出来，但是在名义上还是要有主办单位拨款。如要利用业外资金，只能作为广告费、赞助费或是借款，不能作为外来投资。1999年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对《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产权的界定，再次明确了传媒使用业外资金不能作为投资的原则。这两家报纸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但在创办时由创办者自筹资金，十多年后，两报已经拥有巨额资产，对于它的产权发生了争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新闻出版署、财政部专门就此发函，在援引有关行政法规条文后指出：报刊的主办单位即是报刊的投资人。目前尚无可由个人、集体出资创办或拥有报刊的规定，因此，我国的报刊社均为全民所有制单位。鉴于该报社的主办单位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该报创办时也已经明确为全民所有制性质，其形成的资产应为国有资产。报刊创办时若有个人、集体自筹启动资金的，不能认定为对该报刊的投资，应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由主办单位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退还 ④。这个答覆符合我国现行传媒体制。创办报纸只能由合格的主办单位申请，出资的个人、集体不可能列为共同主办单位，而注册资本应该是主办单位的自有资金，但是实际上这笔资金是别人出的，那么别人的资金怎么会成为主办单位的资本呢？顺理成章的推论只能是主办单位向别人借的。所以新闻出版署在转发这件覆函时指出这是“具有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的规范性文件”。

有学者指出，从产业角度说，新闻业实际上是一个垄断性的行业。

第三，在经济上实行各种政策倾斜。

企业通行的原则是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国民待遇”，但是这在传媒业难以实行。

1993年国家税务局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决定对第三产业和事业单位的企业在开业之初，给予一年以内的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的照顾。

对文化事业，优惠更多。1993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对出版业只征收增值税，不再征收营业税。中共和民主党派各级机关报刊，各级政府、人大、政协、军事部门和工、青、妇组织（后来又增加新华社）的机关报刊，课本，少儿读物，科技图书和科技期刊，还免征增值税。对电影业也实行类似的优惠。同年财政部也发出通知，规定宣传文化企业（包括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统一实行33%的所得税税率。对宣传文化企业免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从1993年至1997年宣传文化企业上缴的所得税返还宣传文化部门，用于支持宣传文化部门的发展。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继续对宣传文化单位实行财税优惠政策的规定》，继续对宣传文化单位实行财税优惠政策；规定上述享受优惠的单位实行新税制后增加的税负如增值税，采取先征税后退税的办法；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省以上电台、电视台及其传输转发系统适用零税率，对全国定点出版社和报社、杂志社适用5%税率；对拨付事业费的宣传文化单位免征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等。

传媒业的产品和服务，不能象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一样对待。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不准以行政权力推销商品和服务，但是我们的党报党刊还是要通过“红头文件”和领导动员来进行发行，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这对于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当然是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地电台、电视台转播中央台第一套节目是实施多年的制度，并且规定必须连广告一起转播，这也是为了保证中央的声音及时地广泛地传达到全国各地以至穷乡僻壤。

中国传媒成为高盈利率产业，同这两条有密切关系。

第四，新闻传播业务和经营业务实行分开。

在1988年报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中，就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本职工作（新闻出版工作）和经营活动的关系，规定经营活动应由经营部门负责，采编人员不得参加经营活动。后来，这个“两分开”的精神屡屡见之于一些规范性文件，如：

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暂行规定》：“报社开展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活动必须由报社的经营部门进行，其他部门和人员一律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新闻报道与经营业务必须严格分开。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业务，从中牟利。”

中宣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等《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新闻报道与经营活动必须严格分开。传媒单位应由专职人员从事广告等经营业务，不得向编采部门下达经营创收任务。”

这些规定的本意是防止商业主义原则侵袭新闻传播，但是却具有体制上的意义。首先，“两分开”原则肯定经营活动不是传媒单位的“主业”、“本职工作”，表明传媒单位不是企业而是事业。其次，“两分开”原则促成传媒单位的经营部门及其资金、人员逐步从传媒事业单位分离出来，成为传媒单位内部和下属的企业、公司，它们可以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运作。行政法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有这样规定：“事业单位依法举办的营利性经营组织，必须实行独立核算，依照国家有关公司、企业等经营组织的法律、法规登记管理。”传媒单位可以以自有资金独资经营，也可以同其他企业或组织合资、合作，还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同外商进行合资、合作，条件具备的还可以以自有经营性资产依法发起组建上市公司或者收购上市公司，这些都有成功的个案。但是这些经营方式和规模的发展仍然不影响传媒单位自身的事业性质。

“两分开”不是“两脱离”。新闻传播业务和经营活动存在着辩证的依存关系。连续性的新闻传播造就稳定的受众（读者、听众、观众）网络，是传媒单位重要的资源。传媒单位的主要盈利来源，并不是产品的销售，而是凭借这个网络开展的经营活动，目前主要是广告经营，以后还会有其他的经营方式。新闻传播的社会效益为传媒单位经营活动奠定了厚实基础，而经营活动取得的经济效益又有助于提高新闻传播的质量，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⑤。传媒单位的经营业务不管如何如火如荼、广泛多样，但是它的基础总是立足于新闻传播业务。

第五，不拥有完整意义上的法人财产权。

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家投资（原有国有企业经历了拨款改贷款、贷款改投资的改革过程），传媒事业的经费来源于国家（主办单位）拨款。企业可以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而传媒事业单位则不能。传媒的上级主办、主管部门（共产党组织）同传媒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不是出资者和经营者的关系，上级部门握有诸如传媒的设立、撤消、合并、重组以及改变宗旨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传媒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传媒不能自作主张。

这样，以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责任，也就无法做到。曾经企图让一些社会不需要的报刊破产来解决报刊“只生不死”的问题，但是主办单位会不断地给它办的报刊输血，所以没有一家报刊是因为破产而停办的 ⑥。最后还是运用行政调控手段进行治理，才调整了报刊结构。

传媒单位吸纳业外资金，在财务制度上也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传媒单位最初的那一笔启动资金，从理论上说都只是拨款而不是投资，后来赚了大钱也只是拨款的增值而不是资本的增值。传媒单位无法实行资本金制度。所以业外资本即使进来了，也难以按照资本增值的比例来获取应得的回报。《中国经营报》就是一例。

第六，坚持领导层的任命制。

完整的现代企业就是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董事会和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而选举权取决于股权。传媒单位不能实行这样的制度。

传媒单位是意识形态阵地，它的领导权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所以对于领导层只能实行类同公务员那样的任命制。

（五）在底线前扩大传媒产业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有关主管部门重申： “我国的新闻媒体由国家经营，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新闻传媒作为共产党的宣传思想阵地，是不会允许外人染指的。而对传媒业的事业性质的定位，就是维护共产党对传媒的垄断、不受外来侵扰在制度上的保证。

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包括传媒单位，在改革20年来经历了从非营利到能够营利但不能以营利为目标的变迁，这就为外资进入传媒单位内可营利的经营部分开拓了天地。现在外资虽然不能直接投入传媒，但却可以投入传媒依法设立的下属企业、公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传媒对于外商和境外传媒来说，不可能是投资物件而只能是合作伙伴。按中国法制，与传媒密切相关的行业如广告业，早在1993年《广告法》颁布以后就允许中外合营；印刷业，在2001年修订的《印刷业管理条例》中把中外合营的范围从只限于“其他印刷品”扩展到包括“出版物、包装装璜印刷品”在内的全部印刷品种类；发行业，按照入世承诺，在3年内逐步向外商放开在国内市场的书报刊批发零售业务；还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音像制品分销等方面的对外合作，或者早有规定，或者新有承诺。在这些行业，外商和境外传媒完全可以依法同中国传媒进行不同方式的合作。近年来，也已经有若干成功的事例。对此，我在一年前在香港大学中国传播业和传播法的研讨会上已有报告，并在本港刊物上发表，故不赘述。

注释：

① 许多党委机关报盈利的来源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它举办的社会性报纸。参阅魏永征：《论党报和“都市报”的依存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北京），1999年第4期。

② 参阅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第30页。

③ 参阅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第307页。

④ 《上海报刊动态》，1999年第10期，第4页。

⑤ 参阅魏永征：《报业无形资产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北京），1996年第2期。

⑥ 参阅梁衡：《新闻原理的思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本文首次宣读于“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2001年12月，上海

刊《信报财经》（香港）2002年4月号、《中国记者》（北京）2002年第4期

1 Comment

时间：2001年12月15日下午

地点：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

访问人：施哲

被访人：魏永征

问：去年以来，在媒介上经常看到有关报业上市的谈论，资本方面对传媒产业的关注和实际操作也越来越多。报业产业化，主要有哪些方面的规定？

魏永征：最新的政策文件仍然规定，报业集团是事业性质的单位。所谓事业，按照最近一个行政法规的定义，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这里，一是社会公益目的，不是盈利目的，二是国有资产，不是其他资本，所以，总体上作为一个事业单位的报业集团或者报社是不能吸纳业外资本的，当然更谈不上上市。但是，在报业集团内部设立的或报社自行投资创办的企业，原则上可以同企业一样地运作，可以同业外资本合资和合作，也就不排除向社会吸纳投资和上市的可能性。不过同传媒相关的企业，如广告、发行、印刷等，在我国大都实行审批制，要经过严格的申请、批准的程序。如果是同境外资本合资或合作，审批条件就更加严格。但是只要审批通过，那就可以做。早在1993年，人民日报社就同港商合资创办了诺贝广告公司，经营至今。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把经营管理的部门分出来，吸收外来资本。这些报业内可经营的部分，目前已经有些“涉市”的例子，比如四川的博瑞投资。《成都商报》不是直接上市，而是通过它创办的一家公司收购了四川电器的27％股权，成为后者的第一大股东，改名博瑞投资，注入商报的广告和发行的收益权。这种迂回曲折地吸纳社会资本的方式，被称为“借壳上市”。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个案就是1999年港澳实业（现在改名赛迪传媒）同中国计算机报的上级主办单位之间的相互收购行为，港澳实业原先要收购的是中国计算机报社的51％股权，后来改为收购中国计算机报业公司的股权，这一词之改，也就是把可经营的部分分离出来进行资本运作，是一项典型的规避政策的行为。

问：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即将看到一个报业上市的热潮？

魏永征：有关政策对此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总的精神是：新闻媒体由国家主办经营，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在此原则下，各种新闻传媒集团只可以经过批准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内部融资。集团内的经营部门，如报刊的印刷发行和广播电视的传输网络等，经过批准只可以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由集团控股，吸收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外来的投资方不能参与宣传业务和经营管理。这就是说，非国有企业的资金，国有中小企业的资金，都不在吸收之列。社会资金当然也不能进入。这样看来，传媒集团就是举办股份有限公司，也只能采取发起设立的方式，即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不能采取募集设立的方式，即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向社会公开募集。至于上市，那就更为遥远了。

我注意到，  现行有关政策同关于设立广告、印刷、发行等企业的法律法规有一定的距离。这些行业一般说并不排除非国有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准许外资进入。人民日报同港商合办广告公司就是根据《广告法》和有关法规设立的。这不是说政策和法律、法规有矛盾，而是表明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于新闻传媒集团内部的相关企业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尺度。就是说，非国有资本、外资可以进入那些行业，但是不可以进入新闻传媒集团内部的那些企业。

问：这么说，报业集团就没有多少戏可以唱了？

魏永征：这也不然。政策同法律规范的区别正是在于：法规是刚性的，政策是弹性的，法规是稳定的，政策是灵活的。我们不能有法外之法，但是可以有特殊政策，这就是特批。从东方明珠起，传媒单位把自己可经营部分剥离出来组建上市公司的已有数家，都是特批。有关管理部门三令五申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和经营不得接受业外投资，不得上市，但是同时又批准湖南电广增资建设本省有线电视网络，批准北京歌华（公司简称记忆有误，请查对）上市，也都是特批。特批由主管部门决定，可以批给他，就是不批给你，看起来不大公平。但是对于制定政策来说，特批是一种必要的试验，如果试验成功，政策就可能修改或者进一步完善。再说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特批终究难以持久，总会要成为普遍原则。所以从长远来说，传媒集团内可经营部分组建上市公司还是可以预期的前景。

问：报业集团上市一个主要目的是解决发展资金问题，但也有这样的疑问，报业集团拿了这些钱干什么？

魏永征：这个问题问得好。股市上不少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通过种种包装向社会集资，经营业绩不好，亏损严重，被人们说是在“圈钱”，有些做法在根本上违反了股份制的原则，败坏了股份制的声誉。我看在新闻传媒行业里面更应当防止这种倾向。无论是上市，还是同业外资本合资合作，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无论以什么方式吸纳业外资本，只是经营的新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我们不能醉心于把牌子一挂，白花花的几百几千万几个亿就进来了。这些钱是你的吗？不是，是投资者的。人家并不是白白送钱给你花，而是委托你经营，把他的钱变成更多的钱，也就是要你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这个应该是常识性的问题，很多人却搞不清楚。有些传媒单位把同人家合作当成救穷的药方，把合作者当成计划经济时代全部包下来的主办单位那样的靠山。只要有钱进来，马上涨工资、装修办公室、买车，花了再说，完了再要，自己并没有任何盈利的打算和计划。什么无形资产折价多少，转让广告发行的收益权价值几何，那都是空的。报纸办得不好，没有几个人买，占领不了市场，谁来做广告？哪来的收益？你那无形资产还值几个钱？最近有报道，这一年多，报业同别人合作有90％成绩不好。据我眼见耳闻，有些报社拿了人家几百万、上千万，花着花着就没了，现在处境十分困难，谁还愿意再向这个无底洞投钱呢？其中一个主要教训，我看就是同人家合作的时候，没有一个可经营、可盈利的途径。拿了人家的钱不是将本就利，而是去填窟窿，哪有不失败之理？

这同互联网站的“烧钱”是一样的。有些人办互联网站并没有多少赚钱的门道，主要是吸收“风险投资”。投资者呢，也并不着眼于靠经营网站赚钱，而是采取种种手段把网站“做大”，然后把它卖掉，这样来赚一票。如果卖不掉，只好把钱烧完算数。这是纯粹的投机行为，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多大意义。在传媒业里，我也看到类似的情况。有的报刊同别人合作没有几个月，它的广告、发行的“无形资产”就涨了几倍，据说还有人愿意收购。报刊自身怎么样呢？天晓得。通过这种炒作，也许可以通过抛售股权来赚取差价，但是对于传媒业自身发展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所以吸纳业外资本，最重要的是要有盈利的设计，就是说，拿人家的钱要有使这些钱保值增值的可操作的计划。传媒单位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业外投资者追求的就只是经济效益，利润最大化，从法律上说，人家并不负有牺牲自己的经济效益来支持你的社会效益的义务。这是传媒单位同业外资本合作要处理好的主要矛盾，也是合作成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对传媒的投资风险？

魏永征： 现在流行一句话：“传媒是最后的暴利行业”，无非是指传媒业可能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这是多少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赚钱很容易。我同说这句话的喻国明教授交换过意见，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后面还有“之一”两个字，报纸发表时不知怎么不见了。就在中国传媒界，有岁入几个亿的盈利大户，也有许多至今还在靠“吃皇粮”活命的小报小台。如果以为凡“媒”必赚，拿了钱就朝里头丢，那就连“风险投资”也不够格。我们说的投资风险，是指真正进行了调查研究、可操作性论证，有了具体的盈利项目和计划，在投资后仍然有可能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应当有冒这种风险的准备。不要相信“无形资产增值”这一类鬼话。传媒无形资产对于传媒盈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无形资产并非不可道不可名的玄机，仍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的可确指部分是传媒的受众网络（发行量、收听收视率），它的不可确指部分是传媒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有兴趣“触媒”的投资者，最好先考察一下你的意向合作者的历史和现状，它在整个传媒界的坐标，它的发展的时空区间，然后再决定你的行动。

同时也要明白，对传媒业的投资回报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传媒业不同于制造业，也不同于通常靠中介盈利的第三产业，它有独特的经济规律。简单地说，它是通过传播信息建立起自己的受众网络，把这个网络作为经营的舞台获取自己的收益。这就需要有一个过程。急功近利，希望今天投资明天就可以得到回报，只会把事情弄糟。投资者不应当过问传媒的宣传业务就是从经营来说也是必要的，他们一般并不懂得这方面的规律。投资回报的长期性同“烧钱”是两回事，前者有一个预期的目标，而后者什么也没有，无底洞。

问：您如何看待报业集团上市可能给中国传媒体制带来的变化？

魏永征：现在政策重申：无论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而随着产业化步伐的加快，在具体体制上是否会根据实践的发展发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则很难说。比方说，虽然说是对传媒集团可经营部分的投资方不能参与宣传业务和经营管理，但是《公司法》明文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方的权利和义务，一味不让投资方过问经营管理，恐怕行不通。再比方说，现在几乎所有的传媒集团为了保证党委班子和行政管理班子的一元化领导，大抵设计了传统的立体式的多级管理体制，而现代企业集团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行扁平式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要不要引进、如何引进，也是大可研究的。

问：传媒业同其他资本合作，必须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比如大股东和上市公司必须实现机构、人员、财务方面的分开这些基本的要求。有人担心这会不会造成对上市公司控制力的减弱，因为这涉及到两种不同的体制：公司体制和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制。

魏永征：这里的基本思路就是健全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宣传业务与经营业务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传媒集团的领导成员、传媒的总编辑，必须由党来任命，这个人事权从把握舆论导向的角度来讲，是不会也不应当放的，不可能像公司那样由董事会来选一个总编辑。而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至上市公司，是传媒集团里面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管理，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当然具体来说，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摸索。

No Comments

新闻法讲座之三十三
――新闻侵权的损害赔偿
魏永征

“喜儿”就是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饰演喜儿的著名演员茅惠芳。她在80年代移居美国，在那里从事芭蕾舞艺术教育，不想平白无故蒙受了一场谣言诬蔑。
2000年5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人传记》刊登了四川作家罗学蓬以其妻胡晓虹之名发表的《“喜儿”茅惠芳浮沉录》一文，文章杜撰了茅惠芳在“文革”期间与康生、张春桥等勾搭，并通过他们的帮助登上政治舞台，最后随着“四人帮”被粉碎而跌进监狱的情节。文章使用了大量侮辱性的语言，对茅惠芳的个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进行丑化和贬低。该文发表后，福建日报等10家媒体转载，广州日报社在转载该文时，不但以《“喜儿”勾结康生王洪文》为题，而且另加了小标题和题为《茅惠芳的情夫徐景贤》的照片。茅惠芳无端遭辱，气愤不已，专程从美国到上海对作者和11家媒体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罗学蓬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采访的情况下，捏造事实，杜撰情节，并采用许多带有侮辱、诽谤性的庸俗语言来营造格调低下的气氛，肆意毁损茅惠芳的名誉。同时，该文短时间内在国内10多家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上刊登和转载，甚至在国外媒体上发表，对茅惠芳的名誉造成极其广泛的恶劣影响，使她承受了沉重的社会压力和极大的精神痛苦。据此，法院在今年8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被告罗学蓬以及河南文艺出版社等11家媒体侵犯了茅惠芳的名誉权，判令他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判令侵权责任较为严重的罗学蓬、河南文艺出版社、广州日报社共同赔偿茅惠芳23万元，其中精神损失费一项达10万元。

    据上海舆论认为，这样高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在上海是创纪录的。在上海1998年发生的一起超市侮辱女大学生案件中，一审法院判赔25万元，到了二审却改判赔偿1万元，数额悬殊，叫人没法说。后来上海出了个规矩，说是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不得超过5万元。但是南方的广州却规定，消费者受到精神损害，赔偿最少不得低于5万元。

精神损害赔偿到底有没有定则？这历来是侵害人格权案件的一个难题。今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2001年“解释”），方才为精神损害赔偿制订了基本原则。茅惠芳名誉权案，作为这个司法解释发布后上海的一起重大名誉权案件，受到舆论关注，是很自然的。

赔偿损失，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主要方式。对他人财产权或健康权、身体权的侵害行为，有具体的物质利益损失，还比较容易解决。但是新闻侵权行为是侵害他人精神权利的行为，名誉权、隐私权等等，不是物品，没有价值，受到损害要不要赔偿损失，如果赔偿应该赔多少，就比较复杂了。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里的前四项，容易理解，最后“赔偿损失”是指什么，在当初就有不同理解。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作了这样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据此，新闻侵权行为赔偿损失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赔偿，二是精神损害赔偿。

    经济损失赔偿，是指赔偿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造成的财产损失。通常把财产损失分为积极损失和消极损失两个方面。积极损失是指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现有物质财富的减少，比如财产被侵占、毁坏等。消极损失是指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失去了应该得到的利益，在未发生侵权行为情况下应该增加的财富由于侵权行为而没有增加。新闻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的积极损失，如因精神痛苦而患病就医支付的费用、因致力于恢复名誉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等，造成受害人消极损失表现为由于名誉减损、隐私公开等而失去了实际上应该获得的利益，如因名誉受损而被解雇、解聘等。消极损失不象积极损失那样明白可见，所以在赔偿金额的估算上也有一定难度，一方面，需要确认受害人的某些利益在正常情况下是肯定可以得到的；另一方面，则需确认受害人没有得到这些利益完全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如果受害人获得某种利益本来就只是一种可能性，那么他后来未能获得就不能算作现实的损失，而只是想象中的损失，不应列为赔偿内容。茅惠芳名誉权案获赔的那13万元，主要包括她为起诉而花费的必要费用等。

精神损害赔偿，又称非财产损害赔偿，是对侵权行为所造成精神损害所作的赔偿。过去在认为在名誉权、荣誉权等非财产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以金钱赔偿，意味着将人格权商品化，对精神损害赔偿持否定态度。实践证明，仅仅赔偿经济损失的做法并不能使公民的人格尊严权得到充分的保护。人格尊严权是无价的，精神创伤一旦发生，有时是任何数额的金钱也难以复原的。但是人的精神存在并不是虚幻的，精神状态直接影响着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精神损害最终总是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的损失，而劳动力是有价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种损失，既可能表现为对受害人长期劳动凝结的自身价值的否定，也常常会影响受害人劳动能力的实现和发挥。同时精神损害当然影响受害人的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受害人劳动能力损失和生活质量降低的一种补偿。其次，名誉、荣誉等还是权利人的一种无形财富和无形资产，名誉、荣誉遭到损害又是一种精神利益的损害。这种损失，有的是有形的、可以计算的，比如被解聘、降职等，可以作为经济损失进行赔偿，有的是无形的，要过一段较长时间才能显示出来，难以当场计算。最后，单纯采取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抚慰方式，不仅不足以使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的身心创伤得以平复、精神利益的损失得到弥补，也不足以使致害人受到应有的儆戒，保证后不再犯。所以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抚慰性、补偿性和惩戒性等多重意义。学术界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才使人格尊严权利成为一种完整的民事权利而得到全面的保护，是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

2001年《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作了全面的规定，被认为具有人格权法律保护的里程碑的意义。其要点有：

首先，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可以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公民去世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权利受到非法侵害，使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的，死者的近亲属也可以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遭受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时，物品所有人有权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这里，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及其他利益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是首次在法律文件中规定。

其次，规定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法人或和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是同1993年《解答》的条文相衔接的。对于法人的人格权益问题，我们在下一篇再来讨论。

第三，对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额规定了六项因素：

　　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过错，主要区分故意还是过失，在过失中，也要区分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无论是从取得受害人的谅解还是从惩戒的意义上说，故意的赔偿责任当然要重于过失，重大过失的责任也要重于一般过失。
　　
    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如侵害名誉权，可看是一般性的贬损，还是涉及违背社会公德、违法犯罪等重大事实差错，以及是否使用侮辱性语言等。侵害隐私权，可看所披露的隐私对受害人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是一般性的干扰，还是足以使其生活发生重大变故的损害。还可以看侵权作品的社会影响。从空间来说，要看报刊的发行量和视听媒介的收视收听率，这反映了作品的复盖面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从时间来说，侵权作品发表后，其影响将持续存在，时间越长，损害越大，对受害人的精神压力也越重，赔偿金额可相应提高。反之，若能立即以更正和答辩等形式消除影响的，那么就可以考虑少赔偿或不予赔偿。
　　
    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可看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的程度，有的比较平静，有的痛不欲生，有的还会诱发心理、生理疾病。还可看社会上的反映，受害人遭受社会误解、谴责、疏远的情况。
 
    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如作者发表侵权作品所获得的报酬，刊登侵权作品的报刊销售所获得的利润，侵权广告所获得的广告费，侵权广告给广告主带来的收益等。

    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这是考虑赔偿的可执行性，个人承担的赔偿金额明显要小于单位承担的赔偿金额。

    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精神损害赔偿在经济上的作用就是补偿受害人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的损失，所以必须把生活水平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重要因素。世界上先进工业国家的精神损害赔偿动辄数十万上百万，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自然不能与之攀比。同时，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后进地区也应有所区别。　

这六项因素，是为法官判决提供了一个准则，至于具体金额，法官还是有自由裁量之权。对于茅惠芳案件确定10万元的解释损害赔偿，主审法官作了这样的解释：

“主要是综合本案各被告侵权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予以确定。另外，本案中被告这样用捏造的事实指名道姓损害他人名誉的情况实属罕见，后果又非常严重，因此参照同类侵害名誉权案，我们判决支持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比较高。”

《新闻三昧》2001年第10期

No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