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
说明：1991年春节，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四篇文章，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反对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新的思想僵滞”。当时《真理的追求》《高校理论战线》等报刊纷纷刊文批判，引发了一场国际关注的大争论。最后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谈话，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为这场争论划上句号。皇甫平的主要人物，是当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来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最近，周将皇甫平文章和他的其他评论文章结集，以《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为题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下面是对此书的评论。 Read more…
资讯公开问题思考之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讯公开制度也是有进步的。对于有些单项公共资讯的披露制定了法律或政策。
还是说传染病。1989年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第23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这是法律规定的卫生部门公开传染病资讯的职责。不过当时的卫生部为贯彻《防治法》下达了一个通知，在授权各省级卫生部门通报和公布本地传染病疫情时附带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准对外通报、公布和引用发表未经公布的传染病疫情。”这是我们可以找得到的内地传媒不能擅自报道传染病的法律依据。
人们记得4月初前卫生部长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引用《防治法》第23条提问为什么卫生部门以前不公布SARS疫情，前部长说是因为这个SARS是新出现的疾病，并未列入《防治法》的管理范围，所以卫生部门没有公布的职责。这位记者大概不知道卫生部的那个通知，如果再问：既然SARS还不归《防治法》管，那么凭什么又不准传媒报道呢？不知前部长将会如何回答。
从《防治法》到“通知”，前者是对政府公开资讯的义务性规范，后者成了对于“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媒体）的禁止性规范，前者规定了老百姓对于公共资讯的知情权，后者却规定了政府部门对于公共资讯的垄断权。
为什么要这样？没有见到官方的权威性解释。有一个说法大概是为了保证资讯的正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防止谣言惑众。
那么政府发布的资讯就一定正确无误吗？
政府由官员组成，官员由人担任，不要说利益牵扯冲突，就是说认识，也会与实际发生这样那样的距离。这次SARS，不错，是新发生的传染病，谁都不可能未卜先知，所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官员都承认在疫情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反应慢了一些。何况内地地方那么大，官员水平参差不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资讯集中起来，谈何容易。
在香港，正如业界所指出的那样，此次媒体在推动港府应对疫情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政府（指主管官员，下同）说本港没有爆发肺炎、好安全，媒体就报道威尔斯医院有多少名医护患病；政府说肺炎尚未扩散社区，媒体就报道现有百余患者有多少是来自社区；政府对要否停课尚在犹豫，媒体报道某学生带病上课5天促使学校决心停课；如此种种，不及枚举。媒体同政府“对着干”，实际上是极大地帮助了政府。记者比官员处于更前线，传媒本来就应该是政府资讯重要渠道之一，而政府对相关资讯作出决策还要有考虑和协调的时间，在疫情初期，港府都能在传媒报道一两天内即做出应对措施，这确实很不容易。
而内地传媒在疫情初期的表现只能一言以蔽之：“乏善可陈”。2月、3月、4月初，政府每次都说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媒体也说了同样次数的“已经控制”，政府说“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媒体就宣传“中国活动一切正常”，“海外到京旅游人数持续增长”，除此以外，并无更多的片言只字。谁都知道蒋医生的信先是发给中国媒体的，没有回音，才发到外国去。对社会危险的监测预警是媒体的重要功能，政府还没有看到疫情的严重性，媒体把它揭示出来，就可以推动政府的工作，而内地媒体当时的这种功能完全被阉割了。
我们不可能指望有一个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不会说错话办错事的政府，但是我们却需要有一个能够在政府的错误一露头就有可能得到纠正的机制。而不要等到国际舆论哗然，惊动极峰，部长罢官，市长下台，伤筋动骨，代价未免太大。
把香港和内地两处传媒加以比较证明，真实的新闻报道就是“微调”的理想手段。
不过有人把内地传媒的这次不良表现归之于共产党领导体制和党性原则，则至少是一种误解。
党性原则要求全党包括传媒“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并没有要求同某些部门和官员的错误判断、错误数据“保持一致”。
党性原则要求坚持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明明传染病四处蔓延，却说这里好安全，还不敢让别人说出真相，这是实事求是吗？
党性原则要求传媒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沉默也是一种导向，疫情初期传媒的沉默把公众导向何处呢？
所以这种阉割传媒的做法其实是对党性的严重背离。传媒的职责就是传播真实的资讯，如实传播公共资讯是它的职责也是它的权利。这支党领导下的传媒队伍，从政治到专业素质都绝对不会差于公务员队伍，如果对他们披露真相的能力都不相信，那么还要他们干什么？
资讯公开问题思考之一
作者注：北京消息，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有关政务信息（资讯）公开的法规，这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瓶颈问题。眼下在新一届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民抗疫，显见成效，回想初期曲折，痛定思痛，思得内地资讯公开三题，就正于读者。
北京出版的最近一期《财经》杂志披露今年3月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北京发现SARS病人，竟被列为“特控疾病”，实行“保密”。传染病怎么会成为国家机密的呢？有些难以理解。
这里补充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细节：
这表明，北京当时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而这正是蒋彦永医生向国内国际媒体写信揭露真相之际。危险正在身边蔓延，而京人却漠然不觉。就好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清池，为什么不提醒他，不要向前走了？曰保密。
4月下旬起，首都SARS患者以每天超过100名的幅度猛涨，终于超过香港成为世界上SARS患者最多的城市，难道不是“保密”期间种下的病因吗？
有家报纸转述《财经》这篇报道时插了一句话：“文章未披露保密的命令由何人下达。”其实，这并不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内地是人人都下得保密令的，只有老百姓除外。六部公卿，封疆大员，固然一言九鼎，就是七品以下，佐杂班头，对自己麾下的事务，说声保密，也可以弄得密不透风、鸦雀无声的。
说保密就要说到《保密法》。《国家保密法》是80年代颁布的，其中规定了国家秘密的定义和范围，有权确定国家秘密的部门，特别是严格规定了泄密、窃密等行为应该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些规定无疑十分重要和必要。但是这个法律制定较早，当时还没有依法行政、行政权力必须依法授予、行政权力也要受到法律约束等理念。所以涉及行政权限的内容，比如不是有权确定保密的部门提出有关事项要保密怎么办，不属于国家秘密被错误地当作秘密怎么办，公民包括媒体对有权部门或人士说的保密事项有异议可否投诉以及向哪里投诉，在《保密法》里是找不到的。这是“保密权”无限膨胀的一个法制上的原因。
近年来，西方的知情权概念传入中国内地，人们津津乐道，但是这三个字尚未正式见诸法律。不过中国也有自己的权威语汇，叫做“重大的事情让人民知道”，这是邓大人说过“一个字也不能改”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里的一句话，可以认为是执政党对老百姓知情权的正式而郑重的承诺，至今还为内地文章经常引用。那么这个SARS疫情，事关生命健康，不可谓不重大，怎么又不“让人民知道”了呢？据说是有正当理由的：知情权不是没有限制的，总不能什么事情都透明、都公开吧，比如为了保证人大会议的正常进行，你这个知情权就对不起了。这样的理由还可以有很多，不要引发“不稳定因素”啦，不要造成社会恐慌啦，不要影响正常的商贸交往啦，不要损害国际形象啦，不要被“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利用啦，等等，都可以成为保密的理由。扣除这些以后，才是老百姓的知情权范围，知情权就成了这样的一种“剩余的权利”（residual right）。我们知道“保密”的理由是可以层出不穷的，那么老百姓的知情权也就所剩无几了。
近几年来，几乎每一次全国人大开会都有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制定资讯公开法。立法保障资讯公开（西方称资讯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潮流，它可以确保知情权从“剩余的权利”成为真实的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权利。知情权确实不是没有限制的，除了国家秘密，还有私人秘密（私隐）、单位的商务秘密、技术秘密等等，都不应借口知情权而任意公开，人们都知道应当保密的事情不予保密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不应当保密的事情加以保密同样会发生严重的损害，这次SARS事件就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所以对于限制知情权的权力也要有严格的限制，即所谓“对限制的限制”。比如一些国家除了明文规定政府部门对于某些资讯必须承担公开的责任之外，还把资讯的公开或保密置于司法监督之下，公民或者媒体同政府部门涉及有关资讯应否公开问题发生争议，可以诉请法院裁决。中国在制定自己的公开法时，应该参考这些先进的做法。
――一位中国大陆学者看《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
内容提要：
香港实施《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进一步落实“一国两制”的一项创造性工作。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必须承担保护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祖国的国家安全的义务，这是全新的课题。如果说，由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国），香港必须立法保护国家安全，那么，由于香港同广袤的中国大陆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两制），在如何立法方面，香港固有的人权理念和相应的制度就必须得到尊重。不讲“一国”固然大谬，不讲“两制”同样不行。“自行立法”就是贯彻“一国两制”的独特设计，确认香港可以在自己原有的人权制度和理念的框架内，对有关问题作出特殊处理。文章指出，现有的立法草案基本坚持了港人原有理念，力图把因保护国家安全而对表达自由的限制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同时又消除了港英时代的某些陈旧遗迹。但是港人有些理念不可避免也会有适度的调整。文章指出立法过程体现了香港实行的新闻自由制度的生命力，是香港成功的基石。 Read more…
三、传统人权理念的适当调整“一国两制”的“两制”，地位并不对等。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整个中国实施的制度，是主体，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区，是一个局部。
中国对香港是承担了义务的，这些义务的清单已经载于《基本法》。那么香港对中国有没有义务要承担呢？应该有，实施《基本法》“二十三条”就是重要的义务。
与“两栖”学者魏永征对话
访问人：李爱铭，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候选博士
被访问人：魏永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香港树仁大学教授
这位被访人是个多方位的“两栖人”。他的姓名就有两个：我们在报刊和互联网上经常看到的魏永征，是他的工作姓名；他原名魏庸徵，至今还在证件上使用。他填表总说是浙江宁波慈城镇人，但是生于上海、作于上海，直到2002年底，才去那个已被列为文物保护的老家（几百年前曾经是某位进士的宅第）作了一番考察。他长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信息和新闻传播的研究工作，但是几乎从未脱离媒体，在一个人只许有一份工作时，他就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当了6－7年专栏主编，接着参与创办《消费报》做编委，后来又担任《新闻记者》杂志常务副主编、主编达11年多。他学的是新闻专业，但却闯入法律殿堂并且乐而忘返。除早年为《民主与法制》编写过几本普法读物外，他的主要学术结晶是媒介法：《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1994)、《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1999）、《新闻传播法教程》（2002）、《新闻法新论》（2002）等。其中《教程》由于至今还是国内唯一的媒介法大学教材，首印8000册一销而空，增补后再印10000册已经上市。他的作品都发表于印刷媒介，但他又是同龄学者中最早“触网”者之一，他在CJR上的个人学术主页“老魏说法”是大家熟知的，从网上很容易找到他的电子信箱地址。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还有研究生，但又受香港著名爱国人士胡鸿烈、钟期荣之邀到他们创办的树仁学院任教。同时他还拥有一些新闻院所的兼职教授、以及他的母校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的头衔。我们的访谈，也是采用沪港“两栖式”，感谢互联网，千里近在咫尺。
出身于新闻世家，七八岁时就“触媒”
李：魏老师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我们想知道您当初为什么想到要考新闻呢？那时候新闻专业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门吧？为什么选择走这条路呢？
魏：我投考新闻系首先是家庭的影响。我的老爸魏友棐先生在30年代参加了文汇报的创建，抗战胜利后又在上海大公报当社评委员，他主编的专栏有一个叫“商情一周”，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叫我用毛笔写这四个字，第二天成为专栏的刊头登在报纸上，我觉得真好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触媒”。：）
李：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长大后子承父业？
魏：没这么简单。不幸的是老爸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学问一点也没有留给我继承。还有我的两位舅舅也都是知名的报纸或期刊编辑。
不过到我这一代只有我一个读新闻专业，这又同我的经历有关。
李：什么样的经历？
魏：我带红领巾的时候参加了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墙报小组。现在看来当然只是孩子的游戏，但那时我们做得可认真了，而且对于我们的报道对象也不能不认真，这个少年宫是上海的一个外宣窗口，所以像苏加诺总统、伏罗希洛夫元帅等贵宾还有我国领导人宋庆龄（她也是这家少年宫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都上过我们的墙报。
李：是吗？那您当时做这样一个小记者不是挺风光的？这影响到您后以后大学的专业选择？
魏：我那时只觉得当记者有趣，浪漫，可以经历那么多的大场面，哪里体会得到新闻工作这么辛苦、责任重大、冒风险，而且吃力不讨好，不是这头不满意就是那头不满意。
李：据说您的太太是上海《新闻报》的主笔，是吗？她的工作对您的事业有什么样独特的影响吗？
魏：我的太太贺宛男在退休前确实当过《新闻报》的总主笔，但是这个总主笔对于她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那时《新闻报》已经叫做“新的《新闻报》”，以前的英文名称是Business News，现在叫Shanghai Morning Post，就是说它从财经金融为主的专业报纸改变成了一张大众化报纸，从quality paper 变成了tabloid。
李：那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魏：她的专长是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分析，强调以“专业眼光看经济”，这种“专业眼光”对大众化色彩极浓的“新的《新闻报》”就无用武之地了。她10多年前在“老的《新闻报》”创办了证券市场专栏，这是全国媒体的首家，那时连《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都还没有，视听媒介的证券谈话类节目更不必说了。可以说，我的老爸的学问传给她了，虽然两人并未见过面。我爸也从事财经评论，在三、四十年代的《东方杂志》《钱业月报》等报刊上可以找到他写的大量文章。她至今还是每个工作日写一篇文章。
李：你们两位的交叉点似乎不多？
魏：我很抱歉不能评论她的文章，因为我不懂。我基本不看她的文章，她也基本不看我的文章。当然我们也有交叉，关于媒体资本化运作一类的问题我要请教她，她有时也会打个电话来问我有关媒介法的问题，比如“意见市场”的概念。
李：您怎么看待改变之后的这张报纸？
魏：在裘新接办以后，这张Morning Post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我只是说，上海这样向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别的中心迈进的大都市，居然取消了一张办得已经相当有影响的财经金融的专业报纸，这是不可思议的。另办一张Morning Post不可以吗？为什么非要取代Business News呢？
种起起草新闻法规的试验田，从此走入研究媒介法领域
李：您后来是怎么转到新闻法制方向研究的呢？是因为觉得做记者太辛苦吗？
魏：不是的。人生道路上有很多偶然性，我接触新闻法制也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是在80年代参加了起草新闻法规文件草稿的工作。
李：80年代的新闻法规文件起草？这么说您从一开始就介入了我国新闻法制的建设？
魏：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大家都知道，在1985年经全国人大彭真委员长批示同意着手起草新闻法。在北京以胡绩伟先生牵头成立了研究和起草机构，就是孙旭培为首的新闻法研究室。对于这一段工作，胡老写过一篇详细的回忆。而在此期间，还进行过另一件小型的新闻立法试验。就是在1986年当时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来上海时，指示在全国新闻立法的进行过程中，上海可以试验先制定地方法规，为全国立法工作提供经验。这个指示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来落实，而宣传部把它交给了新闻研究所。
李：您从此就踏入了新闻法制的试验田中？
魏：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的所长宋军先生，是一位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他找我去一起完成这个中央领导同志交办的任务。
李：有什么成文的成果吗？
魏：我们以不到半年的时间起草了一个题为“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规定”的文件。这个文件后来由宣传部印了大字文本，发给上海新闻界人士征求意见，是不是上报给中央，我不知道。后来也没有下文。这件事在《当代中国的上海》这部书里有记载。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
李：那后来呢？
魏：1987年国务院成立了新闻出版署，新闻法起草工作移交到新闻出版署来做。牵头人是副署长王强华，调整了起草工作班子。王强华先生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发表过若干有影响的法学论文，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是组织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的编辑之一。他承担了起草新闻法任务后，到上海来调研，找过我们，拿去了我们起草的文本。可能对他有所启发。他就建议在上海组织一个起草新闻法的“影子小组”。就是说，上海小组自行起草一部新闻法的文稿，这部文稿提供给他的起草组作为参考。双方在起草过程中都不要通气，以便进行不同思路的比较。
李：您在此之前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当时被选中为 “影子小组”成员？那影子小组还是以前的原班人马吗？
魏：不是的。上海的新闻法起草小组的组长是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副组长贾树枚是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组成人员包含新闻单位和司法部门的人士，我也在其中。这个班子先是开了若干个研讨会，后来转入写作，由几个人分工写若干章节，再由一人统稿，统稿人就是我，当然最后有龚、贾审定。到了1988年下半年，我们的文稿完成。不久后北京的文稿也出来了。在此以前，孙旭培的新闻法研究室也写了一个文稿在他们出版的《新闻法研究》上发表。这就是后来常常说起的三个新闻法文稿。
李：那您觉得在这项工作中，与其他做同类项目的人相比，您的有什么特色？
魏：我的一项与众不同的创举就是把这个起草工作搬上了媒体。
李：得益于您长期的新闻工作经历？比较善于发挥媒体的作用？
魏：是，有点儿近水楼台的便利。:)我那时是《新闻记者》常务副主编，就在刊物上设立了新闻法研究专栏，每期发表一些讨论文章。我还以《新闻记者》的名义举办新闻法报告会。
李：利用媒体来组织新闻法制方面的学术活动？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魏：1989年3月，在淮海中路上海社会科学院礼堂，报告人总共十位：邓伟志、马达、冯英子、凌河（司马心）、贾树枚等，我们没有发单个的会议通知而是发通告，让公众自由参加。
李：影响如何呢？当时关注的人多不多？
魏：那天下雨，人还是来了好几百，有从复旦远道而来的，可见人们关心。还有在1989年初，当时的新闻出版署秘书长梁衡带了北京的新闻法文稿来征求上海新闻界意见，一连开了三天会，人们发言踊跃，会议开得欲罢不能，在《新闻记者》上作了详细报道。
李：这在业内肯定影响很大，但是您是如何把新闻法制的观念向外传播的呢？
魏：同时，我开始在刊物上登案例。1989年以后几年里，全国有影响的“新闻官司”几乎都在《新闻记者》上报道，有两个出色的作者，一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徐迅，一位是解放日报的陈斌，大部分案例报道是他们提供的，各地投稿者看我们常登这类内容，也纷纷投稿。登“新闻官司”案例就成为《新闻记者》的一个特色。
李：但是很多人会觉得法律很枯燥的， 理论化又强，这会不会影响读者对《新闻记者》的看法？
魏：你说法律枯燥，其实不然，法律是很生动的。打官司，有控方、辩方，双方辩驳，唇枪舌剑，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让读者开动脑筋去思考，还不生动？法院判了以后，还会众说纷纭，辩论又推向社会。我们没有藐视法庭法的限制，只要言之成理，都可以登。我登新闻法讨论文章、登案例，都是为了丰富刊物的内容，增进刊物的可读性，慢慢的，我自己也接受了影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很值得开掘的富矿。
李：但是据我所知，刊登这种新闻官司往往很容易出问题，您如何避免把自己的媒体牵连进去呢？
魏：我登案例，要求作者必须附带提供判决书，最初这是为了核对事实，避免报道“新闻官司”而陷入另一场“新闻官司”，有一次我看着判决书，忽然想到，这不是绝好的原始材料吗？应当保存下来。我利用这些案例、这些判决书再写出一批文章，包括在陕西《新闻知识》连载的“新闻官司面面谈”。我的第一本、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关于新闻法的论著《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主要材料来源也是在编刊物当中积累的判决书。
评价新闻立法，任重而道远
魏：我想到的，至少有两个层面：
李：您对于当年新闻法的文稿作何评价？
魏：首先这无疑是一项开拓性的创举，不管这三个文稿存在什么差异，它们都是新闻法治的开创者，是对长期以来对新闻实行人治的冲击，三个文稿都肯定了新闻自由，这是对斯大林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视新闻自由为洪水猛兽的拨乱反正。
现在大家都知道，新闻自由就是出版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英文是同一个词，言论和出版自由我们宪法早就规定了的。但是那时说起新闻自由得非常小心翼翼。说起来有些可笑，主要是翻译上的原因，在中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只有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于是以为新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概念，无产阶级不能讲新闻自由。这个误解现在已经消除，在199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把原来译作出版自由的语词都改译为新闻出版自由。现在我们的领导人也正面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了。所以当时三个文稿都肯定新闻自由，是要有一定勇气的。
李：这是正面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您觉得当年这三个文稿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呢？
魏：这三个文稿的共同的肤浅之处在于，它都没有搞清楚怎么样来保护新闻自由。起先人们说，新闻法里必须写上保护新闻自由，于是三个文稿都写上了，那么写上以后就一定可以保护了吗？大家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在梁衡主持讨论新闻法文稿的会上，很多人都觉得对仅仅写上保护新闻自由的字样不满意，但是又说不出问题在哪里。梁衡很诚恳地说，我们也想在法律里多写上一些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大家说吧，有合理的意见我们一定改上去。但是人们都说不出所以然来。
李：您觉得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魏：这反映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什么是自由？大家习惯说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做的事情，或者又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其实这两句话的含义是不同的，这里且不详说。但是我们把这些话又都简单化了，以为只要法律允许新闻自由或者不禁止新闻自由，就有新闻自由了。当时没有人从法律就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个层面上来理解自由，就是说，新闻自由的权利是人民、新闻工作者、媒介享有的，那么一定要有对新闻自由的承担义务的主体，这个义务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至执政党。
李：这是您现在对自由的看法？当时的普遍看法恐怕远远没有到这样程度的吧？
魏：是的。在当时，如果真的有谁说要在法律里规定国家、政府、党的义务，一定会觉得是海外奇谈，遭到群起而攻之，就是今天，还会有人不理解、不赞成，我们受“法律就是管老百姓的规条”这样的传统影响太深太深了。其实从启蒙思想家的“人民主权”理论，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一脉相承，都肯定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监督，而新闻自由，就是人民监督的重要手段，就是约束权力的，权力接受新闻自由的约束，也就是权力承担义务。比如十六大提出“依法执政”，“依法”就是行使“执政”权力时必须承担的义务。
李：具体而言，您觉得主要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限定呢？
答：一是，必须明确权力限制新闻自由的范围。新闻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滥用新闻自由必须禁止，而且要予以制裁，这是没有问题的。限制滥用新闻自由，当然要权力来执行，但是新闻自由又是限制权力的，这会有冲突，所以对权力限制新闻自由也要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按照法治的原则，以政府的权力抽下一篇文章，禁止一本书籍，甚至扣发一条新闻，都应当有法律根据，就是说，在实体上，它应当具有法律明文禁止的内容，比如煽动、色情、泄露国家秘密等。这还不够，还要符合程序，比方说，谁有权下令禁止？这种权力如何受到监督？比如在有些国家实行行政和司法相结合而以司法为最后的决定，拥有权限的政府部门可以发出禁制令，但是然后应当得到法院的认可。还有当事人可以申请复议或起诉，以便由法院等中立机构来审查政府的禁制是否合法和必要。这些就是所谓“对限制的限制”。可是，类似的机制在那三个文稿里没有任何反映。
李：为什么三个文稿都没有反映呢？
魏：因为大家根本没有想到。为什么想不到？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我们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做法，我们怎么想得出来？
二是，必须规定侵犯新闻自由行为的不利法律后果。所谓保护，就是对侵犯行为要有制裁，否则这个保护就是空的。这一点，当时倒是有人想到了，在梁衡的会上有人提出过。我在上海文稿里写了这样一条：“下列行为是侵犯新闻自由行为”，在列举的几条以后，应当写上对这些行为怎么办了，我却颇费踌躇，只写上一句：受害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李：让法院来审判，这不是可以了吗？
魏：其实在我们国家是没有法子实行的。侵犯新闻自由是什么行为？不是刑事犯罪，刑法没有侵犯新闻自由罪。不是民事侵权，民法通则也没有这类规定。新闻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所以是侵犯宪法权利的行为，但是我们诉讼案件中没有宪法案件，所以即使法律这样写上了，也没有一家法院可以受理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件，受理了，也没有可以引用的制裁条文。
李：这就是十多年前新闻法起草工作中止的原因吗？
魏：十多年前新闻法文稿终于束之高阁，同当时发生的众所周知的曲折固然有很大关系，但是根本上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宏观法律制度还不具备新闻立法的条件。有一句名言：是民主创造宪法，而不是宪法创造民主。
李：这里说的民主是指一种制度？
魏：是。这就是说，法律只能确认现实社会存在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创建现实社会还不存在的社会关系。企图制定一个新闻法，“那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在宪法权利保障机制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在新闻法里写出怎样保障新闻自由来，显然是不现实的。
李：这种情况在近期内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魏：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现在已经有许多文章指出我国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的缺陷并且提出种种设计。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提出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要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机制，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按照这些指示，我国宪政也许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进步。
关注许可制的另一面，警惕祸起萧墙
李： 我想再提一个也同法治有关的问题： 2001—2002年几乎成了中国报业反腐年，沈阳日报社总编辑、党委书记兼沈阳日报报业集团总裁傅贵余、中国财经报社广告部副主任李晋虹涉嫌贪污罪被捕，接下来，《广州日报》窝案浮出水面，成为震惊全国的报业第一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何向芹、广告部主任陶建以及原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总编辑、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黎元江等被“双规”，传媒市场化之后，在巨额利润诱惑面前个别传媒领导修养不够，拒腐能力成了问题。您怎么看待媒体的这种资产控制问题？希望没有被我的这么多问题问得头大：）
魏：虽然像何向芹、黎元江的案件，一年多以前就听说了，我认识他们，不可多得的人才，很可惜的，但是对案情我至今不甚了了。因为没有见到权威的、公开的资料。传媒界腐败案件的透明度还低于官员腐败案件，这是不是有传媒不愿传媒界家丑外扬因而封锁消息的因素？我不知道。这类腐败案件，是我国许多腐败案件的一部分，说明传媒界不是真空地带，同样会发生腐败问题。
李：那您认为传媒界的这种问题有没有特殊性？
魏：传媒界的腐败问题还有其自身的土壤。我国传媒历来实行审批制即许可制，近年为了面临WTO的挑战，这种许可制又得到了全面的加强，被当作防御和抵制外来异端的重要手段。按照制定中的行政许可法的划分，传媒的许可制是属于特许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2000年11月，在总结上市公司发生的各种腐败案件有些还涉及若干很高职位的领导干部的时候，新华社发表过一篇评论，题为“审批制是腐败的温床”。人们公认，审批制会滋长权力寻租行为。所以我们在肯定许可制在特定范围内有其存在必要的时候，不要忘记许可制特别是特许制的消极作用。
李：也就是说，传媒业在市场化过程中，同其它行业一样，也可能存在这种权力寻租的情况？它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魏：特许制所授予传媒的特权，不只是采访、报道、出版、制作节目，而且传媒产品是要进入市场的，是可以盈利的。传媒的领导干部手中的特权不止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经济上的，他们具备利用手中特权寻租的充足条件。我看到有学者已经指出：官办传媒的商业运作是当前腐败的制度根源之一。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在当前还不能不对传媒实行许可制的时候要制定防范它的消极面的有力措施。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不要外来异端还没有入侵，我们自己就先被自己的特权搞垮了。
双重角色，在学者、老师角色中游走
李：魏老师您现在也带学生，请您谈一谈，从一个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的角度出发，他们应该教给这些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们哪些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魏：新闻工作的理念、知识和技能这三者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但新闻理念是第一位的。在上世纪初，国际新闻界的先驱提出新闻工作是一门专业，profession，而不只是一门职业，occupation，提出所谓专业主义。专业和职业有许多区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专业工作者要把自己的专业理念放在第一位，而职业只是谋生的手段。比方医生就是把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律师把维护正义和法律尊严放在第一位，等等。Lippman甚至说新闻工作对于新闻记者就好像宗教对神职人员的召唤。
李：具体来说，中国的理念与其它国家的地区有什么异同？
魏：中国新闻工作的最高理念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香港新闻工作的最高理念是新闻自由，其实两者是相通的。我对我的香港学生说你们不要把新闻自由当成你的个人自由。新闻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新闻媒介的，你从事的新闻工作就是帮助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新闻自由，比如你写报道，就是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样，真实、客观等等要求就都包含在里边了，对于那种无理封锁消息的滥权行为，你就有了抵制的勇气和力量，你也就不会热中去搞sensationalism那一套，因为这对公众知情权无益甚至有害。
所以，新闻工作不应当为自己、为某个个人或者个别的利益集团牟取私利，必须具有对整个社会对全体人民的奉献精神。现在这种奉献精神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提倡太少太少，有的人有意无意地用各种利益作诱饵来冲淡新闻的专业理念。
李：新闻知识和技能方面呢？您觉得哪些是必备的？
魏：关于知识和技能，我想这不会有什么疑问，谈得太具体就成了讨论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了。我只想说一点：新闻工作是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就是尽可能为公众塑造一个真实的不带偏见的媒介世界。你知道什么是媒介世界吗？
李：当然，Lippman的经典文章，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都该懂的。
魏：在现代社会，可以说所有的人们主要都是从媒介上来了解这个世界的，媒介世界不可能等同于现实世界，但是新闻工作者有责任给人们提供一个尽可能接近现实世界的媒介世界。任何新闻都不能全盘再现新闻事件本身，它总是要经过新闻工作者的选择剪裁加工，那么你的选择剪裁加工应当是更有助于表现新闻事件本身而不是相反。我是说，经过你的把关过滤所提供的资讯，应当基本上是属于最有价值最必须让人们知悉的资讯。你在媒介上设置的议题，应当基本上是属于最需要大家关注的命题。你在媒介上推动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应当是有助于发现和发展真理而不能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想用不着多说就可以体会到要做到这样要有多大的学问。
李：现在很多新闻单位在用人时有一种观念，非新闻专业出身的人，在经过一段时间上手后，会做得比新闻专业的人更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魏：有些单位宁可要别的专业不要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这个问题要两面看：
一是“新闻无学”的影响。他们以为别的专业都是有学问的，而新闻工作本身却没有多少学问甚至不应当有什么学问。
李：是的，现在社会上不少人都有偏见的。
魏：他们有这样一个公式：新闻等于政治，政治等于忠诚，忠诚等于听话。10多年前，我们上海电视台有一位同行说，你们什么新闻学传播学，我看只有一句话：谁（官）大听谁的。新闻传播是有自己的规律的，新闻传播学就是要探求这个规律。一旦对其中规律有较深的认识，对上面的指示就要想一想了，会提出种种意见来商量，多麻烦，所以还是“无才便是德”的好。
李：另一方面的问题呢？
魏：是我们新闻教育自身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的体制，弊病很多。全国新闻专业200多，吓坏人，有那么多合格的教师吗？听你们老师说，有的地方派教师到复旦进修，在课堂上一个劲儿地记，记不下来下了课要老师再讲一边，说我就靠这笔记回去讲课。这样现抄现卖怎么行？有的院校精力不在培养人，提高教学科研质量，而是忙着上等级、申报硕士博士点。出版的书东拼西凑。学术研讨会开成了公关会，请客送礼求有发言权、评判权的“大牌学者”拉一把，研讨了一些什么天晓得。此风已经严重败坏新闻教育的名声，会把我们的毕业生弄到没人要的地步。
李：在新世纪里，中国传媒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传媒人应该肩负怎样的历史责任？其实我想问的是您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希望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在传播学学者、老师和其他社会角色中，您自己最喜欢哪一个？是更安心研习学术，还是桃李满天下，还是用自己的学识对当前的传媒现状进行改良？可以随心所欲地聊一聊吗？听听您这样的大学者的心声。
魏：我只是“两栖人”“三栖人”，不是什么“大学者”，我手里也没有什么评奖、评等级的权力。我在几个月前出版的《新闻法新论》的后记里已经表述了我的心声，我要“淡出”了。有可能和需要，当然也还会继续写一点东西。在21世纪，中国传媒肩负极大的重任，为了实现这样的重任需要有极大的变革，这要靠你们来做了。
2003年3月穿梭于上海邯郸路和香港宝马山
时间：2002年12月24日下午
地点：北京东四南大街85号，国家新闻出版署三楼会议室
访问人：徐迅
受访人：魏永征
对暗访与偷拍的争论伴随隐私权的概念而生
徐：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现象，对于新闻界的暗访与偷拍问题并不是从来都存在争议，在早期甚至是一个公认的优秀记者的行为，受到崇敬。比如说美国写作《疯人院的十天》的女记者科克伦，比如说中国的新闻前辈邵飘萍也曾经十分认可这样的采访方式。对于这种采访方式的争议以至批评更多的是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和现代科技的发展相关的，争论是伴随科技器材进入采访领域而生的，另外这是否也和尊重人权的世界潮流相关呢？
魏：对于暗访问题的质疑恐怕是和隐私权的提出，隐私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相联系。据我所知，从严格意义上说，1890年两位美国学者布兰蒂斯和华伦写的那篇关于隐私权的论文，实际上已有一些内容针对了新闻界的暗访。文章说，有些新闻报道就仿佛是躲在别人的床底下写出来的一样。如果是这样的报道当然是侵犯隐私的，这种报道也符合暗访的定义。在这篇全世界学术界公认的第一个提出隐私权的文章中，本身已经对暗访的形式提出的质疑。你说的暗访产生争议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隐私权意识的觉醒的过程，矛盾随之展开。
隐私权的问题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至少可以说我们对隐私权的认识是从1890年的那篇文章中讲的一个人“独处的权利”后来逐渐发展，发展到了“自己的信息自己控制的权利”。也就是自己控制自己的自主权。所以现在国际上对隐私权的理解比一百多年前就更为宽泛。它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个人对自己的主权，包括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私生活以及由引此引伸出来的各种记录的自主控制。从美国学者威廉•普罗索在20世纪60年代在对侵犯隐私数百个案例的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四点归纳中可以看出隐私范围的扩大：第一种是入侵，指侵入他人的私生活领域，这一点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第二个是披露，指披露私人的信息；第三个是错误曝光，这涉及到名誉，但它同名誉不一样，这种曝光的内容不是虚假的，而是由于视角和背景的不同，结果造成对方的损害，这已经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隐私范围；第四个是盗用，即盗用姓名、肖像等等，这些在中国民法中属于独立的权利，在美国也是属于隐私的范畴。普氏的归纳已经为美国的侵权行为法采纳，有了法律效力。
隐私观念的发展同科技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其中摄影和录音的发明是划时代的。本来一个人的形象或声音，只能留在别人的记忆里，别人怎么想也是别人的事情。《聊斋》里有一个故事：一个青年看上了一个公侯小姐，那时候不能自由恋爱，而且门不当户不对，只好躺在床上害相思病，后来他得到一块宝镜，趁小姐出行向她一照，宝镜里就留下了小姐的肖像。他就天天看这宝镜。小姐知道了，哭着对爹妈说，我的相貌都给他照到家里去了，我还能嫁给别人吗？这其实是小姐也愿意嫁给他的一种托词，就这样有情人终成了眷属。这大概是最早记载的偷拍行为。蒲松龄先生无意中表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形象本来是完全可以由自己控制的。但是如果固定到一个载体上，就成为脱离本人独立存在的一个物件，他自己就无法控制了，就会发生新的法律问题（婚嫁不是法律问题吗）。摄影机就是固定人的形象的宝镜，还有录音是对声音的固定，这就提出了自己的信息自己控制的要求。
联合国秘书长在1973年曾经提出过一份题为《尊重个人隐私权》的报告书，其中指出：“各国应当制定法律，或按最新情况修订现行法律，以保障个人隐私，使其不受现代科技仪器的侵犯。”报告书建议各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有：“在某人有权假定他不会被未经许可的人看到或听到的情况下对该人使用录音或录象器材，或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披露透过这种途径获得的资料，除可能须负刑事责任之外，还应附加而负民事责任”。
所以，从广义上说，我们可以把隐私权归纳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控制，别人不能擅自加以干预、窃取或者使用。
徐：隐私权的核心就是要尊重人的自我，也就是尊重人。但是暗访和偷拍恰恰是把每个个人对自己个人信息的控制权给剥夺掉了，替他处分了权利，所以冲突和争议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对侵犯隐私的合理排除
魏：从控制权的角度来说，对他人的任何拍摄、录音都应当征得本人的同意。任何的偷拍偷录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对这种控制权的一种侵犯。
但是，这种绝对化的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做到的。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既需要“独处”，又需要广泛的相互交往，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他几乎难以生活，如果人人要这样封闭起来，社会就不可能维系。所以我们对于未经许可的拍摄录音要有很多的排除。最基本的排除就是对于个人在公共场合的公共活动某些自主权的排除，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默示的公开”，因为行为人本身就处于公开的状态，他可以预见到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的后果。而且有许多行为本身目的就是要公开。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群体的活动，比如一个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或者是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商场里，那里出现了很多人，每个人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个体性被淡化了，这需要排除。二是在公开的场合中公开的表现，这包括演讲、表演，或者是在大庭广众中大声发表意见，这也应当排除。第三种排除就是公共利益的排除，有一些事情是违反社会公德、违法犯罪的行为，行为人的权利应当减缩。也就是说，为了社会公共的利益，由于你自己的行为违法，那就对不起了。这也就是所谓“公序良俗”的排除。
徐：不过，依我看，即使是违法犯罪，也有不同的情形，恐怕也不可一概而论。除了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不存在暗访与偷拍的空间外，我认为刑法规定的自诉案件也不应适用暗访与偷拍，比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遗弃家庭成员、轻伤害等，法律允许当事人和解，留下了一个以非强制性方式解决纠纷的余地。新闻记者如果不尊重当事人的选择，随意以暗访和偷拍的方式介意入纠纷，有可能人为地导致矛盾纠纷复杂化，从而丧失和解的可能性。这一点你同意吗？
魏：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隐私权的核心是尊重人。其实，对人的尊重、把人当作人是一切人权的出发点。隐私权在公共利益面前的退缩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退缩仍然不能违背对他人的起码的尊重。即使是道德和法律允许的偷拍偷录，发表时也要慎重。一般应当通过对面容打格子、改变声音频率等处理，使行为人不可辨认，我们批评的是行为，不是要羞辱他本人，是对事不对人。现在有的报道，刻意表现行为人的张皇、狼狈、尴尬，贼头狗脑的模样，张口结舌的丑态，像样板戏里边的栾平、刁小三，我以为不足为训。
社会公益排除当然不能同法律相抵触，你刚才说的那些实例，如果上了公堂，大都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当然不能成为媒体拍摄和报道的对象。
港台新闻记者与暗访和偷拍
徐：我国香港和台湾新闻界搞不搞暗访与偷拍？那里是不是也存在着争论？法律环境又是怎样的呢？
魏：香港、台湾与大陆社会制度和新闻体制不同，但是对于偷拍偷录的主流认识与我们是相通的。不过那里由于当地对新闻的他律和自律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偷拍偷录侵犯隐私的现象时有发生。
香港新闻界早在80年代就订有记者守则规定必须“以正直的手段”获得有关资料。2000年全港四家新闻团体经过充分研讨达成共识，共同制定了“专业操守守则”，规定新闻记者应该尊重个人隐私，在未经当事人同意采访和报道他的私生活，应该有合理理由，并作适当处理。但是有少数报刊，几乎可以说它的主要内容就是靠偷拍偷录得来的。有的朋友说，在香港只要有一点知名度，同一位异性朋友在不那么公开的场合吃饭、喝咖啡、跳舞什么的，说不定第二天哪家报纸或刊物就会登出两人的照片，渲染一番。当然它们有时也会使用“维护社会公益”的名义。比如报道什么地方有地下妓院，什么地方开毒品“餐厅”，什么地方举行色情舞会，什么地方“鸡（妓）鸭（男妓）同堂”，还有那些外地、外国的卖淫女是怎样偷渡到香港来的，那些黑社会组织是怎样举行仪式发展党徒的，等等，绘声绘影，图文并茂，记者如果不是乔装改扮去“卧底”，去“体验式采访”，甚至去亲自尝试一番，是绝对得不到这些资料的。有关文字也会象模象样地谴责这类现象，要求政府查处取缔。但是人们从那些煽情主义的语句，从对那些丑陋行为不加任何处理的自然主义的“曝光”，就不难发现这些报道根本上还是出于自身的商业目的，很少有人会认真相信这些暗访报道的正义性。
徐：那么它们怎么还能通行无阻呢？
魏：它们做得实在太出格时，会受到新闻业和公众的谴责，比如去年有三个中学生自杀，就有记者假冒别的身份到自杀现场拍了照片登在头版上，还有一位女影星跳楼自杀，有一家刊物竟偷拍了她的尸体的面容照片印在封面上，这都引起了社会的强烈抗议。但是经过一番谴责后，成效还是不大。
徐：为什么？
魏：香港虽然也有行业自律机构，也有评议会一类组织，但是这些道德层面上的约束，是一种软约束。有些报刊就采取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徐：那么法律呢？
魏：香港有《个人资料（隐私）保护条例》，还设有隐私保护专员，依照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认为某家媒体的披露对自己造成了损害，他可以向专员投诉，专员查明属实，可以责令媒体停止侵犯。但是这样的案件几乎没有发生过。曾经有一位专员说过，他很少接到这样的投诉，至于公众人物对媒体侵犯隐私的投诉更是十分罕见。个中原因我们想一想就不难明白。保护隐私的目的就是要把隐私隐藏起来，一旦诉诸法律岂不是在更大范围公开了吗，他将会面对更多媒体的更加没完没了的纠缠，甚至本来没有的事也会坐实成为真的。所以人们只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也有聪明人采取别的途径。有个记者采访别人的绯闻一直追到女方家里，对女方的丈夫冒充说自己是政府房屋署的职员，入屋偷拍了照片登在刊物上。事后，女方夫妻并没有向隐私专员投诉，而是报警，因为这个记者冒充公职人员触犯了刑事条例。警方经过调查拘捕了这个记者，将要依法公诉。新闻界反映基本一致，没有人为他喊冤。可见即使在实行新闻自由体制的香港，暗访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至于台湾，新闻界的自律公约中也有采访应以正当手段为之等规定，你的书里关于璩美凤先是当记者偷拍别人后来又被别人偷拍这个个案很说明问题，就不多说了。
最重要的是要有尊重人的基本理念
徐：这样看来，保护隐私，法律和道德都有力所不能及，那么应当怎么办呢？
魏：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要尊重人。你说隐私权的基础就是尊重人，我完全赞同。人的尊严是一些世界人权公约共同的出发点，在这些公约的序言里都明确指出：人权的来源就是人所固有的尊严。什么叫“人的尊严”？就是要把人当作人，要尊重人的自主权，自我控制的权利。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还很不够。中国内地与香港不同。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利益至上、金钱至上，即所谓商品拜物教造成人的异化，造成对人的不尊重。我们这里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而是别有原因。马克思主义是很尊重人的，它本来目标就是要解放人。但是很多年来，人们指责把人作为出发点的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也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淹没了人。当然，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我们可以不讨论。但是，在我们已经将“人的尊严”写进宪法的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先讨论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人本主义或不是人本主义，至少在我国宪法和我国政府已经签了字的两个人权公约里边来说，都是明确承认并保护人的尊严的。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再加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将人区分为等级，认为有的人天然是低下的，比如罪犯或者地富反坏资产阶级等等，他们不应当享有什么尊严。这也曾经是我们批判抽象的人的尊严的一个论据，认为主张“全人类的普遍尊严”这是背离了阶级分析，这种观点恐怕今天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某些人。有些人就觉得，对方犯了错，犯了罪，那就怎么批他都行。这是我们有些负面报道杀伤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是不符合现在的宪法和法律的。就是对罪犯，我们的法律也规定不能侮辱他的人格。所以保护普遍的、人人享有的人格尊严，我们的法律有充分的依据。要提倡这样一种理念。
这个理念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根本的理念，你要尊重你的采访对象，尊重你的受众，尊重你的表达者。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受众的法律关系》这篇文章中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对这三种社会角色都应当给予尊重。我还写过《尊重人格尊严：新闻职业操守的重要规范》，呼吁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宣传这个理念，使它深入人心。如果树立这种理念，可能会使一些不尊重他人尊严的行为受到一些制约，或者使他内心感到羞愧。所以我认为不是定几条规定就能解决问题，没有人格尊严的观念，这些规定会忘记，或者他觉得超越了也没有关系，他不觉得尊重人的尊严是文明的行为，是一个有高度修养的人的行为。有了这个理念，他就认识到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自己，不尊重他人也就是降低了自己的品位。说起来，这带有一种道德内省的色彩，但实际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规范才可能被遵守。
记者采访为什么困难重重？
徐：现实的情况是现在新闻记者的采访遇到了很多困难，记者越来越不受欢迎。要不然就是做正面报道，好吃好玩，连吃带拿；或者是搞舆论监督，记者被盯稍、被控制、被拒绝，各种办法封锁消息，让你采不成。在这种情况下，暗访与偷拍方式的产生是出于无奈，是为了获知真相，完成采访任务。有没有什么药方，使这种事情变得不是那么困难，变得正常起来？有美国记者说，就是要公开自己的身份，甚至带着“霓虹灯”来采访，说“我就是纽约时报记者”，“我就是美联社记者”。但是，我们的记者如果到一个地方，特别是要揭露一个地方的丑闻时，要公开说“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那几乎一事无成。这时候暗访和偷拍却有独特的功效。
魏：所以我们原则上并不一概否定暗访。有的时候，除此别无他途的话，暗访可能是最有力量的手段。但是，按照功利主义的道德准则，我们的行为总是和社会正义的总量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通过暗访揭露了某些事件，这当然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是我们从更长远、更广泛的社会效果来看，我们也要注意它的负作用，这主要是两项。
第一是对于媒介和记者来说，你要为暗访付出代价。我在香港讲课时讲到那个《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暗访牛津大学的例子（见本书？页）。学生同我讨论，以后这位记者，或者《星期日泰晤士报》别的记者，怎么去牛津呢？牛津大学全校上下都会对这家报纸戒备有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个记者，甚至这家报社的所有记者到牛津大学去采访都会不受欢迎。也许这个消息还会使其他的大学对这家报社、甚至整个新闻界抱有防备心理。这种代价我们愿意不愿意付？这需要权衡。有的说，我愿意付，……
徐：五年，我们报社不再进牛津大学的门，先揭出这个黑幕再说！
魏：好，你愿意付这个代价，那么可以。但这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种带有某种欺骗性质的手段在社会引起仿效的效应。当代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即信息”，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媒介本身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比起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来，会对社会产生同样的甚至更为深远的影响。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暗访与偷拍时我们会发现，当新闻记者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黑幕的时候，确实打击了那个黑幕中的邪恶势力，但是你使用的暗访或偷拍手段也会同时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即，欺骗一下也很好，或者可以无视他人的尊严和信任。这种道义上的负面影响会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这种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我看到有报道说国内有的地方针孔摄像机泛滥，只要花不多的钱就可以随便买到。我们随便上网搜索“针孔”等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上千条有关销售使用偷拍偷听器材的信息。今年（2002年）仅浙江的安全机关就查处了销售、使用各类偷拍、偷听的器材的案件数百起。有人偷拍领导的隐私借此进行要挾，企图操纵政治。有人把针孔机放在女浴室偷窥。这种现象，是不是同有些偷拍偷录报道的“示范”作用有关呢？
徐：这两点，我想可以概括为：前一点是属于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就是揭露眼前这件事实所带来的利益同媒体以至整个新闻界长远来说所要支付的公信力的代价的比较，后一点是属于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就是揭露这个具体问题取得的正面效应同这种不那么光明正大的采访手段对整个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的比较。
魏：香港那些大量使用偷拍偷听的刊物，由于迎合了某些人的偷窥欲，销路很好，但是谁也不会把上面那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报道看作是正义的呼声、对社会的监测，人们是边看边骂，边骂边看，不过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已。它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整个香港新闻界公信力的下降。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等作过一项行业社会形象追踪调查，1997年香港新闻记者的排名在教授、医生和工程师之后，到了2001年却落到了中学教师、护士和警察的后面，5年里这样显著下降的职业只此一家。调查人指出，首要的原因就是新闻操守低落。应该说，香港新闻界里敬业的、严肃高尚的同行并不少，以 “狗仔队”为业的是少数，但是整个新闻界形象被他们搅坏了。我的学生看到这个调查很丧气，我还要安慰和鼓励他们，说振兴香港新闻记者的形象要靠你们。
所以我所看到的国外一些新闻职业守则、节目标准等，都规定偷拍偷录是不得已的，要考虑到一系列相关问题，不光要考虑积极的后果，也包括负面的影响，还要考虑是不是可以采用其他的手段，只有可以选择的手段已经穷尽了，才可以考虑使用。
法律与道德两大规范的作用
徐：我有一个结论：暗访与偷拍，它首先是法律问题，但主要是伦理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暗访与偷拍不是法律问题，只是个道德问题。但是法律确实有相关的规定要规范它，比如说器材方面的规范，比如说隐私问题，证据规则等等，国家和公民都可以依据这些规范追究违法使用偷拍偷录手段的人的法律责任。但是法律不能解决它所有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伦理问题，诸如您刚才说的这些权衡利弊，社会正义总量增加等问题。你同意吗？
魏：我同意。法律和道德是我们社会的两大行为规范，但是道德和法律都不是万能的。道德是没有强制力的规范，而法律为有关规范设置了一条底线，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谁触犯了谁就会遭到制裁，但是要是大家都无视这条底线，都来冲击这条底线，或者以各式各样的“插边球”来模糊这条底线，那么它也会被冲垮的，法不罚众嘛。所以说，没有道德支持的法律是无力的，没有法律约束的道德是空洞的。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尽管有些准则在法律上早已有了规定，但是它在道义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那么这种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还会是一纸空文。比如香港和内地有的城市都有行人不许乱穿马路、违者处罚的规定，香港一亮红灯人们就齐整整地站住，而内地有的城市人们还是闲庭信步。现在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民法典，我今天看到报纸上刊登，规定有“不准窥探、窃听、刺探、披露隐私”。仅就这一条文来说，很难有什么意见说反对。这就是对采访的一种制约。偷拍是不是“窥探”，偷录是不是“窃听”呢？基本法律如果这样规定了，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但是即使这条规定通过了仍然只是原则，还是有赖于大多数人在道义上认同，要不然发起冲击是很容易的。比方 “公众利益”就是一个常用的抗辩武器，因违反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而侵犯他人隐私可以免责。但是“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是有很大的弹性的，“公共利益原则”可以为偷拍一些严重恶劣的行为提供一些支持，也可能为侵犯隐私、侵犯人格尊严开绿灯。不能你说是“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了，香港那些以偷拍为业的媒体号称“维护公共利益”实际上是满足它的私利，不能说我们的媒体是国有的就一定都代表了“公共利益”。还有“公共利益”是有层次的，小“公共利益”要服从大“公共利益”。对这些统统都要明文规定下来、把界限划得一清二楚显然是做不到的。这就是道德的地盘。
从道德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尊重人不会去吃官司，但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或者把自己降到一个不受人尊重的境地。如果记者都是采取欺骗手段去采访新闻的话，那么“防火、防盗、防记者”也就不奇怪了。你也许会说：“你心里没鬼，为什么要防记者呢？”这个很难说。比如今天我和你交谈，你来采访和你与我一般性的交谈我的心理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我要公开发表我的意见，一个是我与你随便地交谈，那肯定是不同的，我如何表达，必须要考虑后果。这种权利如果不被尊重的话……
徐：我身上偷偷地藏着一个录音机，跟您随便地聊，然后发表……
魏：那我以后就再也不会跟你“随便地聊”了。
徐：于是，我在你这就永远地失信了。
魏：失去了一个朋友，我也会感到很遗憾。即使你的文章写出来了，你反映的是很准确的，我的观点也是很正确的，这里边也不存在着隐私的问题，但是我也会觉得这位记者很可怕，以后我要对她当心一点。
徐：所以在研究暗访与偷拍问题的伦理问题时，我注意到了学者们提出“尊重人”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诚实”。
魏：这也是尊重问题。
徐：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诚实的交往就是要相互尊重。谈到诚实就不能不考虑到我们整个社会的诚信问题，比如商业上假货横行、赖帐不还，演艺界的假唱，假军官、假记者等等，整个社会的诚信度都在面临一些危机。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些行业较早地意识到了诚信的问题，比如经济界，喊出了“诚信经济”的口号，演艺界也在反对假唱……根据您的判断，要走多久，中国的新闻界才会把诚信问题摆在一个应有的位置上呢？我觉得新闻界可能要吃一个很大的亏，才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魏：这不一定。
徐：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今天采完了，播出去了，这就是胜利，明天怎能么样这不归我管。但我们可能发现的是，一个人对一个单位的一次非诚信的采访，就可能影响到这个行业整体上拒绝新闻采访，或者严格地控制基层单位与新闻记者的交往。
魏：这已经有先例了。
徐：是的。有些商家只要看到记者来了，就说“出去，这里不许采访”。普通人可以进来，记者却不可以进来。为什么？
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一个记者进行暗访的时候，暗访使他减低了诚信。第二次的公开采访时他就拿不到自己所需要的资讯。他就误以为暗访更加必要，于是采用更为隐蔽的暗访，这又使他的诚信进一步下降。人们就更不欢迎他了，而且公开采访的记者也被赶出去了。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很值得忧虑。
从新闻记者的职业理念找寻原因
徐：怎么办呢？可以选择的方案是什么？
魏：怎么办？也只有从自己做起了。一个人要建立诚信，也只有让别人认为他是可以被信任的才行。如果不是靠自己的行动，发表再多的宣言又有什么用呢？有的地方规定，只要是持记者证，就非接待不可——强制性的采访。
徐：但是这种采访，很难与采访对象有一个正常的沟通。他本身不愿意说，强制他说，他能说心里话吗？还不是讲一点放之四海皆准的话交差了事，或者干脆闭口不谈，说一个“无可奉告”。
魏：采访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为什么“记者不等于警察”？记者采访是心灵沟通的行为，警察执法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何其芳的诗讲“去用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新闻通讯要写出人们的心灵，采用强制手段采访，谁愿意把心灵的窗户向你打开呢？这只能是一个失败的采访。就是警察教育罪犯，还讲一个心灵感化呢。只能用好的成功的采访来冲淡失败的恶劣的采访。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徐：我还想从一个重要的职业理念出发来讨论暗访与偷拍盛行的原因。许多新闻记者，甚至一些资深的新闻记者都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表扬和批评，这当然是对的，但却是不全面的，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是披露信息，它无所谓表扬或批评，就是一种服务。当我们带着表扬或批评的目的去采访时，已经让自己戴上了表扬或批评的有色眼镜。为了表扬，我们可能不管报道对象还有什么缺点或问题，为了批评，我们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和原因，甚至有些理由还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去采访，对方会先判断你是来表扬，还是批评的。只要断定你不是来表扬的，那就一定是批评的，所以我干脆不理你，拒绝你的采访。但反映一个事件又不能缺少当事人的反映，怎么办，只好偷着来。
魏：是的，这是我们中国新闻的一个特色。我们中国的新闻媒体过于功利化，总是希望我们的新闻报道都能直接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或产量提高了多少，或犯罪率下降了多少……这是难以设想的。新闻对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是通过披露信息，让受众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我们受“子弹论”的影响，以为受表扬的就会被仿效，受批评的就该被处罚，这种狭隘的“工具论”对新闻界有很深的影响。我们的记者也对自己的报道可以扭转乾坤而骄傲，所以张金柱也说是记者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实际是新闻的功能不应当是这样的，如果真是这样，那是新闻的异化。这个同暗访与偷拍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功利主义，直接造成的偷拍偷录的膨胀？
徐：所以我刚才问，有没有一条路可以使新闻记者这种非诚信的手段降低它的使用频率，这首先要从改变我们或表扬、或批评的职业理念出发。你赞同吗？
魏：我赞同。宣传是要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而新闻报道只是提供一个信息让别人去选择。宣传是以宣传者为主，新闻是以接受者为主。二者有很大的差别。
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标准
徐：你刚才说到香港新闻记者职业形象的下降。我注意到西方一些同行的说法，他们认为新闻不可以被称为一个“职业”，这是为什么？
魏：准确地说，这是指对新闻工作可不可以称为一门专业的讨论，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
徐：有的学者指出，所以说新闻不是一个专业，是因为它没有“标准”，不象教授、医生、律师一样有自己的科学学识背景，有一个共同的“门坎”——考试和从业资格。仅从暗访和偷拍这个问题来看，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标准”的存在，除了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民事诉讼若干证据规则》中间接地加以规范外，中国新闻界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无任何标准可言，或者说没有任何的行为规范可言，《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对此没有回答，公开发行的《新闻伦理学》对此没有论及。但是，在现实当中，暗访和偷拍却被广泛地使用。这和新闻专业主义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也可以说，因为没有行为标准，而被认为不是一个专业？我所说的暗访与偷拍问题与新闻“专业”问题搭界不搭界？
魏：当然有一定的搭界。某个专业一定是有它的一些标准。它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专门的训练、专门的资格、专门的操作规范，某一职业的专业化程度同它的社会地位、社会形象有很密切的关系。有人主张新闻记者也是一项专业，如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新闻记者应该同医生、律师、教师等等一样也是一门专业，在他的倡导下，才有了大学新闻系。但是也有人认为新闻工作还只能认为是正在走向专业化的行业，其中一个因素是新闻工作还没有统一的严格的职业规范，所以记者不能像律师、医生一样树立一个很鲜明的专业形象。在我们国家，在以前政治代替一切的时代，连法官也只要“根正苗红”就可以当，何论新闻记者，所以说“新闻无学”。其实呢，新闻是具有宣传的性质，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新闻要讲政治，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新闻传播有它自己的规律，新闻工作也有它自身的学问，这一点已经有共识了。不过，新闻工作还没有自己的专业规范，或者说，现有的规范主要还是只是政治规范，还没有渗透到新闻业务里边去。比方记者采访是搜集信息，警察侦查也是搜集信息，两者一样吗？当然完全不一样，警察侦查有若干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手段，有的还要经过批准，记者采访呢，基本没有，弄得好像警察可以做的他也可以做、警察不可以做的他也可以做，这就乱了套。我注意到你在《中国记者》上发表的文章，提出建立节目标准的问题，很重要。这个专业规范的建立也是很难的，恐怕不能像医生和工程师那样有一个定量的标准，只能确立一些原则，就像我们看到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的准则，或者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材、BBC的操作规程等等当中提出的一些原则。但它首先是要有，以后可以慢慢完善。这将逐步提高新闻工作的专业化程度。
徐：我同意你的这个意见，也就像陈力丹教授提出的：在暗访和偷拍的问题上，没有现成的答案。每一次采访，每一个选题，都是一次新的考验，新的选择。所以只能有原则性的规范。我们的问题是，现在连原则都没有。在《中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中只有一句相关的话“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对象的声明和正当要求（已经核实）”，那么暗访和偷拍时根本就不告诉你采访正在进行，你有什么机会提出“声明”或“要求”？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个间接的态度，不是直接的态度。在职业伦理的教材中就更是没有了。所以在未来的职业规范建设中，要产生一个全行业共同认可的选择行为方式的原则。
陈志武君：
我非常有兴趣地拜读了你的论文（即《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关于新闻侵权诉讼的实证研究》——追记），你独特视角，富有新意，你的统计和实证方法，也许是同类论文中仅有的，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我想暂且不多说我赞赏你的观点和方法的意见，作为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切磋探讨，当然这并不意味是在反驳你的观点。
一、 关于中国媒体的法律地位
中国媒体同西方媒体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它的官方性。许多新闻学者（陈力丹、李良荣）和法学者（夏勇）都指出媒体批评（舆论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的引申。我在《被告席上的记者》第7章里，说了半天Sullivan案，但最后却发现如果将它的原则引进中国，会面临媒体法律地位不确定的困难。
中国媒体，以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仍然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其中特别是国家通讯社、党委机关报和政府电台、电视台，它们同权力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而且那里的有些从业员也往往以此为荣和作为靠山。发生于80年代初的中国第一起新闻侵权案，被告是北京晚报，它的答辩就是反诉原告厂家“攻击党的宣传工具”！所以我一直以为，新闻侵权诉讼的出现，有其积极意义，就是给那些容易受到阶级斗争积习侵害的民众（在阶级斗争中名誉权是理所当然不予保护的，保护名誉权也只是近10多年的事）提供了一条申诉的渠道。对那些具有明确权力背景的媒体的起诉，应该看作是对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
从宪法学看，执掌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和政府并不是言论自由的权利主体，所以笼统说中国媒体的言论自由可能会有问题，比如在阶级斗争时代，媒体可以随便诽谤他人而无须担心受到指控，但是我们知道那时中国几乎没有言论自由。
当然你的论文一开头列举的三个案子，都不属于这种情况。一是没有权力背景的“边缘性媒体”，如财经，二是作者个人，它们才是新闻侵权诉讼中需要注意保护的对象。
所以我非常赞同你在研究中对原告的区分，同时建议你对被告也作一区分，就是把主流媒体（有权力背景的媒体）和边缘性媒体、个人区分开来，看看有什么可以注意的情况。根据我的印象（很抱歉目前不能作实证性的研究），主流媒体当被告的案子可能是越来越少（有的在起诉前就通过种种方式被化解掉），而且不容易败诉，败诉增多的主要是后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没有经过gatekeeper审检程序的个人，他们本应是言论自由的最终主体，但是他们往往输得很厉害，如王洪。还有一位大连市民，他在电台热线电话中批评了市政府秘书，法院认为他的批评未经核实（不是失实），判赔6000元。这应该理解为官方对于“乱说话”的严厉处罚，因为在它看来，这种行为的危害也许比证券欺诈之类要严重得多。
二、 关于举证责任
关于“谁报道谁举证”的讨论其实很早就进行了，这些文章收入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主编的三次全国性的新闻侵权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的论文集（1998年出版）里。而最近的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政治与法律》2000年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硕士研究生，他从大陆法理论对“主张”的不同理解来说明有关诽谤案件举证责任的争议。
在我看来，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举证责任是诽谤法无可避免的悖论。不仅普通法把证明真实作为诽谤被告的首要抗辩手段，而且有些大陆法国家的法律也规定过对于诽谤指控“证明真实者不罚”，如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日本以及欧洲有的国家。这样规定的基础是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原则，媒体既然指责别人有罪或者不法行为或者非道德行为，你就应该拿出证据来，不应当由受到指责的原告“自证清白”。所以“谁报道谁举证”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原则对于被告媒体来说却是有违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等于要媒体来“自证清白（没有诽谤）”。对此，我看到有英国、香港、台湾的学者都有这样的批评。美国Sullivan案的意义，是把这个两难冲突的举证责任作了合理分配：按照两造强弱之势的区别，由强者负举证责任，这是合理的。
中国诽谤法不知为什么，深受普通法的影响，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时代。而现在虽然在法律上把虚假作为诽谤的构成要件而不是把真实作为抗辩手段，但是在审判实务中还是要被告举证真实，从而使得这个悖论显得更加突出。但是第一点已经说明，把Sullivan原则引进中国存在困难（公众人物对于媒体并不一定是强者），所以还想不出好的办法。
台湾在前年通过司法解释把证明真实不罚解释为证明确信真实（honest belief to truth）不罚，但是只限于刑法。
三、 关于数据
你引用张西明估计新闻侵权案总数约1000多件是太少了，在90年代前期就已经有人作过这样的估计。根据中国最高法院公布的90年代每年的确切数字（徐迅女士采访最高法院民庭得来），在90年代末全国每年受理名誉权案件突破了5000件。这个数字收入最近出版的徐迅的论文集里。但是没有对媒体侵权诉讼的单项统计。如果按照占三分之一来估计，那么它每年就在1000件以上，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万件。这样，对100多件案件的统计所得的误差可能会比较大。
我在1994年曾经对180件新闻案件作过统计，来源是报刊报道和判决书，情况比你要和缓一些，其中公职人员和法人起诉的只有76件。审结153件，媒介败诉和经调解承担不利后果的共占53％。这些数据载于“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一书（书里收入了60多件已结案件，但是我没有带来，所以不能详说）。我后来又积累了不少判决书，但是没有时间再作统计，现在有些时间了，材料又放在上海，没法带过来。
我正在请徐迅再去找2000年以来的数据，看有什么变化。
四、 关于我国的诽谤法（包括司法解释）
你指出的不合理现象，有的属于法不合理，有的则是有法不依，违法裁判。
如法人的名誉权保护要弱于自然人，这是早有明文规定的。在1988年的司法解释中，就规定对自然人的名誉侵权是“造成影响”，而法人必须“造成损害”。1993年和2001年的司法解释一再规定法人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法人赔偿必须按照商品退货、合同解除等损害事实来计算。最高法院提审的唯一的一起新闻案件，把原判赔偿某公司200多万减少到90万，就是剔除了那些想象中的、过于遥远的损失。但是现在很多法人名誉权案照样判精神损害赔偿，如星源案。上海最近判上海市电影节办公室（不知是不是法人）告华商报（是民营企业支持的非主流媒体），赔偿30万，不知道怎么计算出来。这种有法不依、违法裁判的情况令人愤慨。
法不合理的有规定新闻侵权案可以在原告所在地起诉，这是新闻侵权诉讼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法律依据，所以我对财经官司不看好，深圳法院吃深圳的饭，岂有不帮深圳企业的。
魏永征2002/9/12
提要：本文简要介绍中国现行“诽谤法”的特点，指出其保护公民名誉和人格尊严的积极方面，但是也存在着不利于公民行使批评权利的不足，并简介中国学者改进诽谤法的一些设计。
关键词：新闻媒介、诽谤、名誉权、舆论监督
中国发生媒介诽谤 诉讼案件还不到20年。在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保护名誉和人格尊严的法律规定，也就没有诽谤案件。至90年代后期，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诽谤诉讼约为4,000－5,000件 ，若估计其中媒介诽谤案件占1/4－1/3，那么每年就超过1,000件。
中国没有关于诽谤和保护名誉的专门法律。中国的“诽谤法”或“名誉权法”的法源，主要为《宪法》（1982）、《民法通则》（1986）、《刑法》（1997）等基本法律和一些专门法律、法规中有关制裁诽谤、侮辱行为和保护名誉的条款。由于这些规定不够具体，最高人民法院又针对审判中提出的问题，发布了多件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有些是针对某一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效力的批复，有些是系统的条文 ，涉及诽谤的构成、责任承担、抗辩、救济方式等多种方面，成为审理诽谤案件的重要依据。中国没有判例法制度，任何案件的判决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不能在其他案件中引用。
中国“诽谤法”把非法毁损他人名誉的行为统称为“侵害名誉权”（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of reputation），包括诽谤和侮辱，诽谤是传播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侮辱是损害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由于法律没有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司法解释规定宣扬隐私、造成名誉损害的行为也作为侵害名誉权处理。
中国“诽谤法”形成较晚，可以借鉴世界各国诽谤法的经验，较早注意到维护言论和新闻报道的权利同保护公民名誉和人格尊严两者之间的平衡。中国1982年《宪法》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有两大突破，这就是第一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诽谤、侮辱和诬陷（第37条），是诽谤诉讼的宪法依据；第一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建议权（第41条），成为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宪法依据。80年代后期媒介诽谤案件数量激增，应当认为是这两方面公民权利都得到强化的产物。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出审理媒介诽谤案件“既要依法保护名誉权，又要依法支持舆论监督” ，成为中国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基本指导思想。
中国“诽谤法”有这样一些特点：
（1）以民事法调整为主。中国制裁诽谤，先有刑法（1979），后有民法。所以最初的媒介诽谤案件是刑事案件，共发生过2件新闻诽谤罪案、2件小说诽谤罪案。人或以为文字之误，即动用刑罚，震动过大。故《民法通则》生效后，通常即把媒介诽谤作为侵权（tort）案件处理。审判机关也有意对当事人作引导。其后只有零星二、三起媒介诽谤罪案发生，现在每年数千件名誉权案，都是民事案件，行为人侵权成立，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2）以传播虚假事实作为诽谤的一项重要构成要件。这与普通法（common law）和若干大陆法国家把真实作为对诽谤指控的抗辩理由全然不同。首先，虚假才构成诽谤要比不能证明真实即构成诽谤较为严格。其次，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起诽谤之诉的原告，就有证明传播内容虚假的责任，而被告抗辩诽谤不成立，就有证明内容真实的责任。这比普通法专由被告承担对事实真实的举证责任来，被告的负担就要轻一些。中国庭审现在还是以法官为主导，法官在必要时还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以避免发生对任何一方有悖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问题。只有在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否的案件中，会发生两难，但也有法院尝试解决 。
（3）注意将事实和意见区分开来。有关司法解释对侵害名誉权行为规定了基本内容失实和内容属实但有侮辱人格内容两种情况。换言之，诽谤法只制裁虚假和侮辱造成的名誉损害，而不适用意见分歧甚至是过激的、错误的意见。这个原则同普通法fair comment defence相接近。有的诽谤案件，行为人言辞过激，但涉及公共利益，且系针对一定事实而发，法院会驳回原告诉求 。但若将意见混同于事实又不能证实，或有辱骂、丑化等言辞图像，则须承担责任。
（4）赋予新闻媒介一定的特许权。主要有两项，一是新闻媒介编印的专供领导参阅的“内部参考资料”不受诽谤指控。编印“内参”是中国新闻媒介的一项重要制度，成为领导部门了解下情的重要渠道，不少腐败案件正是通过“内参”才揭开的，在诽谤案发生初期，也有起诉“内参”诽谤的，后来司法解释明文规定起诉内参诽谤的，法院不予受理。这是绝对特许权保护。二是报道国家机关的公开文书和职权行为，若事后发现有误，媒介不构成侵权。但这是有条件的：必须是正式的有效的文书或行为，必须客观准确，必须继续报道国家机关的纠正措施。这是“有限特许权”。当然中国新闻媒介享有的有限特许权比起普通法来还少很多。
（5）对侵权行为实行过错责任。这也不同于普通法对诽谤实行严格责任。虽然由于规定了媒介对文章有审查核实之责所以事实上实行的是过错推定责任，这比一般的过错责任要严格，但是毕竟不同于严格责任。媒介若确能证明主观上无过错，则可免责。
（6）将法人名誉和自然人名誉区分开来。中国民法认为法人和自然人都有名誉权，因此都可以提起诽谤之诉。但是诽谤法人同诽谤自然人有所区别。诽谤自然人的言论只须“造成一定影响”，而诽谤法人的言论必须“造成损害”。因而自然人对诽谤可以索取精神损害赔偿和因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两项，而法人不可以索取精神损害赔偿，只可索赔经过确切计算的经济损失。这是因为法人只是拟制人，它的人格权不同于准确意义上自然人的人格权。同时法人行为更多涉及社会公益，要接受社会公评，所以对针对法人的言论要有较多宽容。但中国有一点与有些国家不同的是，法律规定各级国家机关是机关法人，也有名誉权，也可以起诉诽谤。学术界对此有异议，认为这不利于民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
以上是对现行法律规定作简要介绍。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各级法院数以千计，法官们的认识理解各有不同，在法定范围内又有自由裁量之权，故而在审判实务中掌握和操作存在着差异，有的还会有很大争论，不可一概而论。
总的说来，中国制裁诽谤在主导面上是积极的。以前中国没有立法保护名誉等人格权，在特定时期在传媒上诽谤、诬陷盛行，造成了很坏的后果。“诽谤法”使这一部分人权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护。同时中国新闻媒介对公众居于强势地位，以往新闻报道如果对他人造成损害，受害人只有同媒介协商请求更正，媒介置之不理就没有办法，现在可以对媒介起诉 。“诽谤法”是给公众提供了抵御可能发生的媒介侵害提供了可操作的手段。在“诽谤法”制约下，
媒介同过去“批判者”的姿态告别，注意确保新闻的真实性，改进报道方式、文风和用语。
诽谤诉讼对于公民通过媒介行使批评权利也存在一定负面的影响。这同中国法制尚不健全有关。二十年来，中国对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包括名誉权的立法已经相当系统化，但是关于公民行使批评权和进行舆论监督，除了《宪法》的原则规定外，还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范。所以法律在保护“两权”之间还不平衡。在诽谤问题上，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有些受到舆论批评的人，可以利用起诉，来抵消舆论影响，转换议题，掩饰自己的错误，逃避查处，还可以使批评人蒙受各种损失。这样案子一多，势必发生寒蝉效应，不利于大胆揭露腐败现象。对此学术界作过很多研究，提出种种设计。
（1）在宪法层面上：按中国法制，宪法虽然具有最高法律权威，但是它只是普通立法的法律基础，不能代替普通立法。人们要求建立合宪审查和违宪制裁的机制，同时抓紧保障有些宪法权利的立法，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宣布将制定监督法，人们建议其中应有保护舆论监督的内容。
（2）在诽谤法层面上：对于现行诽谤法，人们认为还应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众多学者认为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应当适当弱化 。还有学者认为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论引起诽谤诉讼，要求证明“真实”可以考虑放宽为只要求证明行为人“确信真实”即可排除 。还有人提出对于蓄意提出不实的诽谤起诉者，应该予以制裁 。
（3）在实务层面上：人们要求有关职能机关重视舆论监督，获得实效，这已得到官方良好的回应。如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4月曾向各级检察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加强与新闻机构的联系和沟通，注意新闻媒介披露各种渎职侵权现象，从中发现线索，加紧查处，并将结果反馈给新闻机构 。职能机关的及时介入，不仅有利于新闻舆论提供的线索及早进入国家权力的查处程序，而且可以及时遏止有些人在起诉诽谤的掩护下保守自身非法利益的图谋 。
本文首次宣读于“媒介在反腐败中的角色”学术研讨会，2002年7月26日，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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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采访权来源于言论自由，是知情权的具体化。采访权是一种职业权利，而不是受人民委托而行使的权力。采访权表现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种形式，在许多场合必须通过同采访对象约定而取得。新闻记者并不拥有行政司法特权。 Read more…
中国在入世前后，花了很大力气对现行法律法规作了修订和调整。这也包括大众传播领域，有所谓修改“一法五条例”之说。这就是依照法定程序，陆续对法律《著作权法》和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作了修改并且重新公布。有关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还相应出台了一些政策和规章。
本文仅对有关传媒市场中外合作经营的规定作一综述。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义无反顾加入国际大家庭的决心；同时也反映有关部门殚精竭虑，为坚守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阵地和维护本国传媒利益，作出初步设计，迎接国际舞台的挑战。
（一）明确界定开放和不开放的范围
中国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方面的入世承诺，涉及传媒的不多。主要为：三年内逐步向外商放开书报刊批发零售业务，放开音像制品的分销，二至四年逐步放开对广告公司的投资，允许外商投资建设、改造电影院（中方控股），允许每年以分帐形式进口20部外国电影等。
外商向中国国内市场的准入范围，是由外资企业法规定的。在90年代初的《外资企业法》的“实施细则”（行政法规）中明文规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禁止设立外资企业。2001年，中国先后修改了《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在新的“实施细则”中，把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企的行业改为由国家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设定。在此以前，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于1997年底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指导目录》中，除继续把“新闻业”和“广播电视业”列为禁止外商投资产业外，已经悄然把“出版业”列入限制外商投资产业，其中包括印刷、出版、发行和音像制品制作、出版、发行等。
中国入世后，2002年2月及4月重新公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下，列入了“图书、报纸、期刊的批发、零售业务”、“音像制品（除电影外）的分销”、以及“代理公司”内的“广告”，在“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下，列入了“电影院的建设、经营（中方控股）”。此外，在“制造业”下，列入了“出版物印刷（中方控股，包装装潢印刷除外）”。在“指导目录”的“附件”中还具体规定了按世贸协议这些产业逐步的放开时间表。
与此相适应，各个相关行业的管理法规也在2001年底作了修改。如《出版管理条例》增加了“国家允许设立从事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业务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第三十九条）。《电影管理条例》增加了“国家允许以中外合资或者中外合作的方式建设、改造电影院”，既然允许外资进入，也应当允许国内各种资本进入，所以又增加了“国家允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建设、改造电影院”（第四十一条）。在《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中增加了“国家允许设立从事音像制品分销业务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第三十五条）。
开放幅度较大的是2001年8月对《印刷业管理条例》的修改。印刷业的进一步开放并不属于中国入世承诺，而是中国主动采取的步骤。新的条例取消了原来1997年的条例禁止设立外商独资经营的各类印刷企业的规定，确定“国家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经营印刷企业、中外合作经营印刷企业，允许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外资企业”（第十二条）。包装装潢印刷品，是指商标标识、广告宣传品及作为产品包装装潢的纸、金属、塑料等的印刷品，同意识形态关联较小，可以让外商独资经营，而出版物和文件、资料、图表等其他印刷品的印刷经营活动，就只能限于中外合资、合作。
同时，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开列有关传媒业的禁入内容，是历次目录中最详尽的。有：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总发行和进口业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制作、总发行和进口业务；新闻机构；各级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出版、发行及播放公司；电影制片、发行公司；录像放映公司。
这个目录告诉人们，中国传媒领域的开放，就是只限于入世承诺的那几项，除此以外都不开放。这是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浸润现象和类推反应，以为既然某一项目开放了，相邻的项目当然也视为开放。比如1999年《电信条例》把广播电视归于电信的一类，而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许多业务是对外资开放的，人们就推测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总有一天也会对外资开放，这个“指导目录”现在明确作了否定，澄清了误解。
（二）全面确立许可制
世界上对于传媒单位的设立一般有许可制（许可证制、审批制）、保证金制、注册制（备案制）、无须登记的追惩制等。许可制即审批制，就是某一特定业务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审查批准后颁发许可证方才具有从事或经营的资格的制度。许可制历来是中国传媒业的一项基本制度。如在出版业，未经批准的出版活动都是非法出版活动，未经批准的出版物都是非法出版物。
在修改后的那些行政法规中，许可制得到进一步的全面确立。如《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进口都实行许可制；《电影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电影摄制、进口、出口、发行、放映和电影片公映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上述活动，也不得放映、发行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第五条）；《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出租音像制品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上述活动（第五条）；《印刷业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实行印刷经营许可制度，未取得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第七条）；等。外商进入法律准入范围，当然也必须许可
这些许可，都是单一的，取得某一项许可，并不意味同时取得另一些许可，要扩大业务，还要再申请许可。特别是不许出版物销售商从分销许可渗透到出版许可，控制出版物的内容，对此，原来法规就有严格规定。
许可制有相对许可和绝对许可的区分，相对许可就是法律明文规定取得许可的条件，政府对凡符合条件的都应许可，申请者对政府违法不作为有权申请仲裁或起诉，绝对许可的条件则由政府灵活掌握。中国有关传媒法规虽然都规定有申请条件，但是申请条件不等于许可条件，而且所有法规都有设立有关传媒经营单位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行业的单位总量、布局和结构规划的规定，所以事实上是绝对许可。国内有人担心入世后，外商大举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挤垮中国传媒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出现这类险情，显然不符合国家规划，有关部门就可以以此为由不再批准外资单位。
外商投资许可的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各行政法规规定由各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现在已经公布相应规章的有文化部和外经贸部公布的《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2001年12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外经贸部公布的《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2002年1月）。外商投资书报刊分销、电影院建设改造和广告企业等规章至本文写作时尚未公布。现从已有的两个规章看有关规范：
首先，实行双重行政部门的审批和监督管理。外商投资印刷企业，需经新闻出版部门和外经贸部门两次审批（国内印刷企业还要经过公安部门审批，外商投资免除了这道程序）。音像制品按照《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出版、制作、复制由出版行政部门管理，进口、批发、零售和出租由文化行政部门管理，故外商同中方合作分销业务需经文化部门和外经贸部门两次审批。
其次，批准的权限在中央。申请者须先向拟设立企业所在地的对口省级行政部门（印刷企业是新闻出版局、音像分销企业是文化局）申请，然后报对口国务院行政部门（印刷企业是新闻出版总署、音像分销企业是文化部）审批。在批准后持批准文件经所在地外经贸部门报国务院外经贸部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只有在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包装装潢印刷品外资企业，可以由省级外经贸部门批准，报国务院外经贸部备案。
第三，对于中外合营企业，规定了中方控股（即绝对控股）或主导地位。中外合营的出版物印刷企业董事长必须由中方担任，董事会成员中方应当多于外方。中外合作的音像分销企业中方拥有的权益不得低于51％。
第四，对于外商条件，投资印刷企业的，要求能够提供国际先进的印刷经营管理模式及经验，或能够提供国际领先水平的印刷技术和设备，或能够提供较为雄厚的资金。还规定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以前在1994年国家工商局和外经贸部公布的关于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规章，对外商条件也有类似的要求。
第五，中方凡是以国有资产合营的，都必须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并在申请时提交评估报告。
（三）强化对传媒产品进口的控制
从境外进口传媒产品的制度，有一个重大改变，这就是从原先的审批制改为指定制。如1996年《电影管理条例》规定进口境外电影，由国务院行政部门批准的电影进口单位经营，2001年的条例改为：“电影进口业务由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指定电影进口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指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电影进口业务。”（第三十条）1994年《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进口音像制品由有关机构审核批准，2001年的条例也改为由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指定（第二十七条），其措词同“电影条例”相同。2001年的《出版管理条例》比原条例增加了“出版物进口”一章，虽然规定从事一般出版物（书籍）的进口业务还是实行审批制，但是特别规定“经营报纸、期刊进口业务的，须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指定”，未经指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报纸、期刊进口业务（第四十一条）。还规定从事出版物进口业务的必须是国有独资单位。
指定制当然比审批制严格多了。审批制还有经营单位向政府申请、争取的可能，指定制就完全由政府说了算。这就确保政府部门牢牢控制传媒产品的进口权，杜绝进口渠道过多，难以管理，致使不良文化乘隙而入。
此外，由于中国传媒业的开放主要在销售领域，收紧进口权也是为了防止外商进入销售领域后“捎带”销售本国的传媒产品。有的外国唱片公司以为同中国合作销售音像制品就可以使国外音像制品在中国同步发行 ，这是不正确的。外商进入中国传媒产品市场只能进资金，不能进产品。
（四）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对违法活动的处罚力度也有加大。《出版管理条例》增加了出版行政部门可以检查、查封、扣押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的权力（第七条）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涉及非法出版、印刷、发行等活动，构成犯罪的，以非法经营罪处罚，这是同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一个司法解释相衔接的。行政处罚的罚款起点从原来条例的违法所得3倍以上提高至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并且增加了违法经营额不足一万元的罚款规定。应受处罚的行为也比过去有所增多。其他条例的罚则规定，也有相类似的调整。
还可留意的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行政处罚品种，即“行业禁入”。处罚的方式是剥夺违法人在一定时限在相关行业的执业资格，属于资格罚（能力罚）。新的处罚适用两类人：一类是单位负责人，如《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都规定出版、印刷、发行等单位或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等单位被吊销许可证的，其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在10年内不得担任同类职务（第六十五条或第四十七条），《电影管理条例》规定电影制片、进出口、发行、放映等单位被吊销许可证的，其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同类职务（第六十四条）；一类是个人，如《电影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未经批准从事电影制片、进口、发行或举行电影展、擅自提供电影片参加境外电影展的，5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第六十四条），《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从事音像制品零售、出租或放映业务的个人被吊销许可证的，10年内不得从事相关音像制品业务。
（五）落实“党管媒体”
“党管媒体”是近年提出的重要政策。这不仅是指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施对所属媒体的领导，而且是指共产党对传媒业必须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这就意味着中国主要媒体必须由共产党的一级组织直接主办、主管，在组织上纳入共产党的宣传系统之内。
“党管媒体”事实上在前几年已在报业实施。中国报纸在过去绝大多数是各级党组织的机关报，改革开放后全国报纸总量扩大了10多倍，党报只占其中四分之一。虽然通过主管、主办单位的制度把办报主体限制在党组织能够管到的范围之内，但是毕竟有许多报纸的主办单位、主管单位不是党组织，比如曾有将近报纸总数三分之一的各种行业报，其主要的主办、主管单位就是各级政府部门。虽然政府部门也属于共产党领导，但是并不在党的宣传系统之内，情况参差不齐，问题很多 。从90年代后期起，中央就着手报业调整，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经过调整，省级及以下政府各部门退出办报，它们原先所办的报纸，有的停办，有的划归当地党报。这样不仅压缩了不少报纸（300多种），而且使各级党委机关报成为重要的办报主体，除本报外，还主办其他各种类型的报刊，一批以党委机关报为核心的报业集团应运而生。
图书出版业也通过集团化纳入党的宣传系统。例如于2002年4月成立的中国出版集团，其成员包括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原先直属新闻出版总署的国家级的出版单位，成立集团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新闻出版总署则对集团实施行业性的管理 。
这样的改革也在广播电视业进行。成立于2001年11月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含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国家级广播电影电视单位，在体制上改由中宣部领导，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代管，同国家广电总局不再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北京、江苏、浙江等省市建立的广电集团，也实行集团与当地政府的广电厅（局）分开，彼此没有隶属关系，由省（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只受政府部门的行业性管理 。中国电台、电视台由政府广电部门设立，已经实行了几十年，通过集团化划到党的系统，是一个很大的体制转变。
“党管媒体”是一项政策，还没有反映到法律上来。由于出版单位实行主管、主办单位制，《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单位必须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这当然包括党的各级组织，所以无须修改。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中国电台、电视台实行政府台制，即由县以上各级政府的广电部门设立，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办台，现在的做法就超越了法规的规定。人们注意到，许多传媒法规都改了，唯独1997年发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没有改。这可能因为，现在实际情况，对条例的超越已经太多，很难作部分修改。中国的广播电视业体制也许要到中共十六大以后才能明朗化。
中国刚刚入世。许多传媒法规位阶较低，有些规范带有试验性质，在执行时会带有一定弹性，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作出新的修改。
本文首次宣读于“第二届中国传播学论坛”，2002年6月22日，上海
刊《传媒透视》（香港）2002年第七期
徐迅是我的作者。1993年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和新闻记者杂志社等联合在宜兴举行全国第二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王国庆把她请了来。此后她从法制新闻报道进而宣传新闻法制、研究新闻法制。《新闻记者》从80年代末国家决定起草新闻法的时候起，就把新闻法研究作为刊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当主编的那些年里，徐迅是我们刊物法制宣传的一员主将。本书收入的原载于《新闻记者》的那些个案通讯和访谈录，大抵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兼而有之。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公布后对周贤奇大法官的访谈录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布后对梁书文大法官的访谈录，两位大法官以主要起草人的身份，全面介绍了这两件司法解释制定背景和经过，阐述了其中的一些重要精神。这两篇堪称是司法解释的解释，在当时起到了宣传普及的作用，在今天和以后对于研究中国的新闻侵权法和中国新闻法制史，仍然具有文献性价值。这些访谈录，虽是访主所述，但访者的设计、采访、结撰、表达，也十分重要，没有足够的功力是出不来的。
徐迅是我的文友。对于新闻法研究的共同兴趣，对于推动新闻走向法治的共同使命感，是我们沟通的桥梁。双方交往既多，就会有思想的撞击，由此产生的成果就很难分出彼此，如果要说知识产权，那么只能是共有了。本书中关于诽谤法的交谈录即属于此。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诉香港《壹周刊》诽谤案，是第一起中国内地机构到香港起诉当地传媒的案件，2000年3月徐迅专程前往香港采访了审判的全过程，回来后就躲在一家宾馆写她的纪实著作《希望工程诉香港<壹周刊>》（后来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我正好因事去京，她便提议作一个访谈，出的题目是对中国内地和香港诽谤法的比较。我对中国新闻侵权法做过研究，对香港诽谤法在1997年到树仁学院讲学时得到法学前辈胡鸿烈博士指点又同浸会大学学友作过合作研究，但是把两地有关法制捏起来比较则是一个新课题。我边想边说，颇感艰涩。后来共进晚餐，大概是她在餐桌上的交谈激发了我的灵感，饭后我思路大开，一口气就说了两个小时。徐迅不愧是一位资深记者，居然把我说的原原本本整理出来，用电邮发到上海，再略加润色，就有这篇交谈录。虽然交谈内容只是普及性的，但是对我来说，应该是又进入了一个新领域。而没有徐迅的出题、提问、启发，没有她把言语变成文字，这一切自然都不会有。交谈录中我名下的那些话，也包含有她的一份。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一幅以文会友的感人图画。学术上这样的合作，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徐迅是我的益师。她是中国最早注意并研究新闻界偷拍偷录现象的人士之一，她的有关论文荣获中国新闻奖论文一等奖。人们注意到，历年这个奖项的获得者大多非紫即青，而徐迅以“一介布衣”荣列榜上，足见真才实学，无可争议。由此向外辐射，她对新闻和司法的关系，作了多方考察。本书中几篇以“论自负其责”为题的文章，是她在肖扬院长对于媒体报道公开审判的案件作了正本清源的解释、澄清了流行多年的误解之后所作。后来她又对此做系统调查，力撰《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现状》一文。作者以大学法律专业学历的基础，多年采写法制新闻的功底，对依法独立审判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关系，对国内法制新闻和司法报道的长长短短，多有阐发。我认真研读过这些论作，加深了对有关问题思考和认识，证据就是我在《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新闻传播法教程》等书中，多次引证了她的论述。1998年初，她随王强华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到英国考察媒介法问题，她是全团中唯一发表连载性考察报告的人士，她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以自律换取他律”一语给我深刻印象，虽然这句话不一定是她的发明，但是我最先看到这句话就是在这里。近年来我从事新闻伦理的研究和教学，每个星期都要给学生讲上半天长篇大论，回想起来，许多内容正是发源于这句话，我对徐迅提起这些，称之为“师”，她连连摇头说不敢当，大概是我比她年长资深的缘故。其实古人尚有“一字师”，上述这些内容，已经不知数百几千字，以“师”呼之，岂不可乎？
徐迅驰骋传媒界近20年，她对新闻工作无限热爱。她出身法律专业，以她的法律修养和对法的信仰和尊崇，解剖新闻工作的不良积习又是毫不留情。中国新闻工作者有许多优良的传统，但是也有若干先天不足的缺陷，如对于现代法治的陌生和无知。记得有位自命懂理论的新闻界学友向我声明自己“不懂法”，其口气就同二十多年前有的人自称“大老粗”差不多。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媒长期充当阶级斗争工具，受“和尚打伞”的影响太深。中国新闻走向法治的困难，既在于至今还没有找到把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宪法原则司法化、制度化的具体方案，也在于新闻工作者观念尚待进一步转变。本书卷首的《媒介人的法律观和法律人的媒介观》，是徐迅在1999年向北京一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我有幸成为它的第一读者，我以为此文的意义，正是在于概括了媒介人同法律人在法治观念上的主要差距。我同样是第一读者的《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现状》一文，是作者在新世纪之初在香港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一次媒介法学术会议上的讲演，文章在论述新闻传播和司法这两项都可以在宪法中找到自身存在依据的专业之间的关系时，针对中国实际状况，把前者作为需要进一步规范化的重点，我也是完全赞成的。对此新闻界有些朋友也许会不高兴，以为我们正在呼吁权利，你们却强调约束，强调责任，这不是唱反调吗。殊不知权利和义务、自由和责任，从来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方也就没有另一方。权利、自由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不了解相应的义务、责任，你心目中的和口中权利、自由很可能是完全走样的。强调有关的义务和责任，正是为了使相应的权利和自由获得更可靠的保障。也只有珍惜有关的权利和自由，才会重视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爱之深，故而责之严，人们应能理解徐迅文章包含的这片苦心。
这便是这本论文集的主要价值所在。
徐迅在本书中显示的学识和修养，固然是她的学历所决定，也同她多年的继续学习和积累分不开。我想起周瑞金学长为贺宛男新闻作品集写序时提出的“专家学者型记者”的概念，徐迅无疑也属于这个行列。而且我以为“专家学者型记者”发展到后来，应该有条件成为“记者型专家学者”。比起终生耕耘在某个特定专业领域的教授、研究员们，记者出身的专家学者自有其独特优势；从这本论文集中就可以看出来。
徐迅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在她的专业经历中既是个总结，又是个开端。我深信她将会有更系统的专著问世。
罗宝珍，南京大学新闻系99级学生
魏永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罗宝珍：
魏永征老师，我叫罗宝珍，南京大学新闻系99级学生，冒昧向您请教，希望得到您的回复。
2001年12月30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们认为其中规定与偷拍偷录有关，给新闻记者更大的采访空间，更利于舆论监督。
最高法院曹建明副院长说：“以前法院按规定对当事人采取的偷拍偷录手段获取的证据一律不予采用，而在实践中发现这一规定不够完善，经法律界人士广泛研讨论证后，现在做了修改，只有一下两种情况下的偷拍偷录，法院不予采用。第一，违反一般法律规定，比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在他人住处窃听获取的证据；第二，偷拍偷录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
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个司法解释有什么看法呢？它对新闻活动会有哪些影响呢？
魏永征：
罗宝珍同学，我看了这个司法解释，看不出其中有全面认可偷拍偷录的意思。
让我们来看看有关条文。“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其第三项是：“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一方提出的视听资料，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在许多情况下就是在当事人不觉察时取得的，人们联想到在报刊上讨论了很长时间的偷拍偷录，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规定”并没有直接规定偷拍偷录，而是突出了作为证据的视听资料必须是以合法手段取得的。那么什么是合法手段呢？这就是“规定”的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显然，这里没有涉及整个的偷拍偷录手段是否合法的内容。
偷拍偷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以至法定的概念。从人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看，偷拍偷录有两种含义：
广义的偷拍偷录，是指没有征得被拍摄或录音的当事人同意以至是在他不觉察时摄录的，如果这是在公开场所对于人们公开活动的拍摄和录音，那就十分常见。我们媒体上每天都在发表这样的照片、录像。有的新闻照片和艺术照片，就是要当事人不觉察时才拍得好。这是合法的。我理解，现在曹建明副院长说的，以前杨立新教授还在当检察院厅长时在《中国记者》发表文章说偷拍偷录合法，都是从广义上说的。我写过一篇对合法和非法的偷拍偷录提出六条区分的文章，也是同样意思。
狭义的偷拍偷录，是指明知或者估计当事人不会同意，因而拍摄者故意隐瞒甚至伪装身份、意图，偷偷进行的拍摄、录音。这种做法就比较复杂，有合法的，也有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就可以确定是非法的，即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记者偷拍偷录是很复杂的情况：有些是合法的，还有一些是非法的，合法的允许，非法的禁止，我已经有好些文章讲过了。这个司法解释不改变我的观点。
罗宝珍：
我个人认为有些偷拍偷录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可以更好的进行舆论监督，做更有深度的调查性报道，特别是针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报道。不允许偷拍偷录，类似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那样的报道就很难搞了。
其次，对记者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觉得，在中国记者的地位很高，很多记者其实是很懒的。现在媒介竞争这么激烈，要有独家报道，很大程度上是批评报道，偷拍偷录可以获取很多有价值的“独家”资料。这就要求记者深入下去。有些记者害怕惹官司，这个司法解释就给记者这种行为一些法律的保障。给记者吃了“定心丸”。虽然是有限度的，但是有总比没有要好。
当然，会有可能牵涉隐私权、肖像权等个人权益，但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面前，可以做一些退让。记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尽量避免侵犯他人的个人权益。
魏永征：
你说的应该属于狭义的偷拍偷录，其实也不是我国的发明，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由此开展的争论也延续了上百年。
记者搞偷拍偷录是由于记者同其他人一样，没有获取信息的特权。有的时候公开记者身份便于采访，有的时候记者身份反而是一种累赘，于是就想到隐瞒身份、乔装打扮：扮疯子去采访疯人院、扮罪犯去采访监狱、扮打工仔去采访企业内幕，等等，有些报道也轰动一时。
但是人们慢慢发现了问题，这些采访尽管目的正当，有其积极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隐瞒身份，终究不够光明正大，还要伪装，这不是欺骗吗。这样就提出了偷拍偷录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
违反道德同违法并没有明确的界限。90年代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ABC（美国广播公司）派一个记者到一家超市“卧底”，把那里以次充好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做法全部偷拍下来，报道出来了，超市营业一落千丈，ABC却被告上法庭。超市不告失实，不告诽谤，而是告欺诈，因为记者到超市打工出具的证件、履历表乃至同业老板的推荐信，全是伪造的。 这场官司第一审ABC还输了，去年刚刚扳回也没有占什么便宜。
还有一些偷拍偷录当然是在任何社会都是非法的，就像我们对岸的那个“政坛名女”私生活被偷拍的事件。
罗宝珍：
以前有司法解释规定打官司的时候，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的录音，也就是偷录的录音，不能作为证据。现在只要手段合法，可以作证据了。这对于新闻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比方有的新闻发生纠纷，记者手里有偷拍偷录的资料，过去不能拿来作为证据，现在可以了。这有助于打赢官司。
魏永征：
是的。以合法的偷拍偷录制作的新闻报道，如果发生新闻官司，在以前由于这些图片图像录音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因而不能拿来证明新闻的真实性，现在可以了。比如在西部某省，曾有记者在法院执法人员执行判决的现场录了音，据此发表了批评新闻，被批评的法官起诉新闻侵权，受理法院就以这些录音未经当事人同意为由不采纳作为证据。按照新的规定，如果法院执法是公开进行的，那么记者在现场拍照录音就是合法的，传媒用这些资料证明新闻真实，就可以胜诉。
不过要说明：新司法解释是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所以偷拍偷录的资料可否作为罪证，同这个文件无关。
但是这种视听资料的证明力仍然是有条件的。比如还有一件很有影响的沿海某报批评某宾馆从事色情活动而被后者起诉侵权的案件，报社提供记者夜宿这家宾馆、接到“三陪小姐”的电话的录音作为证据，但法院不予采纳而判决侵权成立。这个录音没有证明力并不是由于没有征得打电话进来的小姐的同意，而是由于它不能证明打电话的小姐就在宾馆内或者就是宾馆的人，就是说它不能排除电话是完全不相干的人从外面打进来的，当然不能据此就断言宾馆在从事色情活动。这就是属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视听资料，在今天仍然不能具有证明力。
罗宝珍：
我看这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其实是提出了有合法的偷拍偷录和非法的偷拍偷录，后者就是那两个“不得”。事实上，对于非法的偷拍偷录，在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前，就是法律禁止的。1，不可获取和泄露国家机密，包括军事机密。2，不可泄露和侵犯商业秘密。3，不可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主要包括隐私权和名誉权、肖像权等。4，不可侵害未成年人和妇女的合法权益。5，不得干扰法庭审判活动。6，在采访手段上，不得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等等。
可是我觉得两个“不得”的范围还是太宽松，太含糊，比如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不是并列关系，事实上二者是存在矛盾的。我觉得这会给以后的司法运用带来很多麻烦和争议。
魏永征：
法律就是在矛盾的焦点砍一刀，法律不可能把什么矛盾都解决得那么彻底。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形象、声音都有自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狭义的偷拍偷录都是对这种自主权的侵犯（因为本人并不愿意），但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只好对不起了。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以偷拍偷录手段获取的正当新闻报道的的合理性所在。
罗宝珍：
这就是利益衡量，舍弃合理性较少的，而保存合理性较多的。
比如，记者使用偷拍偷录就需要去衡量这样做，对各个方面利益的影响。就比如，电视台偷拍路人随地吐痰的现象，可以对这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给与批评，但是对被拍摄者而言，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损害到了他的社会形象与个人利益。这就需要媒介去衡量。我认为，对于一般的不违法的，仅仅是一般道德问题，媒介最好不要偷拍偷录，要么，也要进行技术的处理。
魏永征：
但是我要指出，这种对他人权利的某种侵犯即使是很轻微的，即使是不足以提到什么“违法”的高度的，但是我们的媒体和记者仍然要付出道义上的代价。正如我们的国际同行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经常这样做，会引起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媒体的力量就在于真实、客观公正，而现在它却经常以欺骗手段获取新闻，这就无异釜底抽薪。你想，当对方笑嘻嘻走近你，你却担心他戴的眼镜很可能是一架摄像机，他佩在胸前的钢笔也许就是一个录音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请你在荧屏上广播里曝光，你还会搭理他吗？所以许多国家新闻行业规则都规定不准以欺骗的手段、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只有万不得已才可以考虑使用偷拍偷录。
罗宝珍：
能够对这个“万不得已”作进一步说明吗？
魏永征：
有的国家的新闻自律规范对于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偷拍偷录手段规定了这样一些条件：
首先是所要获取的资讯对于公众利益至关重要；
其次，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获取这些资讯；
其三，这种伪装欺骗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比起揭露对方的行为所制止或避免的损害来显得微不足道；
罗宝珍：这又一次体现了“两害相权取其轻”。
魏永征：
第四，记者在采取隐身手段前作了深思熟虑，对这种手段的必要性、给受骗的对方造成的结果、对新闻界公信力的负面影响、与自身任务的关系、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等等作了全面考量；
第五，事先向上司汇报并取得许可，必要时还应征询本公司法律顾问的意见；
最后，很重要的是不可超越法律界限。
罗宝珍：
那么现在有人说这个司法解释意味着偷拍偷录“合法化”，给偷拍偷录“松绑”，“带来了春天”，这种说法对吗？
魏永征：
从来也没有说偷拍偷录都是非法的，否则焦点访谈怎么出来，难道他们都在犯法吗？
有谁仅仅因为偷拍偷录而受到法律制裁呢？没有。
无论在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还是之后，偷拍偷录的基本界限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司法解释为偷拍偷录“松绑”、使偷拍偷录“合法化”，根据何在。
从字面看，并不存在分歧。没有人说（广义的）偷拍偷录是非法的，同时也没有人主张可以进行非法的偷拍偷录，如拍人隐私、窃听电话、使用间谍工具，以及充当嫖客、吸毒者等等去采访。
现在的事实是偷拍偷录正在盛行，时而可以看到诸如“卧底”、“体验”这一类经验报道，同时也发生一些记者违法采访的事件，还有社会上模仿这样做的什么私家侦探之类也时有所闻，这样才提出要对偷拍偷录来一个界定，分清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
所以争论要看实质。有人提出反对偷拍偷录中的非法行为，另一方就说偷拍偷录要合法化，那么他对偷拍偷录合法化的主张其实就是对反对偷拍偷录中非法行为的质疑，所以这种说法只会把事情搞乱。
刊《中华新闻报》2002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