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周老虎案”终于要开庭了。

舆论反映似乎有些不放心，总的一句话：要求公开审判。报纸上的评论（我看见9月19日上海《新闻晨报》就刊登了署名评论《理应公审周正龙》）也这么说。

乍一看，这个要求显得毫无来由，当然是公开审判啰。这同国家秘密毫无关系，虽然按照保密局规定部级以上干部的审计情况属于国家秘密，但是本案如果会涉及哪个官员至多不会超过正厅吧，何况已经打了包票是周一人所为。这也不涉及谁的私隐。再说周正龙早过了18岁的双倍都不止了。甚至连不久前一个案子，已经指明是谣言并且把造谣者抓起来了，还要以这个谣言为理由说可能涉及被告人私隐所以不能公审，连这样的借口式的理由都找不出来，还有什么理由不公开审判呢？

然而，人们的担心并非神经过敏，空穴来风。看起来，大致有：

首先，在6月29日陕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陕西省公安厅发言人在会上“发布”的“新闻”，使用了“铁证如山”，周正龙“交代”了“犯罪事实”等用语，并且演示了犯罪全过程，使这个新闻发布会在事实上成为宣判会。警方越出刑事诉讼法角色定位的行为，似乎预示法庭审判的全部脚本都已经事先编篡定当。

其次，侦查结束，案子还只走了一半，陕西省当局已经宣布对13名官员作出行政处分，也就是肯定这些官员在假虎丑闻中不会再发现新的问题，同时传出了假虎照是周正龙一人所为的说法。

其三，网友和关心此案的专家，从各个角度包括技术角度，对周独自一人可以完成假虎照的全部动作提出质疑，这到底是周正龙一个人诈骗奖金，还是多方合谋骗取国家专项保护资金的造假行为呢？

其四，最近周正龙的妻子见到自称是周正龙委托的律师，开言就说周的“罪行严重”，她自然就对这位律师是不是足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究竟是谁委托的发生了疑问。

其五，案件还未开庭，已经放出空气，说是案情并不复杂，可能当庭宣判。

如此种种，就是人们不安的缘由。人们要求在听了政府方面两个多月的说法之后，再听听周正龙怎么说，自然十分合理。

在我看来，公开把此案列为不公开审理，不许民众特别是记者旁听，即使有人想这么做，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的公共权力足智多谋，早已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灵活办法。比如，把审判放在一个足够小的法庭里进行，然后很抱歉地对记者说我们小地方，场地满了，请回吧；把旁听证分发给各级干部来“接受教育”，让记者和其他“闲杂人等”没有插足之地；只许一两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入内，所有境内外媒体都使用它们的统发稿，说起来不是也向民众“公开报道”了吗？这些正宗小诸葛学位课程里的小技，早已司空见惯了。

在周老虎案开审前夜，我把这些话说在前头：如果心里没有鬼，那就启用一个最大的审判庭，放手让关心此事的民众（甚至邀请诸如郝劲松这样的著名打虎人士）和记者来旁听。我要恳切地说，近来发生的一系列造假事件，公权力的公信力已经陷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当局应该充分正视，挽狂澜于既倒，在周老虎事件中还大家一个“真”！

4 Comments

泰国四位著名鬼片导演拍了四个短片，组成这样一部影集，虽然都出鬼，但是参差不齐。

我觉得较有回味的是第三齣《在水中央》。艾、卓等四个男孩子上山野营，晚上躺在帐篷里谈神说鬼。次日乘坐皮筏顺着激流漂浮而下，不幸翻船落水，艾等三人爬上岸来，发现卓还在水里挣扎，“卓的水性不行！”艾二话不说，一头扎进水里救卓，卓被拉了上来，艾却被冲走了。三个同伴找到天黑不见，只好在河边露营。

“我虽未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三个同伴，特别是卓，理应是这种心情。但是他们面对黑夜，恐惧压倒了悲痛。在帐篷里，卓想起昨晚艾的戏言：“我要是鬼，就要作弄睡在中间的人”，死也不愿睡在中间。纷扰之间，帐篷拉链自动落下，艾进来了。艾没有死！但艾侧卧在边上，一声不吭，身下淌出血水。三人越看越不对头，卓借故出来，到河边小便，发现河里有艾的尸体。是艾的鬼！三人东奔西突，始终摆脱不了鬼的追随，奔到河边，无路可退，鬼却远远站住，问出一句话：

“我们还是朋友吗？”

三人如释重负，同声说：

“是的！”

影片嘎然而止。这个结尾颇耐咀嚼，世间舍命救人的事不多，但是帮助过别人，后来事异境变，或有不便或不利，对方避之唯恐不及，不禁要问“我们还是朋友吗”，此类情况还是不少。

可以体会艾的鬼一定十分悲凉。

此可谓以鬼说人情。

第四齣《凶中小姐》，则是另一风格。金星航空公司专门为某王妃提供包机服务，这次只有王妃一人登机，据说王子已另有所爱。王妃抵达当地后当晚猝死，尸体又要专机运回。这一来一往，都是同一名空姐伺候。王室侍从登机抬尸，发现空姐七窍流血倒在裹扎严密的王妃身旁。

这部片子虽然也出鬼，但是其实都可以看作空姐的幻觉。受遗弃的王妃格外盛气凌人，拿空姐发泄，把滚烫的咖啡泼在空姐的臂上。空姐无奈再冲一杯咖啡，脱下高跟鞋把鞋后跟伸进杯子来搅拌，以此报复高贵的王妃。不想王妃突然去世。上司命令空姐原机送王妃回去，通知她准备接受调查。空姐内心震动可以想见。在密封的机舱里，只有她和王妃的尸体，飞机遇上雷暴，强烈颠簸，王妃不见了，她打电话给机长，机长严词斥责她不得打扰。她走进洗手间，听见王妃在里面呕吐。她吓得大哭，拼命敲打机窗，机长走过来把她铐在王妃对面的座椅上。她看见对面王妃身上的白布掉落下来，披头散发……

空姐其实是被自己吓死的。

此可谓以鬼说心理。

还有两齣：《回阴短讯》，说一位一条腿上了石膏的孤寂少女收到神秘手机短信，原来是一位殉情男子发来的。《恰鬼死人》，描写中學里一群型男索女凌虐貧苦同學，后者变鬼報復。故事就比较落套，看后似乎没有多少想头。

既然见鬼，就要利用电影技巧，百般出招，绘色绘声，烘托恐怖气氛，设置各种悬疑，对于这些导演来说，可谓驾轻就熟。

这部电影在香港定为IIB。作为娱乐，小巧而已。

中国这样的鬼故事很多，应该可以拍一些很精彩的电影。为什么没有呢？

2 Comments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是国务院十八个直属机构之一。是管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重要职能部门。2007年6月到9月，广电总局加大管理力度，下发了一系列抵制低俗之风的文件，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对违规广告的整治，6月15日，广电总局因宁夏电视台综合频道和甘肃电视台综合频道屡次播出违规广告，对其给予停播广告的处罚，十天后，两频道通过验收，恢复商业广告的播出；（2）对擅自开播频率的处理，广电总局8月10日责令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停止播出违规擅自开办的广播频率，自当日12时起暂停播出擅自更改节目设置范围和名称、呼号的广播频率自。8月29日16时起恢复两电台被暂停的广播频率的播出；（3）对广播涉性节目的处理，9月5日、13日、19日下发三个通报，共停播了10家广播电台的涉性节目，9月30日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全面彻底地清理检查全国广播电视，特别是地（市）、县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违规播出的涉性下流节目；（4）停办群众参与选拔节目，8月15日停播《第一次心动》，8月23日停播《美莱美丽新约》，9月20日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了类广播电视节目和活动；（5）停播电视剧，9月18日停播涉案电视剧《红问号》，认为其集中展示犯罪案件、制作粗劣、格调低下。

9月21日，广电总局发布《进一步加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管理的通知》，出台一些措施和细则，主要包括不得在黄金时间段播出，对每次播出时长做出相关规定，不得使用短信投票方式参与选拔等内容。这主要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中出现的问题。8月份停播两档节目《第一次心动》、《美莱美丽新约》也是总局出台这一管理文件的诱因。

当媒介产品的商品性凸现出来的时候，媒介就开始在吸引受众眼球上下功夫了，他们以不断创新的形式吸引受众注意，不断满足他们对娱乐信息的需求。受众享受媒介带来的信息及娱乐，媒介将受众这种注意力销售给广告商。在理想状态下，媒介与受众之间，应当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关系。但是，现实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媒介和受众之间，媒介和上级管理者之间，往往会发生摩擦。

我国媒介属于国家意识形态范畴，稍微的超前与创新就有可能碰触到人民精神生活领域的禁区。但是，媒介又站在社会的最前沿，它充满着创新精神与创新冲动，如果全国媒体都规规矩矩按照党报模式，《新闻联播》模式办，多样化的形式和声音就会淹没，媒介本身的生存状态也会异常困难。目前来说，媒体的超前需求和国家媒介制度落后之间的矛盾是异常激烈的。

悖论一，利大还是弊大？

我们的媒介不能缺乏管理者，如果没有管理者，媒体某些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做法得不到惩戒，受伤害的必然是全体人民群众。可是，是不是某个栏目，某个行为的稍微超前运作，就要广电总局这位“母亲”大声训诫，全国范围内严厉禁止呢？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广电总局这一时期内连续发布文件对广播电视领域低俗问题进行管理，其有利的一面。《第一次心动》节目过程中，评委的不严肃，现场语言的不规范，现场环节的混乱确实遭到了社会的非异。柯以敏和杨二车娜母两位评委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是常常成为娱乐新闻的头条，甚至因为一枚戒指导致评委现场失态大哭，现场混乱，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广电总局做出节目停播的处理，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及时净化了荧屏，避免了更大的社会影响。《美莱美丽新约》和其他涉及变性节目，出现血腥镜头，格调低下，只注重收视率，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视听享受的。广电总局历来严厉制止毒害青少年的低俗节目，为了净化荧屏，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个良好的视听环境，确保节目导向正确，给社会传递健康有益的娱乐节目，总局作出了停播低俗不良节目的决定。还针对近两年群众参与选拔类节目出现的问题，总局出台群众参与选拔类节目的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对播出场次、播出时间、内容设置、主持人语言、嘉宾评委选择、规则等方面都作出严格规定，这样，此类节目在举办时就有章可寻，不会偏离积极健康的目的了。

再一次，我们要看到，这种细致入微的管理方式也存在着弊端。社会转型期，这样细致的规定容易打击媒体不断创新的积极性，使他们畏首畏尾，故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媒体的创新性是其内在要求，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进一步健全，面对竞争的日益加剧。媒体日益创新，一方面使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观众精神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媒体创新发展的例子不在少数，《广州日报》是党报，它却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党报的道路，在市场上自办发行，版面和内容都进行创新。这在于政策上的支持。为什么湖南卫视在国内首创的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选秀节目《超级女声》都能在全国造成那么大影响，使得各家电视台纷纷效仿，说明这些新鲜的节目形式调动了观众的兴趣，给观众生活增加娱乐内容的同时，同时媒体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这何乐而不为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改革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广播电视媒体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处在改革的激烈竞争中，广播电视媒体要面对来自网络、手机电视、手机报等新媒体的挑战，来自报刊的挑战，来自其他广播电视媒体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广播电视媒体面临的艰巨问题。首先节目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办出风格。当然这不能以牺牲内容的不健康为代价。但是媒介的创新求新需求，又极易与现行媒体制度发生矛盾，使得媒介发展的动作不敢放快，只能慢慢摸索，或者因为害怕相关部门惩戒或者过度干预，干脆放弃改革创新，选择维持现状，故步自封，靠国家的拨款维持生存。造成媒体没有特点，竞争力不强，在改革的浪潮中止步不前，广告收入有限，媒介资源浪费严重，不能给社会创造大量丰富的精神财富。这是对受众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对国家资源的严重浪费。

悖论二：放权还是限权？

   《广电总局进一步加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管理》表述的措施和细则中用到“须”“必须”“要”等强制性语句20多处。用“不”“不得”等否定性语句近20处。“可以”两处，第一处“可以”针对广电总局直接管理的“中央三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二处“可以”针对中国教育电视台。

纵观涉及新闻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文件，权利性规定都很少，我们知道权利义务应该是相对
应的，而关于新闻的规定几乎都是义务性规定，广电总局的这份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的文件也不例外。

第一条规定：“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举办播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须报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核后，提前三个月报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在媒介激烈的竞争中，媒介产品进入市场的实效性也是其生存发展的关键，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国家广电总局审批本身就要有一定的时段的限制，时间效率上，不利于媒介产品早日进入市场。另一方面，省级总局审批的依据在哪里？在审批的过程又有多少不可抗拒的人为因素？这对于省局总局规定的权力过大，相对应的，举办此类节目的媒体其义务也相应增大。对繁杂的审批手续，首先就让人倍感头痛了，继续办下去的热情也剩不了几分了。面对文件中其他禁止性规定如:“每项活动播出不得超出两个月，场次不超过十场，每场播出的时间不超过90分钟，不得在19：30至22：30这样的黄金时段播出，后续巡演不得在上星频道播出，主持人主持词、评委点评、选手感言、亲友抒怀，插播面不得超过整个节目的20％，选拔本身内容必须占整个节目时长80％以上，每场国内歌曲比例须占75％以上，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一律不设奖金奖品。”制片人们肯定会望选拔类节目而生畏了。谁还会不计成本地策划群众参与选拔类节目呢？这种规定给这类节目设置了大大的障碍。实际上等于无情地扼杀了此类节目。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规定每场不得超过90分钟？每次活动不超过十场？规定细则地原因根据在哪儿？如果某一场比赛加广告为92分钟怎样处罚呢？这样的细节问题由谁来监管呢？广电总局有这么大的精力观看每场比赛，并计算主持词、评委点评、选手感言、亲友抒怀和插播，是否超过了节目的20％？可以看出这些规定其操作性是不强的。广电总局的精力应该放在更宏观的、操作性更强的法规规章的制定上，放在抓导向性、有关大局的问题上和提高管理艺术上来，而不是这种事无巨细的这不准、那不得上，如果这种禁止性规定成了摆设，那就是广电总局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紧箍咒，它的权威性也可能会大打折扣。

广电总局为什么规定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不得在黄金时间播出？为什么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为什么一律不得设奖金奖品？难道场外投票就意味着不公正不公平吗？那么这不是意味着观众们强烈的参与感被扼杀了吗？如果选秀节目确实有不公平的现象，为什么在活动举办过程中不对公正不公平的现象不当即制止，而是等到选秀节目风靡三年后才禁止。放任这种不公平的责任方是不是该有所表示。如果没有不公正现象，那么这种规定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2005年的《超级女生》掀起了全民选秀活动的高潮，节目几乎把全国观众都调动起来了，广告大量地冲击荧屏和生活中的角角落落，比赛过程的悲欢牵动了无数家庭的心，无数电视观众的参与感得到满足。同时，湖卫视也因为短信、广告收入，在经济上收益大增。湖南卫视这一崭新的节目形式带动了全国选秀节目的发展，迅速成了各台效仿的范本。当时，其中合理的广告收入、合理的受众需求，都没有阻止广电总局扼杀的决心。也许是这类节目太多了，问题也更多了，因此，不好管了，总局才下发了这样的文件。媒介产品应该放到市场上接受检验，观众喜欢它那就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如果不喜欢那它就没有生存的土壤，自然就会被淘汰。如果不经历市场的检验，电子媒介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永远不会长大。

放权与限权没有必然的好坏之分，但是只限不放，必然有害于媒介的生存和发展。只放不限也是观众的不负责任。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是不会允许只放权不限权的。问题在于收放（限）权之间的比例能否合理化，这是管理的艺术，同时也是媒体生存发展强大的现实需求。

悖论三：家长式管理还是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方式？

广电总局对《第一次心动》和《美莱美丽新约》的管理，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既然是行政行为就应该有行政依据，如相应的行政法规规章文件等，其中文件的随意性最大，最不利于体现公正性原则，人治色彩也最浓。

在中央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依法管理也摆在了管理者面前，如何做到管理的公平高效，有利于行业发展？并不是像家长管理孩子那样，痛斥他几句“这样不行、那样不得，不然就打屁股”，恐吓几句就能解决问题的。随意得下发这种禁止性文件不是明智之举。

中国历史上老幼尊卑观念很强烈，人治的传统观念也根深蒂固。在法制社会的强烈要求下，如何摆脱这种传统观念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冲击和影响，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该解决的观念问题。

广电总局在对《全国通报重庆电视台<第一次心动>严重违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总局做出停播《第一次心动》的原因是：“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评委言行举止失态，节目设计缺乏艺术水准，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广大观众反响强烈”。在《广电总局禁止播出群众参与的整容、变性节目》指出《美莱美丽新约》和其他涉及变性节目，“导向意识不强，画面血腥、恐怖、暴露、格调低下，活动组织奢华铺张，审查把关不严，片面追求收视率，引起观众强烈不满。

那么环节、设计、内容等方面都存在问题的节目为何能在省级上星卫视频道制作播出呢？难道制作者就一点专业水准都没有吗？本人认为，一个省级卫视的专业制作团队在思想水平，创作水准上层次应该比较高的。总局可能对制作过程中某些环节上过分的夸张和娱乐化表示不满了，那么《第一次心动》就成了一坏百坏的“倒霉蛋”了。总局俨然一个严厉认真一丝不苟的家长，细数孩子的毛病，让孩子认认真真反省，希望他永远乖巧听话，不让他有半点孩子的淘气劲，扼杀他不听话的“神经”。结果孩子过得老是乖乖巧巧、战战兢兢，仅有的创新精神不断地泯灭了。实际上，谁家的孩子是一无事处啊，可以原谅可以肯定的部分，严厉的家长也应当予以肯定，至少这是为了孩子将来成长过程中有所建树。实际上《第一次心动》的初衷肯定不是办成一个闹剧连连的节目。为了给人民群众带去欢乐，为了群众参与性的需求，节目组及频道肯定是做了很多努力的。选秀节目中途夭折，频道投入的精力、财力、人才也一并被否定，这是对资源的浪费。广电总局在这一事件上应该使用与人为善的方式，通过反馈给重庆局意见，由其整改调整，将节目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减少些资源的浪费，而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一帮子打死、发号施令的态度呢？毕竟小孩子在父母面前偶尔的淘气也是蛮可爱的行为。

媒体的他律表现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2 Comments

因犯受贿等罪正在监狱服刑的犯罪人尚军起诉名誉权案胜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是对于犯罪人的名誉等人权与普通人一体保护的首例。上世纪末有上海杜春芳案，本世纪初有武汉尹冬桂案，都是腐败案件报道中凭空插进“桃色情节”，以被告媒体对犯罪人原告承担侵权责任结案。尚军此案，似可说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人除了依法剥夺的那一部分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同样要得到尊重和保护，在我国已经开始得到普遍承认和贯彻，值得欣慰。

本案所可注意的，乃是被告杂志的辩护，据称“尚军作为地方官员，是公众人物，即使报道有出入，也应当容忍”。我注意到，这种“容忍”论或“忍受”论，有一定流行性，在许多情况下，还不是官员，而是艺人歌手，影星球员，告媒体报道不实侵权，媒体无法证明真实，就说，公众人物，忍忍吧！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

20080703/14946631_1.html

最初使用“容忍”说法的，乃是2002年上海静安区法院判决球星范志毅诉名誉权案，法院在驳回范志毅起诉的判决书中写道：“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这个被认为首次在判决书中使用“公众人物”（其实不是）这个词语的“里程碑”案例中的这段话，流传开来以后，便被简化和通俗化为“公众人物，忍忍吧”。

但是，范志毅案的判决是一个整体。除了“轻微损害”绝对不能省略之外，而且对“轻微损害”也是有具体内含的。据判决书提供的案情，被告有关报道一共四次：第一次报道传闻范志毅赌球，接着进行了三次跟踪报道，最后一次报道还以《真相大白：范志毅没有涉嫌赌球》为题刊登编后记指出有关范志毅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判决书指出，被告的系列报道是有机的、连续的，它客观地反映了事件的全部情况，是一组完整的连续报道，在客观上并未对范造成损害，被告跟踪求证的态度是严肃的，在主观上并无过错，所以不构成侵权。可见，所谓“轻微损害”，是指当第一次报道传闻赌球到最后说明真相大白这6天时间内，难免会有种种猜测议论，对于这种情况，要请范志毅容忍和理解。如果报纸的报道，既不说明是传闻，也不进一步寻求真相，造成公众极大误解，影响了当事人的声誉，那就不能说是“轻微损害”了。

为什么公众人物要容忍这样的“轻微损害”呢？因为公众人物往往处于公众事件之中，由于公众事件涉及公众利益并且受到公众关注，新闻媒介一般是要做连续报道的，随着事件的发展和真相的浮现，事件的开头到结束会发生初料不及的变化，对这类连续报道，我们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报道过程中，有可能对其中当事人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是随着真相的揭露，影响自会消除，当事人就不必计较了。静安法院以这样思路判案并不自范志毅案始，在上世纪末，有评弹艺术家杨振雄文物失踪事件，报纸报道杨出医院后发现文物被盗窃，后来杨的儿子说是他们出于保护的目的把文物保藏起来了，没有通知父亲，是他们的过错，报纸又作了连续报道，儿子向静安法院告报纸前一报道侵权，法院予以驳回，理由是同样的。只是那时还没有公众人物这个词而已。

看起来，这种“忍受”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被报道的事件是与公共利益有关、为公众所关注的公众事件，公众人物纯粹的私事不在其内；二是报道中的事实争议以及发生的负面影响是在连续报道过程中发生的，把连续报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真相已经披露，负面影响不复存在。

而尚军案件中的涉讼报道中所谓当事人与两名副省级官员的“性丑闻”，言之凿凿，实属子虚乌有，既同案件无关（审理过程和判决都未涉及），又没有事后澄清，当事人犯罪，已由法律加以制裁，凭什么还要她来“忍受”飞来的污泥浊水？如果将这污泥浊水泼在你的身上，你能忍受吗？

用这种“忍受”论作为名誉侵权抗辩理由，对媒体来说，恰好说明其专业水平很成问题。揭示真相是媒体的天职。你们不认真调查事实经过，任意对已由司法调查清楚的案情添油加醋，混淆视听。当事人找上门来，发现有误，却拒不认错，还振振有词地要当事人“忍受”，那么读者呢？你们是不是要读者也“忍受”你们的虚假报道呢？你们如何向读者交代呢？你们的社会责任心安在？

http://www.ah.xinhuanet.com/midchina/2008-06/17/content_13561006.htm

如果媒体的这句抗辩是律师提出的，我说你这位律师的水平也有点问题。看来你并不了解这句话的来龙去脉，不了解范志毅案件的经过，不了解范志毅的代理律师是怎样认真工作向法庭提供了多少对委托方有利的证据和理由才赢得这场官司的。你也并不了解所谓公众人物这个概念的由来和演变，美国诽谤法为什么和怎样对公众人物起诉诽谤的案件作特殊的处理，公众人物是不是一概要“忍受”诽谤，媒体是不是“自由”到了对公众人物怎么说都行。请去读一点书吧，朋友。

最后我还是要说明公众人物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法律概念。公众人物的边界很难确定，所谓“官员加名人”，那么派出所长算不算官员，国企经理算不算呢？名人，是全国知名还是在一个村子里大家都知道就可以算了？即使在美国，公众人物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人家是判例法，法官可以在判决里对概念作出一定的调整。作为成文法国家，公众人物这个词语在学术文章里写写可以，写进法律可要慎重，否则会有扯不完的皮的。

No Comments

近年来，在业界流行一种“倾斜”论。据说媒体是代表舆论进行监督的，在此过程中同公民、法人发生权益纠纷，诉诸公堂，审判应该向媒体“倾斜”。媒体与舆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否媒体上所有报道、文章都天然代表舆论，这些问题暂且不谈。就说这个“倾斜”论，虽然尚未见诸法律，但是已经在审判中产生了影响。这里有一个案例，足以说明现在名誉权案审判对媒体已经“倾斜”到什么程度。 Read more…

1 Comment

近来，有关制定侵权行为法（或称侵权责任法）问题，再次引起法学界和传播学界的关注，举行了一些研讨活动，有若干意见或论作发表。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在制定中的“侵权行为法”或“侵权责任法”中，是否需要或者可以单列一节“媒体侵权法”，对媒体予以特殊的“倾斜”保护？对此有两种相反的意见。

我没有参加此类研讨，有朋友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很明确：行不通。

乘着暑期休假，写一点意见。

一、媒体侵权与一般侵害人格权难以分割

所谓“媒体侵权”，先前多称新闻侵权，系指大众传播活动中（主要是新闻媒介的报道、评论等内容）发生的侵害公民、法人人格权的行为。其中大量的是侵害名誉权问题，在国际上即通称“诽谤”。

纵观世界各国，普通法系国家对名誉、私隐等人格权的民事保护以判例法为主，也有以成文法为补充（如英国的《诽谤法》），大陆法系国家以法典形式保护人格权，而以判例作为补充。对于涉及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殊问题，一般以判例或者个别条文（如英国《诽谤法》关于“特许权”的附录）予以规定。没有见到把“媒体侵权”单列章节的情况。

 这是因为，所谓“媒体侵权”，从学术层面说，以大众传播为视角对侵害人格权问题加以考察，是完全必要的，本人也就此写过专著或者在大众传播法著作中单列章节予以论述。但是从法律层面说，要把“媒体侵权”同普通人和其它主体的侵权行为区别开来，既无必要，也有困难。比如诽谤，其中书面诽谤（libel）就涵盖了“媒体诽谤”。

我国《民法通则》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发布《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以及一些单行批复，以补充《民法通则》有关规定过于简略、而又没有判例法制度予以补充的缺陷。这些规定，在侵权构成四要件的框架下，就自然人名誉权同法人名誉权区别、新闻报道失实同侵权关系、批评文章侵害名誉权认定、文学作品侵害名誉权认定和责任、名誉侵权诉讼管辖、死者名誉和其它人格权损害、新闻报道或其它作品侵权责任分担、媒体报导国家机关行为的责任、消费者和媒体评论产品和服务的责任、媒体转载责任、消息源责任、“内参”责任、企业名誉权损害赔偿、个人私隐保护、精神损害赔偿等诸多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审判实践有重要作用。这些规定，有些是侵权诉讼中的普遍问题，有些是专对媒体作出的（如新闻报道失实、报道国家机关行为特许权），有些是既适用于媒体也适用于其它机构的（如“内参”），有些是要根据当事人行使诉权来确定是以媒体为被告还是以作者为被告或者共同被告的（如批评文章、文学作品引起的侵权诉讼）。在制定新的侵权法时，应当可以吸取这些行之有效的规定。其中不少内容究竟是作为一般侵权法还是“媒体侵权法”显然是很难区分的，如果单列“媒体侵权”，对有些规定的处理会出现逻辑上的困难。

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提出了一些上述司法解释尚未涉及的问题，受到业界关注，例有：

——我国《刑法》规定“捏造事实”构成诽谤，上述民事侵权的司法解释把报道严重失实或批评文章基本内容失实作为构成侵害名誉权行为的一个特征，这不同于普通法和有的大陆法国家法律把证明真实规定为被告对诽谤或侵害名誉权指控的抗辩理由，因为证明虚假和不能证明真实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区间。但是在我国现今名誉权案件审判实践中，却通行由被告证明真实否则即败诉的原则，虽然这样做在学术上有很多理由，但是却不符合我国举证责任倒置必须以法规定的原则。对此媒体界认为负担过重，有意见，需要研究并作出规定。但是显然，这并不只涉及媒体，也包含了以普通人为被告、并不一定通过大众媒介发生的名誉侵权案件。

——当前在媒体界要求官员和“公众人物”名誉权“弱化”或“限制”说法盛行，但是法律尚未规定，有的判决就加以使用，造成一定混乱，本人对此明确反对，撰有长篇论文发表，此处不赘述。这里要说，即使实行这个原则，也并非媒体专利。按照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若要予以特别保护，其权利主体正是公民。

——近年因评论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增加。上述司法解释中对批评文章的名誉权纠纷以排他方式规定了基本失实和侮辱两种侵权，给评论（意见）留下了空间。不过应有更加明确的规定以更加有效保护言论自由。须知评论总是由个人写作的，评论引起的纠纷，除了法人作品，被告人首先是自然人而非媒体。

——法人名誉权侵害救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了侵害法人名誉权必须是“造成损失”而不同于自然人名誉权“造成影响”，法人不能索取精神损害赔偿，企业名誉损失赔偿必须按照客户退货、解除合同等损失来确定，但在审判中并未严格执行，造成实践与法律规定脱节，究其原因，是没有考虑到法人的商誉等无形资产的因素，对此需要研究并有补充规定。这显然无涉媒体。

——我国对民事侵权行为除法律规定外通行过错责任原则，其中认定过失的基础是行为人对损害的注意义务。在以往审判实践中对媒体过失的认定是比较严格的，这是因为党和国家对媒体的核实责任有很多政策和纪律规定，媒体报道若有失实，即视为未履行注意义务。媒体感到负担过重，原因不在审判机关而在党的政策和纪律。有人主张把媒体注意义务减低为“确信真实”，这有合理性，可以研究。不过，如果减低媒体的注意义务，那么普通人的注意义务自应更低，因为并无任何条文规定普通人对自己的言论必须“核实”。

    这些问题也表明媒体侵权同一般侵权行为密不可分，如果要就这些问题作出规定，仅仅置于“媒体侵权”下显然也是不妥的。

二、名誉权案件趋向正常，似未对新闻媒体形成不正常压力

据了解，主张单列“媒体侵权法”的意见认为，媒体侵权案件对媒体形成过大压力，有必要对媒体报道和舆论监督提供更多的保护。这个理由与事实不符。现以侵害人格权案件中最大量的名誉权案件为例。

从数量看，全国名誉权案件呈现如下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法律年鉴，2006年出版的年鉴没有2005年名誉权案数字）

没有涉及媒体的名誉权案数字统计，若以20%估计，则每年约为1000件左右。

我的一位博士生对某省报报业集团的名誉权案件有如下统计：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名誉权案件高峰期已经过去，现在趋向回落平稳。有时见到有报道或评论说“新闻官司”呈“上升”趋势，纯属臆想。

从每年1000件的绝对数字而言，似乎不少。但是我国是媒体大国，就大数言，有报纸近2000种，期刊近10000种，电台、电视台各约300家，出版社500多家，如果再加上互联网站、影视节目制作机构等，媒体涉讼的机会实在不能算多。

还有一个说得很热闹的问题就是我国媒体在名誉权案件中败诉率高。我提供如下数据：

我在90年代的国家社科课题“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中，统计了1984-1993十年中的180件涉及媒体名誉权案，被告败诉26%，调解结案27%（调解通常意味着被告承担不利后果），两项相加为53%。

我的博士生白净统计了1997-2006十年中的300件涉及媒体名誉权案，被告败诉55%，调解结案5%，相加达60%。

白净还对香港1994-2006年涉及媒体的诽谤案作了统计，被告败诉42%，自行和解（内地所谓私了）22.5%，相加达62%多。

白净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指出，香港是国际公认的言论自由地区，而媒体败诉和承担不利后果比率比中国内地还高，可见名誉权案媒体败诉率同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我同意白净观点，并且补充：从前一个我的数据到后一个白净的数据，我国涉及媒体的名誉权案接受调解比率大幅下降，似乎说明了媒体越来越不善于灵活处理自己同对方的纠纷，这恰恰是媒体需要改进的地方。

所以，媒体败诉率还是要看是否确实侵权，是否应该败诉。前年富士康名誉权案，媒体报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记者，富士康的做法固然可议，但后来得知，记者仅仅摘录了网上言论未作核实就轻率发表批评报道，引起纠纷也属当然，其中自有教训。

我国过去不保护名誉权，产生严重恶果，立法保护名誉权是法治和人权的重大进步。名誉权案件的存在有利于督促媒体自律，避免失实，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所以在保护名誉权问题上不应退让。在不保护名誉的年代，民众和媒体不见得有多少言论自由，保护名誉这20几年中，我国言论自由的水平公认有很大提升，可见保护名誉同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

三、宪法权利不足以成为对媒体侵权特殊处理的理由

围绕是否单列“媒体侵权”的正反两方，都认为媒体侵权案件并不是单纯民法关系，而反映了言论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同人格权的冲突。而正方以此认为应该在“侵权责任法”中单独规定，以示有别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反方则以为既然不是一般民法问题，自然不应在民法中规定，而应通过其它立法解决。

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不合逻辑。侵害精神性人格权行为一般都由言论所引起，言论出版自由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为什么唯独媒体报道和评论含有宪法权利，而把普通公民的言论排除在外呢？

这个问题在我国还有特殊情况。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第41条规定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建议权，公民批评官员，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为此引发名誉权等纠纷，要考虑这个因素，这是对的。人们通常以此推理媒体也享有同样的自由和权利，这在逻辑上似乎也说得通。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央对于新闻媒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至今持十分谨慎态度。有关文件和领导人言论屡次指出我国新闻媒体的性质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文件和任何一位领导人文章和讲话，肯定过我国的报纸、期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媒体单位享有上述宪法中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中央支持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而从党的13大到17大，5次政治报告都提到了舆论监督，其中4次都是说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党内监督条例》等党规，也是提“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些党的顶级权威文件，都没有说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权利”，含义深远，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把媒体侵权单列出来，认为媒体侵权案件中含有宪法关系需要加以特殊处理，势必要明确规定或者默认新闻媒体具有与公民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同样的自由与权利。这在学术上说说可以，而要建立法律规范，没有中央明确表态，是不成的。这显然将大大增加作为民法典一部分的《侵权行为法》的难度。

还需指出，随着市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国媒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有以人大立法方式确定代表国家的新华社和明确宣布由国家设立的CCTV等“中央三台”，有党中央和省、地党委三级机关报和各级政府台，也有许多虽然也是在党领导下、但是更多面向市场的大众化报纸期刊。互联网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不仅有政府和新闻单位创办的新闻网站，还有一批很有影响的民营和公众公司网站。影视节目制作已经向民营开放。此外，我国已经有超过1亿个个人博客（blog），更新规模达到7000万，它们是事实上的“自媒体”（self-media）。还有潜在的媒体如手机短信。这些不同类型的媒体因内容发生侵权纠纷，情况各异：如果要实行“倾斜”保护，比较起来最符合宪法权利主体资格的倒是那些“自媒体”作者（bloggers），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公民，但要对他们批评政府和官员实行鼓励政策，在今天行吗？不过如果加以区别，把“宪法权利”只向党报、政府台“倾斜”而把民营媒体单位和“自媒体”排除在外，那就更不像话了。

其实，要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批评政府及官员的权利，要提高媒体舆论监督的效果，这并不是侵权法的任务，侵权法只解决保护名誉等民事权利的问题，而不可能落实公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权利。这只能在条件成熟以后，制定别的法律（应该属于行政法部门或宪法相关法部门而非民法部门）来解决。

四、还涉及某些基本理念问题

在我国，要求对媒体在侵权诉讼中实行倾斜保护的观点，主要来自美国影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论述众多，其中有绝对主义（absolutism），主张对言论和新闻予以绝对保护。上世纪中叶理论家米格尔约翰（Meiklejohn）把言论区分为公言论（public speech）和私言论（private speech），公言论是指与统治事务有关、代表人们参与自治过程的言论，私言论则是与此无关的言论。他认为前者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政府无权限制；后者受第五修正案的保护，政府可以在符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加以限制。米氏理论为1964年最高法院判决警官萨利文诉《纽约时报》诽谤（侵害名誉权）案提供了指导，大法官判决官员起诉媒体诽谤必须证明媒体具有实际上的恶意方能胜诉，自此确立了新闻自由的凌驾（overriding）地位。萨利文案例在90年代介绍到我国，迅速流传，所谓官员和“公众人物”名誉权“弱化”或“限制”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凌驾性有一定道理，影响广泛，但是并未成为普世原则。例如同是实行普通法原则的英国，就不承认这个凌驾性，而是认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名誉、隐私等权利，都是基本人权，具有同等的价值，并无高下之分。法律应该谋求这些权利之间的平衡。一些判例，都阐述了这个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也通过宪法法庭裁定，人格权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都受宪法保护，都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权利，无论哪一个权利都不能凌驾于另一个权利之上。据认为，欧洲人权法庭的判例也没有认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优先于其他的公民权利。

在我国，言论出版自由（我国法律和党的政策文件并无“新闻自由”概念）对名誉等人身权利是否具有凌驾性，在学术是可以研究讨论的。不过我要说，在现行宪法架构上，言论自由的凌驾性还找不到可靠依据。《宪法》第35条、第41条规定了公民言论、批评、建议权利，第38条规定了保护人格尊严、禁止诽谤侮辱，第51条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不得损害他人自由和权利，这些《宪法》条文，谁可以“凌驾”谁呢？。

早在20年前，被称为我国第一起新闻记者被诉诽谤案“疯女之谜”自诉刑事诽谤案审理中，两位新闻记者被告人引用《宪法》第35条自辩，法院引用《宪法》第51条、第38条予以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8年第2期有这样记载：

被告人“上诉要求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新闻记者和所有公民一样，在行使宪法规定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时候，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即‘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

中国与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存在众所周知的巨大差异，美国有些原则如果要引进到中国来，应当全面考察它的理念基础和社会背景，以免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

1 Comment

回到上海，见了几拨新闻界的旧友，话题之一是人事变迁。谁退了，谁提了，谁走了，某某总编调任某委员会副主任了，这个委员会主任是副市级的官员，所以他还是局级，平调。某报来了新党委书记，原先是某区副书记，副局变正局，升了。如此等等。

所有新闻媒介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各级总编、经理、部主任等就按这个级别配置，不可逾越。有位朋友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眼下没有事干，我建议某处级媒介的总编把他要来，他说，我也想到了，但是组织部门不同意，因为他是处级，不好安排。还有一位担任处级总编的老兄以极其可爱的坦率向我提出，魏老师，你认识哪位实权人物，设法把我再提一级吧！我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请托了，不知如何回答。

进了媒界，有了一定资历，级别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不但涉及工薪津贴、看文件、参加会议（这对采访报道自然至关重要）、看病、用车等等待遇，还涉及社会地位、活动天地。局级的总编、台长出了报社、电台大门，还是局级，公安局的处长、税务局的科长等等，还是要把他作为上级对待。非但这个级别如同军衔一样是到处通用的，而且说不定哪一天他会调过来当公安局长、税务局长之类，那时就是顶头上司了，因为事业单位干部的行政级别和公务员级别，从党的组织部管理规则来看，是没有区别的。反过来，什么级别也没有的小记者挨哪个行政部门小首长的训，也是常有的，下级见上级嘛。这同香港完全不同。香港的中资报纸，内地是按照局级配备社长、总编等领导干部的，但是这个局级只限于报社大门之内，出了门，谁认你是局长呢？

比如内地和香港的媒体现在都请律师当法律顾问，在内地，总编要找律师，秘书一个电话，律师立马就到，局长有召，岂可怠慢。在香港，总编必须移樽就教，亲自上律师楼去，而且还得事先约定律师哪天方便，这没有什么奇怪，双方是平等的合同关系，谁也不比谁大，而你是有求于人家。如果以为这样做是屈尊，那就可能成事不足了。

退休了，级别还将伴随着你，直至老死。上海朋友送我一本刚出版的《老报人访谈录》，我一看目录，有25位退休新闻界人士入选，其中22位是局级，还有3位按照内地规矩应该是“享局级”（即处级干部退休后享受局级待遇，现在有的讣告上会特地写上“享局级”三字，以示尊贵，虽然很多人看不懂），你看，新闻记者如果只是“布衣”，哪怕做了两辈子，也没有资格进入“老报人”之列。

新闻媒介的行政级别，媒介管理条例里没有规定，谈论新闻体制的文章也无暇提及，然而却支配着新闻媒介的全部活动，新闻，就是从这样等级分明的机构中出来的。

3 Comments

XX问：

注意到以诽谤罪追究在网上谣传某嫌疑人被打伤生殖器之人吗?又是不特定的客体(警察群体),与纸包子“损害行业商品信誉”殊途同归，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已有一些讨论，你怎么看？

魏永征答：

中国《刑法》第246条中规定的诽谤罪，类罪名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其侵害客体只能是公民（自然人）的名誉，而不包括法人。该条也并未特别规定诽谤法人的行为按照本条规定惩处。所以即使造谣者有特定指向，比如指某个机关，仍然不能具备构成本罪的要件。这是与纸包子案不同之处。纸包子案未按诽谤罪而按损害商品信誉罪论处，大概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当然损害商品信誉罪也要有特指，把整个行业作为特指对象，是怎么也遮掩不过去的漏洞，在法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话柄。

不过我还想说，在中国法律文化中，“诽谤”一语有其特殊含义。我们通常把诽谤等同于defamation，即损害名誉，这在人身权法中是可以的，但是超出人身权法就不行。中国原始时代的“诽谤”是指百姓书写在木牌上的对首领的谏言，并无贬义。后来厉王弭谤，谤就成为非法行为。《说文解字》：“诽，谤也。”“谤，毁也。”说明诽谤两字同义，都是指负面的言论。“微言曰诽，放言曰谤”，这是按照同音通假的规则释义，小声地或者私下里说（坏话）是诽，大声地、公开地说是谤，说明两者仅仅是方式区别。“诽，谓非上所行”，以声训义，这时就明确定义为对统治者的非议。秦始皇时代“诽谤者族”，说明诽谤在当时是一种很重的罪名。这些解释都没有限定为损害名誉的意思。

如今中国法律，也并未仅仅把诽谤限定为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刑法》第246条说“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如果诽谤仅仅是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那么“他人”这个宾语就可以不要，可见诽谤的对象除了“他人”之外，还可以是别的。“诽谤”一词还见于《刑法》第105条二款：“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这里的“诽谤”的含义，未见权威解释或定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绝不限于“诽谤他人”，法律语言是非常精确的，如果此处“诽谤”所指的意思与246条相同，那么“他人”就是不可少的。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可以见到诽谤我们的党、诽谤我们的国家和政府、诽谤社会主义制度、诽谤人民军队、诽谤公检法这些提法，是不是可以用来解释这里的“诽谤”一语呢？不敢妄断。
我只是从你的问题想到在中国法律中，“诽谤”一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还想不出确切的定义，不知你有什么见解。至于你说的那个造谣行为，246条套不上，105条二款也还需要具备其他要件，如何论处，还是等法庭裁判吧。

No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