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一位周姓女子的公号文章被揭发为抄袭，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我注意到，在网络圈内对于此类行为有一个说法曰“洗稿”，其实抄袭、剽窃与“洗稿”在先前并不是一回事。

“洗稿”，或称“炒稿”，出于香港新闻界。我在香港教书时，我的学生或者在报社实习或者就业，往往会进行这类操作。这就是对于某个新闻事件，没有到现场采访，就从广播电视或网上的报道里获取已经发生的事实，然后写成文稿发表。有时在同行之间会相互交换文稿，同类事件好几个，分身乏术，大家分头采访，各人据别人报道的事实写稿在本报发表。这类“洗稿”，或许有偷懒的成分，肯定写不出亲眼目睹的生动文稿，但是也有人手不够的难处。行内习以为常，并没有发生非议。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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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

《网络安全法》于2016年1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17年6月起实施，被称为我国网络领域的一部基础性法律，也是我国传媒法领域的第一部法律。而它同时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部重要法律，被认为是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的一部主要配套法律[1]。虽然这两部法律位阶相同，但存在着源流种属和配合依存关系，它们都是习近平同志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体现和实施。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创造性发展

我国曾于1993年制定《国家安全法》。传统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主要指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受威胁和侵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此法主要任务是防范和打击境外和境内外敌对势力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其保护客体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实施机构是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并就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权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法律制裁作了规定。20余年间，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保障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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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京大学《新记者》公号的对话

对于很多新闻学专业的学生，最开始接触“魏永征”这个名字，可能是《新闻传播法教程》一书。这本被誉为中国首部概括了中国媒介法体系的专著，至2016年已推出第五版。魏本人认为我国法制建设和传播科技发展太快，如今这个版本已有许多地方亟待补充和修订。
在中国，新闻与法结缘，还只有三十年光景。魏永征是中国第一批研究新闻法制的学者之一，1964年从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后，他机缘巧合来到《民主与法制》杂志，担任专栏主编，从此踏上新闻与法结合的道路。
上世纪80 年代后期，国家曾经考虑要就新闻传播制定专门法，魏永征也参与了此次工作。虽然后来这项工作未能进行下去，但魏就此进入了传媒法的研究领域。
家庭聚餐就是开学术研讨会
Q：你可以跟我们讲讲你退休后的生活吗？
A：我正式退休有两次：一次是在上海，一次是在香港。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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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传播与法律

学界对人类社会“传播”（communication）现象的集中研究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立了“传播学”的学科；人们公认将传播划分为人的内向传播（体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四大领域。
而大众传播一登场就面临与公共权力博弈，势必进入法律的规制和保护。
在这四大传播领域中，前三类历史悠久，或与人类社会俱来。体内传播属于生物学范畴，与社会无关。人际传播在前媒体时代只是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一部分，受一般的法制和道德规范。而组织传播属于某个组织、机构的内部事务，其运作规则主要来自特定组织及其成员之间的约定。唯有大众传播，它一旦形成，由于其巨大社会影响，就必须受到社会的约束，而同时带来的问题是约束和保护的平衡；这种影响很容易形成舆论，就会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运行，这就要求负责国家和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机构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由于它凭借组织开展，这种组织（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网站等等）的建立和运行也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不久前离世的当代著名传播学者D.麦奎尔这样写道：
“大众媒介制度泛指整体媒介组织与活动、其正式与非正式的实践、运作的法则，以及社会时而加之于其上的法律与政策事项。这反映了整体的公众期望，以及其他社会制度机构（例如政治、政府、法律、宗教与经济）的期望。媒介制度随着主要的公开发表活动和广泛的信息与文化散布而逐步建立起来；尤其当这些制度扩展其公共传播活动时，媒介制度也和其他制度相叠合。”[1]
“媒介制度位于‘公共领域’的范畴，其主要意义在于，向所有接收者与传送者原则性地开放。媒介为了公共目的而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在预期能够形成民意的议题上；媒介必须为了本身的活动而向广大的社会负责（责任来自于国家与社会所设立的法律、规范和压力）。”
这样，一部大众传播史或者新闻史，从一开始就同法律和法制结下不解之缘。我们知道：
¬——最初的大众传媒即包括报纸在内的印刷品，面对的是中世纪欧洲的专制王权和教会专权，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许可制”、“审查制”等恶法陋规。在16世纪，“传媒审查是欧洲国家和教会（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关注的焦点”，“从保守的观点来看，书籍是具有危险性的物品”，当时各国天主教会都有一批所谓“禁书目录”（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2]。 另外，煽动性诽谤（seditions libel）也是一项足以致媒介于死地的罪名。这种制度直到17-18世纪欧洲革命浪潮中方才逐步得到改变。例如在英国，在17世纪清教徒革命之后还要经过多次反复，至1694年方才最终废除旧王朝的《出版法》，至19世纪50-60年代方才逐步取消旨在限制报纸出版的各项知识税（the Tax on Knowledge）：广告税（1853）、印花税（1855）、纸张税（1861）、安全检查机制（1869）。诽谤法也逐步得到放宽，例如确立真实是一项免责的抗辩理由。[3]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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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近日三批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推荐资讯服务，认为存在价值观缺失、制造信息茧房、竞争手段无底线三大问题。

从媒体的角度，这个问题并不新鲜，自从媒体诞生以来，就存在这样一个古老命题，读者需要什么？媒体应该为读者提供什么？当读者的需要超出了法律和伦理的范畴，媒体是否应该受到一定的约束？

从商业媒体的角度，读者需要什么，媒体就提供什么，似乎天经地义。但媒体作为具有一定公共属性的机构，还被赋予教化引导人民、塑造良好公众品味的期望，因此，即便是商业媒体，也与一般的商业机构有所不同，无形中受到的更多的关注与约束。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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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解读《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9月13日下午4点由《新闻记者》《扯氮集》公号发布，9月14日晨7点改定，正式发表于《财新网》）

数日前，国家网信办发布规范性文件《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简称“规定”），连日来网上反映强烈。有的报纸和微信公号评论以“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这样的标题来概括这个“规定”的精神。还有的甚至解读为“群友犯错，处罚群主”。于是就有人质问这个“规定”是不是要搞“保甲连坐法”，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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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发布）

应武汉大学夏倩芳教授友情盛邀，我负责审读《新闻与传播评论》有关传媒法研究专题的论文并介入部分编辑工作，夏教授为此广泛征稿并作了精心设计，很高兴有机会重温三十年前的旧营生，借此写几句话。

收入这个专题的论文一共五篇，涉及主题有：言论自由及其规制、政府信息公开、诽谤诉讼、禁止淫秽和版权保护，涵盖了传媒法研究的传统核心议题。其中三篇主要论述我国情况，两篇是有关外国的：英国和美国。可以说具备了相当的代表性。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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