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中国传媒大学2017年十大传媒法事例点评

就于欢故意伤害案中舆论对司法的影响，有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这是司法领域互联网监督的一个典型。“互联网监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著名的2016年4月19日讲话提出的概念，他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的作用，还说对互联网监督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南方周末》发表《刺死辱母者》是在3月23日，但是舆论爆发是在3月25日，至少有三个舆论检测报告指出了存在着所谓两天沉默期，我使用“今日头条实验室”进行检索证实了这点。为什么会沉默两天？就是报纸影响已经很小，直到25日文章转载上了新闻客户端，然后进入了社交媒体平台，这才引起广大网民的关注、转发、评论。大数据统计表明，数以亿计的评论有96%–97%是两微上的。这表明互联网监督现在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社交媒体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平台。

第二，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是相辅相成的。舆论，作为公众意见，肯定是自发的、碎片化的、甚至是情绪化的。审判要接受舆论监督，是最高法院的既定方针，专门下过文件；但舆论监督主要是起到议题设置的作用，就是指出和提醒本案判决存在问题，至于怎么判决，还是要坚持依法独立审判。本案舆论汹涌而起的时候，我们看到，山东高法、最高检、山东公安、山东高检，于26日第一时间先后回应舆论，还有澎湃新闻、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法制日报、人民日报等专业媒体也纷纷报道或评论。在自媒体中，十多位全国一流刑法学家陈兴良、陈光中、赵秉志等及时作出理性分析，这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十九大报告沿袭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第七次重申了舆论监督。有一个新提法是：“要把党内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等贯通起来，增强合力。”在本案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贯通”的效果。

第三，要尽力发扬群体智慧、克服群体极化。群体智慧和群体极化是国际学界对于群体言论互动效应的两种估计，国内研究现在也正在深入。在本案中，两种表现都有，结果是群体智慧占了上风。数以亿计的人民群众登上网络平台集体发声，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未有的壮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本案启示我们，如何发挥群体智慧，避免和克服群体极化，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一条永远不会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