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魏永征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定向增资扩股，使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为龙头的解放报业集团成为它的第一大股东，把解放报业集团多数报刊的经营权归于新华传媒，成为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一个鲜明亮点。

党报集团入主新华传媒

新华传媒前身为上海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于1994年。2006年新华发行集团收购其45.6%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尔后将主营业务改为图书和音像制品发行，并改今名。2007年5月，公司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即以每股16.29元价格，将解放报业集团五报（申江服务导报、人才市场报、房地产时报、上海学生英文报、I时代报）一刊（晨刊）的传媒公司的全部股权和集团所属的风火龙物流服务公司（发行业务）的全部股权、中润解放传媒公司（广告业务）部分股权注入本公司，将与解放集团密切合作的中润广告公司的部分股权注入本公司。这样解放集团将持有新华传媒23.49%，成为第一大股东；中润持有8.64%。由于中润已经获得解放集团下属新闻晨报和新闻晚报的经营权，所以这两家报纸的经营权在事实上也归于新华传媒。

2007年12月27日，新华传媒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并于28日得到中国证监会批准。按照报告书设想，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关报刊的全部经营收入归新华传媒所有，其采编部门变成成本中心，其成本费用归新华传媒承担，其本身将不再有盈利能力。

解放集团共有11报3刊。经过此次组合，还有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和报刊文摘、上海法治报处于新华传媒之外，它们是党报党刊和时政类报纸，尚不能进入企业经营。但是，由于解放日报公认地位和影响，理所当然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至2007/2008之交，新华传媒股价已达60元左右，意味着交易未动，它的市值就扩张了4倍（近日全球股灾，昨天股价为40元左右）。舆论称新华传媒将是A股市场中“平面媒体第一股”。

新华传媒的做法严格遵循现行政策，例如将时政类报刊和专业类、消费类报刊分开，对后者还是将可经营部分从媒体剥离出来，而没有实行不久前新闻出版总署官员所说的编辑部分和经营部分整体上市的做法。但是仅止于此，也取得了如此影响，可见我国传媒通过资本运作，确实存在着做大做强的极大潜力。

党委宣传部列为最初出资人

不过引起我的注意的，还是在于“报告书”中列出的发行人股权结构和发行后股本结构（见图）的两个图表，都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列为解放集团和新华出版集团的其他出资人精文投资、文广集团、世纪出版、文艺出版这5家的出资人（严格说应是行使出资人权利），而且是100%的出资人。在我的有限视野中，在公开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中，明确规定中共党委的一个部门充当出资人，似乎还是第一次。

2004年，中国出版集团从事业集团转制为企业，国务院专门为此发了文件，授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对所属成员单位占用的经营性国有资产行使出资人权利，依法经营、管理和监督所属成员单位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在国家有关文化资产管理新规定出台前，国务院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出资人，授权财政部依法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监管。新闻出版总署依法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实行行业管理。这个文件没有涉及资产同党组织的关系。

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宣告实行转企改制并建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的出版公司，它的投资方有6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联合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世纪出版集团占有70％的股份。那么世纪出版集团出资人是谁？当时没有明提，只是说，世纪出版集团受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这是2003年上海市委决定，把原属市新闻出版局的一些出版社划归于1999年成立的世纪出版集团，而集团则划归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图表中的“世纪出版”，是指世纪出版集团而不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现在清楚了，原来“划归直接领导”就是成为出资人。

党产：有—无—有

我看到解放集团等这些传媒机构的资产权利已经明确宣布归于党的委员会的一个部门，脑子里就跳出一个概念：“党产”。

这个词，现在公开谈论的不多，似乎还有些忌讳。不过，中共在历史上是有党产的，而且对于革命胜利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有一篇“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杨尚昆同志在回忆录中列举了一批党产，指出“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杨氏还说：“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那么为什么后来没有这样做呢？杨回忆说，当时有些人士提出：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在1949年1月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根据这个方针，原有同商贸有关的党产都同党脱了钩，划归政府相应部门，党可以支配的财产只是党员交纳的党费了（pp.293-296）。这件事，在《杨尚昆日记》中也有记载，时在1949年1月8日。（中央文献出版社，p.11）

60年过去了。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大众传媒也从原先单纯的宣传工具走向产业化，国家统计局把新闻、书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等都列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层。既然是产业，它的财产权利就应当有明确的归属，而大众传媒其中特别是新闻媒介，必须牢牢掌控在党的手中，即四个“不能变”中的“党管媒体不能变”，那么媒体的资产归于谁呢？那就只能归于党，或者说只能由一定的党组织行使财产权利。党产从有到没有，到现在又有了，我想不必回避，也是与时俱进吧。

政策和法律依据

把媒体列为党产，有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呢？我找得到的有：

著名的2001年《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在提出四个“不能变”的同时，提出“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这里的“资产控制权”，实际上就是产权。

这个文件还规定报业集团、出版集团都是事业单位。这一条后来有改变。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2006年初发出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表述，一般出版单位和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类等报刊社都要转制为经营性的企业单位，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仍然实行事业体制。什么是事业？据行政法规2004年《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它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解放报业集团就是事业集团。事业单位的举办者，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利用国有资产举办，既然依照条例规定履行了登记手续，应该可以视为受权为事业单位出资人。

还有就是新闻出版署1993年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制定的《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其中规定主办单位要为报刊社提供和筹集必要的资金设备，是报刊社的出资者；报刊社取得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资格，对本报刊社的国有资产享有经营自主权；主办单位对报刊社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定期审计，确保报刊社财产的保值增值；但报刊社的主办单位同通常企业的出资者不同的是，报刊社如发生政策性亏损，主办单位应给予补贴或其它方式的补偿。

所以今天的党产同历史上的党产是不同的。历史上，党是革命党，国家政权不在手里，党产就是党拥有整个财产的所有权。现在，党是执政党，党领导国家政权，所谓的党产，仅仅是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由国家授权一定的党组织行使产权的国有资产。

若干问题探讨

由于文化体制改革还只具有试验性质，所以把媒体出资人表述为党委的一个部门虽然有一定依据，但是还是有若干问题需要解决。例如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它的主办主管单位都是上海市委而不是市委宣传部，是否需要像国务院对中国出版集团授权那样，对宣传部行使出资人权利有一个授权的宣示。再如图表上的精文投资，我不了解，但显然不是事业单位，不知算不算《公司法》规定的国有独资公司，是不是也有过一个资产授权和受权的手续。再如图表上的文广集团，亦即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包括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按照行政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规定，它们是由政府广播电视管理部门设立的，现在归于党的宣传部门，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划归”的手续宣示。而上海对本地一些传媒的资产关系实行这样做法，是否可以“类推”到其他地区，则更要研究。如此等等。

我孤陋寡闻，看到一点自以为新鲜的东西，谨提出来，就教于方家先进。

（附图采自2007年12月28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和解放报业集团及新华集团豁免要约收购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之附件：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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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摘要
90年代初，美國薩利文案被介紹到中國。21世紀以來，公眾人物多次在誹謗案中被提及，本文以這些案件的效果及是否可以引進薩利文原則為研究目的，主要採用案例分析法。考察發現，中國公眾人物概念的實際使用同美國薩利文原則發生較大位移。美國所限制的主要是公共官員，而中國則主要應用於演藝體育學術界人士並且效用是輔助性的；法院並未採納薩利文案的原告舉證及實際惡意原則。結論是薩利文案的公眾人物抗辯原則目前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這是因為首先中國新聞媒介必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不具有美國媒體的獨立地位，其次中國對官員名譽實行嚴格保護。所以，如果“引進”薩利文原則，那麼強化的並不是公民的言論自由和批評權，而是具有公權力背景的新聞媒介的話語權，弱化的是普通名人的名譽權，將會產生很大的不公平。

首次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4期
 

全文请点击（PDF）：

考察公众人物概念在中国大众媒介诽谤案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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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中国记协决定设立一个研究课题，其内容是在系统研究当前新闻活动中发生的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案件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一些新的原则，草拟司法解释文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敦请最高法院就有关问题颁发新的司法解释。他们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事务处长徐迅担纲从事这项研究。徐迅邀请几位有志于此的同好，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写作，写成了《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新的司法解释建议稿》。如今，这个“司法解释建议稿”的“条文部分”在上海《新闻记者》2008年第一期上发表。“建议稿”还有对条文进行诠释的“依据部分”，其文字约为条文的十倍多，《新闻记者》也将连载，年内登完。这自然是一件在学术上和实务上都很有意义的事情。

既然原先计划是提交给最高法院参考，为什么现在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呢？最高法院对这个文稿有什么意见吗？我所知道的情况是，中国记协确已将文稿提交最高法院，但是从最高法院的回应来看，目前他们并没有就新闻侵权问题制定新的司法解释的打算。这不仅令人失望，而且这个凝聚了数位专家经年心血的成果也可能就此湮没无闻，付诸东流。现在发表出来，推向社会，给学术界和传媒、司法两大实务界提供参考，促进更多人思考、研究有关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做法。《新闻记者》在去年夏天接到作者意向，现在选择开年第一期发表，显然经过精心策划。这样的作品发表在这样的新闻传播学科权威刊物上自是相得益彰。

中国是成文法国家，审理涉及媒体的侵权诉讼（俗称“新闻官司”）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不过这类案件在二十年前出现的时候，传媒界有相当一些人对以《民法通则》审理这类案件表示不解，说“如果有新闻法就好了”，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种心态，同我国传媒的特殊地位有关。其实世界各国审理此类涉媒侵权案件，都是适用民法（有的也有刑法）等一般法，即使有所谓“新闻法”（严格说来应是“报刊法”）的国家，如法国的报刊自由法，也只是规定报刊如有诽谤等情形，适用一般法第几条。问题仅仅在于，法律的规定只能是原则性的，而案情则千变万化。此外，大众传播涉及公民言论自由这项基本人权，法律在保护名誉、私隐等一类基本人权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压制了前一项基本人权。对于这类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如何适用法律条文的具体性、特殊性问题，许多国家是采取判例来解决的。但是中国没有判例制度。中国解决法律适用的主要方式是最高审判机关制定司法解释。 “新闻官司”在一开始就受到最高法院的关注。我们从《新闻官司二十年》一书中披露的资料可以得知，我国（PRC）首件涉媒案件《疯女之谜》诽谤案正是在最高法院直接指导下审理的。此后最高法院多次对某些案件发布过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批复，是为单件的司法解释。随着“新闻官司”日益增多，最高法院开始酝酿起草有关名誉权案件的系统性的司法解释。早在1988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就有关于保护名誉、隐私、肖像等权利适用法律的条文。此后，他们归纳了各地法院就名誉权案件提出的6大类25个问题，派出专人到上海等“新闻官司”最集中的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多次向各级法院、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部门、媒介管理部门和专家学者征求意见，花了5年时间制定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于1993年公布。至1996年，最高法院再度就名誉权案件向各级法院发出调查提纲，针对贯彻《解答》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再次制订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于1998年公布。至2001年，最高法院又发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涉及范围从名誉权扩大到隐私权和人格尊严权。这些司法解释所涉及的，包括侵害名誉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自然人名誉损害和法人名誉损害的区别，死者名誉、隐私、肖像等利益的保护，新闻（包括批评性新闻）失实同侵害名誉权关系，名誉侵权诉讼管辖，名誉侵权责任主体，文学作品侵害名誉权的处理，新闻单位报道国家机关职务行为和文书的责任，消费者和新闻单位评论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责任，新闻媒介转载责任，新闻消息源的责任，法人名誉权损害案件赔偿计算和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依据等等诸多方面，还有一项重要发展是对个人隐私从1993年《解答》规定纳入名誉权保护到2001年《解释》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益予以保护。这些规定应该说已经相当系统具体，构成了我国媒介侵权法的主体。我说这些司法解释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法官造法”。所以，认为我国大众媒介涉及侵权案件的法律规定还处于很不完善状态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对以上过程，当年《新闻记者》曾先后两次委托徐迅采访了主持起草1993年《解答》的周贤奇大法官，主持起草1998年《解释》的梁书文大法官，予以报道。前一篇专访发表在《新闻记者》1993年第11期，后一篇专访发表在《新闻记者》1998年第11期。尔后，还有梁书文等撰写的《审理名誉权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01)、唐德华主编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2001)等论著，介绍、阐述了这些司法解释的背景和含义。新近出版的《中国新闻官司二十年》一书有对梁书文的长篇专访，披露了更多最高法院处理这个问题的历史情况。

回顾这样的过程，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基本上是每隔4-5年发布一次。梁书文在接受徐迅采访时就说过以后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司法解释。所以2005年中国记协提出此项动议时，我是很赞成的。离2001年《解释》又是4年过去了，媒介侵权诉讼实践中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媒介侵权法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虽然自2002年起，全国名誉权案件呈下降趋势，但是每年名誉权案件基本上还是有5000件左右，以20%涉媒计，那么每年还是有一千件之多。在此过程中，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作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也提出了若干值得研讨的问题，新闻传播学界和法学界也都有不少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见解，理应受到审判当局的关注。

现在发表的这项成果，其主要特色正是在于起草者综合研究了本世纪以来涉及媒介的名誉权、隐私权案件的审判实践和学者们的成果，并且加以提炼使之普遍化。研究者们搜集研究的典型案例和学者论述数以百计。与以前最高法院起草那些司法解释过程中下发的征求意见稿不同的是，建议稿附有详尽的论证，包括法律依据、理论依据、典型案例诸部分，接下来是课题组论证。这就使得这个建议稿具有强烈的“书卷气”，也就是说，即使它不能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仍然具有相当水平的学术价值。

例如第一条提出国家机关起诉名誉权遭到侵犯，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就我视野所及，这个问题最早是上世纪末北大研究生冷静在一篇法院状告新闻媒体的论文中提出来的，此后，侯健、徐迅、杨立新、贺卫方等都有论著和评论，他们的观点在建议稿中大都有所反映，然后课题组就此发表了简明扼要的观点。其详细内容，关注的人们可以阅读《新闻记者》第二期及以后各期。

对比最高法院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及作出的丰硕业绩，而如今面对这样一项凝聚如许心血的成果却近于冷漠，我实在是惊讶不已。难道是随着周贤奇、梁书文等大法官的退隐，人去政息？难道是受到其他因素的牵扯，力不从心？我期待建议稿发表后，引起舆论的关注，能够对此项工作有所推动。

最后顺便说明，正是因为这项成果具有学术性，所以就是在课题组之内，看法也不尽一致。例如我就对建议稿第七“公共人物”和第八“主观恶意”这两条表示异议。当课题组负责人徐迅把基本定稿的建议稿发给我时，我连夜写了5000字的“顾问意见”发还，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反对在我国引入美国萨利文案的公众人物抗辩原则。我的意见并不为课题组其他成员接受，但是徐迅把它作为建议稿的附件一起上报，在2006年10月份于江西吉安举行的把这个建议稿作为重要议题的研讨会（我因故未能与会）上，浦志强律师还当众宣读了我的意见，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信奉的原则，即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的发表权利。在吉安会议上，公众人物问题成为引起强烈争议的话题，中国教育报的陈中原先生也是一位激烈的反对者。去年夏天我与陈先生在北京相见，我对他说：我们的结论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的理由是相反的，两人拊掌大笑。学术问题错综复杂，但其君子之争的风范是恪守不渝的。至于我的这篇“意见”，由于也将在《新闻记者》发表，所以现在不便公开。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张鸿霞还有一篇2万字的长篇论文，将在一家学术刊物上发表后在此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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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博士生范叔效给我送来一本《中国新闻官司二十年》，洋洋700多页，堪称大观。这个二十年，如果从《疯女之谜》案立案算起，应该是1985-2005，记得两年前徐迅就建议我写点文字来纪念，曾经写过两段，没有写完，现在也找不到了。现在这本书从《疯女之谜》案一审判决算起，定为1987-2007，自然也是可以的。就此书分量而言，不啻为这个中国传媒界的重大话题勒石为志。旅京数日，匆匆翻阅，觉得很有特色。三位作者，刘海涛和郑金雄不到40岁，沈荣只有21岁，素不相识，对于他们的成果，深为高兴，值得庆贺，有话想说。但是书留给李凝怿写论文了，只好凭记忆在候机和飞机航行时写下一些文字。若有差错或遗漏，以后再修改补充。

这部书最大的特色和价值乃是在于它是查阅了若干法院卷宗和访问若干当事人写成的。文献研究和访问研究，都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是在学界要从事像本书作者这样的研究方法有着众所周知的困难。即使是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法院判决书，至今也还没有正式的公开载体和查阅程序，要系统搜集也在所不易。刘、沈两作者是人民法院报记者，较之我们学界人士有独到的优势。当然即使如此，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也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和细致的整理加工。所以书中提供的一批文献确实弥足珍贵。

卷首梁书文大法官的访问记，对于研究中国媒介法特别是其中名誉权法（诽谤法）、隐私权法的形成和发展非常有价值。我国实行成文法制度，判例没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各级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如何运用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主要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解决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法官造法”。中国审理新闻侵权诉讼的主要法源就是司法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梁书文、周贤奇等人士在中国媒介法中的地位完全可以同诸如美国的霍布斯、布伦南，英国的尼科斯（李启新）这样的杰出大法官各自对本国媒介法的贡献相当。只是由于司法解释是最高法院颁发的规范性文件，不同于英美的法庭判词都是以法官个人名义发布的，所以不像那些英美大法官驰名罢了。1993年和1998年，我曾经拜托徐迅，先后采访过周、梁两位，请他们分别就起草1993年《解答》和1998年《解释》发表意见，在《新闻记者》杂志上发表。由于他们当时都在位，有些问题只能语焉不详。我说了这些背景，就不难理解梁大法官发表在本书中这篇长达20页的谈话的重要性。梁的谈话，回顾了中国新闻侵权诉讼的发生和发展，介绍了各种单篇的和条文化的司法解释的出台经过，还披露了一些重大案例徐良案、海灯案、奚弘案，还有最高法院提审四川兴运公司诉黑龙江两报和周林公司案等一些内幕情况。另外，他对新闻侵权诉讼的某些实际和理论问题，也相当敞开地谈了自己的见解，如国家机关起诉名誉权受侵害案件问题，对名誉受损作公众调查作为证据的效力和必要问题，都给人以深刻印象。我注意到梁大法官说到1999年《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经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等，他的看法是法庭上做记录本来就是不需要禁止的，而这个规定的实际效果是记者做记录也要征得许可，梁说这是“考虑不周”。我很敬重他的坦率。

书中的若干案例，通过作者访问有关人士和查阅卷宗，披露了某些鲜为人知的重要背景。有些是首次公开，有些则是进一步证实和完整化。印象较深的如《疯女之谜》案，详细叙述了从立案到审判，最高法院的一贯态度，以及与上海市法院的沟通和联系，表明这个案子始终是在最高法院指导下审理的，最高法院在1990年还专门向本案获罪人发出通知，逐条驳回了他们的申诉理由，这件文书很可能是首次公开。还有如徐良案，介绍了上海市两级法院内部的两种不同意见，最后只能请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批复明确指示记者和报纸应当承担责任，而消息源既然原告未告，则可不予追加。所谓“历史小说”《周西成演义》侵害名誉权案，地方法院对报纸应否承担共同责任犹疑不决，最高法院确认报纸具有“放任”的心理状态，应当承担责任。此外还有奚弘案、敬永祥案、李谷一案、陆俊案等许多案例，都有重要资料可看。通常的研究，主要文本就是判决书，内容限于法理上的分析和评论。而本书的研究，则是提供了法理背后的东西，使人们看到有关判决及其原则产生的脉络。其新颖性和深邃性自然不言而喻。

全书搜集案例50个。在数千个甚至上万个涉媒案件中[注]，这当然有一定的随机性，不过其中大多数案例无疑具有代表性，有的确实是如作者所说在中国新闻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案例。我估算这50个案例中判决侵权成立和不成立大致是二比一，也就是说，媒体败诉率（有个别案例原告只告作者没有告媒体）基本上是60%以上。这个比率，同其他研究包括我过去的研究和我的学生正在进行的研究大体一致。有些人士，据此断言中国“新闻官司”媒体败诉率太高，不利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过我想，不能光看这个比率，更重要的是要看媒体为什么败诉，是不是应该败诉。这部书可以就这个问题提供参考。我看过书后一个重要印象是中国司法对媒体的要求是严格的，这种严格要求并不是出于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疏离，而是基于对中国媒体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公民权利的关怀和尊重。中国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实行国家所有，全部直接或间接隶属于一定的党政机关，中国不存在任何一家如西方那样的独立于政府的商业媒体或“民办媒体”，这是人所共知的客观事实。所以中国媒体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大大高于西方的媒体，就像人民日报那篇不到一千字的报道就使奚弘丢掉饭碗那样；至于老百姓把报上登的、电视播的当作自己行为和立论的依据，那更是习惯成自然。范叔效从香港到北京就学，三个月来的一个重要感受就是中国记者的社会地位比香港记者高得多了。这样，媒体有什么理由对自己的内容可以稍存疏忽和懈怠呢？最高法院那个著名的媒体对报道的内容应该负责审查核实的批复，虽然已经撤销，但是它有太多的政策依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主管部门有关保障新闻真实性的规定和指令数以十计，所以法院如今仍然有理由对媒体侵权实行推定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事实上，我们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如本书所载媒体败诉的案例，虽然不排除有的确实存在着政治因素，打压了正确的新闻批评，但是绝大多数都可以发现在采访和报道中存在着不符合新闻专业要求的现象。是的，在西方一些国家，出于保障新闻自由的理念，在诽谤法中对媒体实行特殊保护，如大家已经熟知的美国萨利文原则和大家还不那么了解的英国雷诺兹特权，人们也希望在中国实行这样的保护。其实，这些原则的基础乃是媒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伦理规范，司法是否对媒体实行特别保护主要就是看媒体的行为是否符合专业要求。在那些国家，新闻专业主义历经数十年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而在我国，新闻专业水准和规范基本上停留于教科书和学术文章里，至今还没有一件全国性的为各类媒体可以自觉遵循的媒体专业规范，全国记协1997年修改文本的那个六条，谁都承认已经过时，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而新的规范似乎至今还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媒体特权似乎为时尚早。媒体不能自觉遵循一定的专业水准和职业伦理规范，无权要求法律让步。

如果要说这部书的不足，那么我以为作者可能过多注意了文采和可读性，在学术规范方面则有所欠缺。媒体人搞学术，这似乎是必经阶段。我、徐迅，还有相当一批媒体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暗访与偷拍》一书，我有幸做第一读者，我建议作者对所引资料一律注明出处，她说这是一本记者写的书，并不打算成为一本学术书。这确实是一本好书，但是由于资料来源没有注明（其实都是有的），多少影响了它的使用价值，我至今为此惋惜。书，不在于谁写，而在于有用。现在这部书，如果能够注明卷宗的所在地和编号，注明访谈的时间和地点，更详尽地注明其他所引用资料的出处，统一注明判决书的编号，对判决书的文字特别是判决主文一律打上引号，等等，适当减少那些与案情无关的如谁出庭时穿什么衣服之类的描写，我想它的价值会更高。

写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如果作者看到，欢迎与我联系交流。

（注：关于“新闻官司”的数字，我在这本书里看到三个说法：一千多，两三千，数千件，按中国法律年鉴名誉权案的数字，每年达5000-7000，如果20%涉媒，每年就在1000左右。）

于北京-台北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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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要：
随着全国开展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四假＂的专项行动中收缴大量非法报刊，以及当中的一个典型案例《社会新闻报》案告侦破，令社会各界将目光重投于非法报刊及假记者等问题上。本文试图透过近年一些“假记者”案件的分析，以推论为何中国出现“假记者”问题。结果发现这与中国新闻机构与记者体制有关。

关键词：
假记者　体制　党管媒体　社会地位　舆论监督

　　近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了“假记者，真敛财”的专辑，一名假记者办了一份非法报章《社会新闻报》，涉嫌以在该报“见报”为名，向大众收取见报费，借机骗财 。这事件令笔者感到很惊讶与好奇。作为香港人的笔者，在印象中，只听过有香港记者在采访时假冒其他人以骗取受访者信任，但从未听过有人假扮记者，更不要说是假扮记者骗财。香港人投稿至报馆，若获报馆刊登，报馆或予以薄酬，但从未听见过投稿人反而要向报馆支付“见报费”。

　　翻看一些数据，原来假记者及非法报章在中国已不算什么新奇事。各省市不时会出现假记者，或透过非法出版物，或其他方法进行诈骗活动。自8月以来，全国开展了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四假＂的专项行动。单在8月至10月，上述行动与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专项行动开展期间，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3046.3万件，其中非法报刊150多种124万多份。
　
　　这么多的非法报刊，为他们服务的假记者的数目可想而知，被他们所骗的人更不会是一个小数目。当中的受骗对象由普罗大众至商业机构，甚至是国家干部。既然不是新鲜事，亦有媒体作广泛报导，为何仍不时有假记者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仍有不少人给假记者所骗？

　　一般大众认为，假记者问题不断出现，主要原因在一些单位本身存在违规犯法行为，所以就算明知对方是假记者，为免自身的问题曝光，或怕事情不断扩大，所以对假记者的要求，都尽量予以满足，不敢说不，亦不敢报警。事成后的假记者又可以找另一个目标进行。人民网进行了一个名为《您认为“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等情况存在的根源是什么？》的网上调查，结果发现近九成参与调查者认为“有些被报道对象害怕舆论监督”是主要原因。 除了这一原因外，其他原因包括有关方面没有核实记者身份、真记者也有这些欺诈行为、记者本身的话语权及特权等。

　　本文试图透过对近年一些“假记者”案件的分析，找出这些假记者的行骗名目与手法（详情可参看附表的案例分析），以推论为何中国出现“假记者”问题。结果发现，这些“假记者”的骗财名目主要有以隐瞒违规事件为由收取费用、以“搞正面宣传”为由收取费用、透过征订报章杂志骗财、付钱可以当该报记者及收取费用以＂为民请命＂。主要手段包括自称与领导相熟、声称中央或香港媒体记者、之前已拌倒不少官员、不断缠扰及有实质证据证明等。

　　翻看这些案件，不难发现，这些假记者很轻易便能骗财。个别单位很容易答应“搞正面宣传”的要求，部份民众更会主动接触假记者，送上金钱，寻求协助，但这些单位或民众并没有不见得光的事，但为何仍然答应假记者的要求？即使部份“心中有鬼”的单位负责人，在无奈下被迫向这些记者“纳粮”，但也先要令这个负责人相信眼前的“记者”有能力搜集其违规证据，有能力将其拌倒，同时在收了钱之后，有能力将事件隐瞒，该负责人才愿意付钱了事，其他单位及百姓也因相信“记者”有能力“搞正面宣传”及解决其困难，才愿意给钱予该记者。然而为何国人那么相信记者的能力？假记者得以猖獗的其中一个原因，归根究底，是中国的新闻媒体并非一个商业企业或私人事业，而是一个有官方色彩的党管事业。

　　中国共产党一直很重视新闻工作，亦了解现代传播的效用，因为透过传播手段，可以最迅速、最广泛将消息、思想、政策及意见传递至社会各个阶层，并引起讨论、反馈及再传播。另一方面，共产党因为得到人民的支持以建立政权，所有在建立政权前或后，一直很重视群众工作，将党的思想与政策告知群众，让群众知悉并跟随，并继续支持党的工作，令政权得以巩固与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新中国成立后订立的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而“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新闻事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根本保证。＂ 故此，自新中国成立后，各新闻媒体便需接受审批登记注册，并接受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思想与政策。此外，共产党直接领导新闻媒体亦有便于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正面宣传为主的报导方针。 共产党领导新闻事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正面宣传为主等方针更见于1991年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这样的新闻体制确有其独特的优点，对凝聚人心，团结广大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改革开放，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显著效果。无疑，绝大多数内地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中，尽职尽力，也受到了民众的赞扬和认同。

　　然而党管的新闻媒体与假记者猖狂有何关系呢？这主要体现在记者的报导效力高、社会地位高、参与新闻编采工作难及大众对记者的信任上。

　　传播效果之强大，多年来已为传播学、社会学或心理学学者所验证。新闻机构作为一个讯息的传者，其传播的新闻效果也非常强大。中国的新闻机构所传递的新闻消息当然亦有相类似的效果。然而，由于是党管媒体，中国的新闻机构在传递消息时，便多了一重与他国一般新闻机构没有的效果，便是透过新闻揭露出来的问题，将有相关的党政机关跟进。

　　由于中国新闻机构属于一定的党组织，所以他们自然可以参与党内监督。然而，由于新闻机构的本身工作特性，他们亦可以协助或引领舆论监督。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第三十三条规定：“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
　　
　　纵合这一条例的各条款，为了支持舆论监督及令舆论监督的效果更好，新闻记者在采访党政
机关的相关问题时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涉与干预，而新闻机构揭露的相关问题时，也要得到及时调查处理。

　　在《社会新闻报》事件中，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表示，当看见该报对法院的指责时，首先是查看“我们有没有毛病”，看看该报的指责是否成立，亦即是对该报揭露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 。另外，“针对《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中发现的大量事实，国务院建立了专门的督察反馈机制，协调有关部门，对《焦点访谈》揭示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足见新闻机构的报导，在党内引起的调查处理作用。

　　正因为新闻报导所揭示的问题，相关的党领导需要调查处理。故此，违规的单位知道，当其违规事项的相关报导刊登后，单位便会遭受查处；欲邀功的单位知道，将其工作成绩（无论是真是假）见报作宣传，单位内的干部或得到赞赏升迁；一般老百姓知道，报纸报导他们的问题后，相关领导得悉后便会协助解决问题。“一般来说，媒体只有传播功能，不具有解决问题的功能，但中国媒体的官方性质，使媒体具备了这一功能，这是由中国特定时期的特定情景决定的。 ”

　　正因如此，当有“记者”向单位提出隐瞒违规事项或作宣传报导，或向老百姓提出将他们问题刊登于报纸上，但要付一笔费用，由于他们知道亦深信记者这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往往答应。加上除了假记者会以上述手法骗财外，在合法新闻机构中工作的真记者亦会用相同手段骗财。其中2002年6月山西繁峙县发生了金矿爆炸事故，11名新闻记者收取了矿主等人的现金利益以隐瞒事件，其中更包括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 。既然真假记者皆会骗财，所以只要有人自称“记者”，并声称只需给予一笔款项便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相关单位或百姓便会以为这是记者的一般做法，而答应他们的要求。这便为假记者的骗财手段与方法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一般记者能够接触高级官员的机会是透过外访，然而官方媒体记者除了外访外，亦可以透过内部方法与高层官员或其随员接触。这种内部接触方法因其神秘性，更令一般大众对此产生不确定性，所以每当假记者以认识哪个领导，一般大众甚至是单位负责人往往宁愿选择相信。结果不少假记者便打着“内参＂记者及“中央＂记者骗财，令其更具权威，对单位负责人提出付钱“隐瞒违规事项＂或“搞正面宣传＂，他们可能会选择接受，因为他们可能相信，越是高级别的新闻媒体，越容易接触到高级领导。这些记者可以将这些情况在媒体曝光，同时亦可以以内部文件方式传至高级领导手中，这对他们的仕途升降，起重要作用。这亦是前文所提及的新闻机构的当内监督与舆论监督之功能，亦能解释为何假记者骗财可以屡屡得手的原因。

　　党管媒体的一个特点，便是令记者的社会地位更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通常是指社会成员基于社会属性的差别而在社会关系中的相对位置及其围绕这一位置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其中包括三个存在因素：1.社会地位涉有人际间不对称的关注（prominence）；2.涉有人际间不同程度的尊敬（respect）3.在群体内涉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influence）。
　　
　　在中国，作为唯一的新闻媒体，大众要获知新闻消息或国家政策，便要接触官方新闻媒体的消息，所以官方新闻媒体及其记者定必为大众所关注；在民主国家，官方机构一般予人的感觉是公正廉洁，大众对官方媒体也会有多一层的尊重。在专制国家，官方机构一般令大众心存敬畏，这亦包括官方媒体。所以总体来说，大众对官方媒体记者有一定的尊重;记者的影响力更是不用置疑。故此，媒体的官方色彩，令中国的记者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另外，媒体的地位提升亦来自于改革开放后的＂新闻媒体的不断壮大＂、＂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闻媒体的有效监督＂及＂媒体有了众多的受众＂。
　　
　　官方新闻媒体记者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权威亦越大，其文章的影响力亦越大，最后令大众对这记者越尊重及越信任。但中国的记者全都是官方媒体记者，亦即是说，大众已不只是对某个记者产生尊重及信任，而是对普遍记者皆是如此，或可说是对“记者＂这一个词语产生尊重及信任，这自然亦包括盗取了这一身份的“假记者＂，从而对他们亦产生尊重、敬畏及信任，这就为了假记者作案提供有利条件。

　　近日网络上流传一篇名为“一个内地人到香港“咋”做记者？＂的文章，记载一名央视记者被派到香港工作时的感慨：“……按照内地的习惯，新闻记者，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组织者会把你照顾得周周到到。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摄像师到了（香港的采访）现场，门前不仅没人等待，没人给CCTV事先预备下一张热情的笑脸儿，相反胸前倒统一被人先啪地贴上了一块不干胶卷标儿，那卷标儿上面用英文印着“记者”的字样，然后就连人带机器被安插到了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 内地记者使命神圣，肩负重任，香港记者则往往低调平和，身上没有什么优越感；而从内里来说，内地的记者一旦成为“无冕之王”，心里总好像觉得比别人高出了一头，眼前的世界也顿时成了手下的一块小菜板＂。 另一篇题为“英国记者“地位不高””的文章也记载了一个记者的感慨：“……突然意识到在英国作记者的地位实在不高。平时不停访这个、报那个，全是求人家能有空接受访问、透露一些消息。偶尔采访时有主人端来一杯英式奶茶或白水都已感激不尽。却是远道来自北京的采访对象第一次让人感觉到记者工作原来还能如此受尊重。况且采访对象还是获得了国际大奖的新闻人物呢。……”

　　记者地位提高的另一个结果是，令这个工作更具吸引力。记者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或职责，本身并没有成文的特权，但记者却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可以借助本身的工作与权利传递讯息，监督政府及社会，他们的一篇文章可能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及讨论。另外，由于工作性质关系，记者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无论是高级官员或城中富豪名人，或贫苦大众。除了人物之外，记者亦可有机会遇见不同的事，这是一般普通人很难做得到的。这些本身已经是记者工作的吸引之处，若加上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更令不少人希望投身这个行业。根据上海一招聘公司所做的调查，共有七千多名在职人士参与，结果发现“超过七成的职场人想转行当记者，不但社会地位高，收入也让人羡慕。＂

　　由于是党管媒体，所以申请创办报刊的手续亦有严格规定，除了要向所属地区的出版行政部门审批，获批准后，还要转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获批准后，还要到所属地区的新闻出版局登记注册，以领取出版许可证。成为党管媒体的记者的资格亦有相关的规定：“以后各新闻单位录用新的新闻编采人员，必须先培训，取得合格证书 ，方可核发记者证。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规定，除了合格证书外，欲申请记者证的新闻媒体采编人员还需要符合该办法的其他要求，以及得到所属的新闻机构主管部门审核，并向相关部门申报、核准及备案。 另外，签发记者证本身属于一项行政许可，要由国家签发的，具有排他性，这更可以体现记者的官方色彩、国家对记者资格的严格限制，以及记者的社会地位高等特点。

　　这些规定令不少有志投身新闻事业的人被挡于门外（当然有志于亦不等于可以从事该行业）。但由于先前谈论过，作为记者的吸引力及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会，再加上发现作为记者的有利可图性，令某些人动了歪念，而创立非法报刊或当假记者。此外，出售假记者证更是他们骗财的重要手段之一。

　　当假记者除了可以一尝个中滋味外，更重要的是有利可图。这些假记者的收入来源，除了一部份来源自有问题的单位，但亦有一部份来自一般的市民大众。那为何大众也会受假记者所骗？

　　从一些案例可见，一般假记者向公众的行骗方式主要是要求百姓订阅他们所办的非法刊物，甚至是虚构刊物；另一个方法是，向一些需要帮助的百姓说，他们有解决方法（这解决方法可能是不正式或不合法的），然后向他们收取相关费用后，便消声匿迹。

　　百姓愿意订阅非法刊物，除了受到假记者劝说与欺骗外，主要原因也是前文提及的记者的社会地位与官方背景令他们对这些假记者毫不怀疑，甚至言听计从。另外，中国人对官员仍然有一种＂草民跟大人＂的概念，所以一般百姓对官方背景的记者或多或少存有这种上下级关系，而不像西方国家，大众与记者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故此，官方媒体记者对百姓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很可能具有指令性质，而无法抗拒。

　　订阅刊物所涉及的金钱相对而言是少数目（当然这亦不可以接受），真正令到假记者可以发大财的，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声称可以帮助百姓解决任何问题，不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可不可行的，合不合法的，最重要的是百姓要为此付以酬劳。

　　正是因为中国媒体的官方背景及记者的地位高，令百姓相信记者，更相信记者的解决问题能力。当他们遇到问题后，当以正式渠道解决不了问题，＂在絶境中，人们只能寻找媒体，希望通过媒体曝光来引起高层领导或社会公众的关注，以期问题得以解决＂。

　　正如先前所说，基于官方媒体的性质，在大众看来，记者可以以媒体曝光方式公开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问题涉及其他党政部门，同样地，他们亦可以透过内部方式解决。这种方式由于不公开及不透明，其实质的运作方式及适用范围是一个谜，这亦为假记者骗财制造了有利条件。当百姓遇到问题或有些要求，但清楚不能透过媒体曝光方式解决，正苦思如何解之际，若有一个声称是“领导好友的记者＂告诉他，只要给予一些费用，便可以替其解决困难。在中国传统以钱可以解决问题的潜规则或“走后门＂的文化之下，加上对记者的信任及以内部方式解决问题的盼望，所以便向这些“记者＂给予金钱，以期望这些“记者＂可以真的解决他们的问题，替他们找工作 ，甚至相信给记者四十万元便可以将儿子的判刑由死刑变死缓。

　　总括而言，假记者问题出现的原因很多，但大多与国内记者有官方背景有关。要解决此问题，在记者体制上多下功夫、教育国人认识真正记者的职能与使命及改变国人以金钱作私下解决问题的文化是长远的办法。短期的办法，只能对大众及企业单位多加宣传假记者这一概念，提高真正记者的自律及道德水平，以及执法部门加大力度打击假记者问题。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硕士，现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媒介法研究方向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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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篇谈获威尼斯电影节奖影片《色|戒》的文章中说到不要“谈性色变”。有人问我指什么，我说指历史也指现实。

在革命高潮的年代，性绝对是禁忌。当年拍摄梅兰芳、俞振飞两位大师（还有言慧珠）的《牡丹亭•游园惊梦》成电影，描写杜丽娘在梦中同柳梦梅幽会，当然涉及性，有一句唱词：“转过这芍药栏前和你把领口松衣带宽……”，黄色！不好意思叫大师改唱词，但是电影播放时字幕上打出的就不是这句词了，而是“两人谈情说爱”之类的话，多数观众听不懂，马虎过去。到岳美缇、华文漪出演，两个年轻人，那就毫不客气改了唱词，改成什么忘记了。还有后面花神的“混阳蒸变”那一大段有“看他虫儿般蠢动”等词句，自然也改了。三百多年前的文学经典就这样随便改。80年代以后重新演出，才恢复回来。

我要问：现在还可以播放《游园惊梦》吗？是不是又要改唱词了？因为现在出台了一个规定：“禁止策划、制作、播出涉及性生活、性经验、性体会、性器官和性药功能等内容的节目栏目”，总称“禁止涉性节目”，《游园惊梦》不是“涉性”吗？以上五“性”至少涉及仨：性生活、性经验、性体会。

80年代以来，我们对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就是把“性”和淫秽分开。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写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它淫秽物品。
“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
“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这个定义的关键有两条，一是把淫秽物品界定为“诲淫性”，即会引导人们从事非法或者非道德的性活动，二是明确把科学著作和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排除在淫秽物品之外。就是说，我们禁止的是淫秽物品而不是“性”。这个在措词上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的规定，以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权威性确定了我国在涉性问题上的基本法律底线。

在此以前，主管部门也对界定淫秽的标准作了有意义的探索。1988年新闻出版署公布《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其中淫秽出版物，被定义为“在整体上宣扬淫秽行为，挑动人们的性欲，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而又没有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出版物”。共列有7种情况：（一）淫亵性地具体描写性行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二）公然宣扬色情淫荡形象；（三）淫亵性地描述或者传授性技巧；（四）具体描写乱伦、强奸或者其它性犯罪的手段、过程或者细节，足以诱发犯罪的；（五）具体描写少年儿童的性行为；（六）淫亵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它性变态行为，或者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七）其它令普通人不能容忍的对性行为的淫亵性描写。有学者指出，这７条中，凡是正常的性活动都有“淫亵性地”的限制，凡是反伦常的性活动如乱伦、儿童色情等就没有这个限制了。说明一般的涉性问题不在限制范围之内，这是有道理的。这七条明显看到制定者对国际标准的借鉴，后来记得有一个关于视听内容的规定（我一时查不到）也吸取了这七条。它同后来的《刑法》标准在精神上也是一致的。这七条至今没有看到宣布撤销，但是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大概都忘记了。

有人说，视听媒介由于它的形象性和广泛性，需要有更具体的标准。这也有一定道理。1997年广电部《电影审查规定》和1999年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暂行规定》都订立对夹杂淫秽色情内容应当删剪、修改的条款。

电影删剪、修改的标准是：1.不恰当地叙述和描写性及与性有关的情节，正面裸露男女躯体；2.以肯定的态度描写婚外恋、未婚同居及其它不正当男女关系；3.具体描写腐化堕落，可能诱发人们仿效；4.造成强烈感官刺激的较长时间的接吻、爱抚镜头及床上、浴室内的画面；5.具体描写淫乱、强奸、卖淫、嫖娼、同性恋等；6.内容粗俗、趣味低下的对白；7.庸俗、低级的背景音乐及动态、音响效果。

电视剧删剪、修改的标准是：1.直接表现性行为、裸露男女性器官和女性乳房的画面；2.造成强烈感官刺激的接吻、爱抚以及与性相关的不良画面；3.具体表现淫乱、强奸、通奸、卖淫、嫖娼等内容；4.粗俗、下流、趣味低下的台词；5.低级庸俗的剧中音乐及音响效果。

现在这两个规定都失效了。这个领域各种规定的变动特快，甚至有的正式规章半年就改。2006年《电影剧本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代之以“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行为、性变态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它隐秘部位；夹杂肮脏低俗台词、歌曲、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等”。禁止范围明显比过去扩大。2004年《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对这方面就根本不作规定，完全由审查官说了算，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没有可预期性。

就这样，从标准要考虑同基本法律接轨到脱离基本法律，从标准比较具体到越益宽泛，从有标准到没有标准，到了今天，凡性俱禁，玉石俱焚，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

http://zhouze.blog.sohu.com/64966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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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晨起，照例上网，发现博客巴士上《寻访小伙伴》多了两个新帖子，一看是舒泽池，我先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定神再看，大喜过望，马上给他发去Email。中午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附了一张名片。晚上，我们通了电话。

这天很忙，中午儿子要回上海。午后陆晔约喝茶。晚上陪北京来的张鸿霞到尖沙嘴看夜景。我是在回寓所的巴士上同舒泽池通话的。

在互致问候之后－－

我：你是怎么看见的？

他：我告诉别人怎么上我的博客，有朋友觉得打那么多的英文字母太麻烦，我告诉他，只要到google上打五个字，“舒泽池博客”，就可以找到我了，我演示给他看，没有想到，第二行就是“寻访小伙伴”，朋友一走，我就上去仔细地看，主要是你变成“永远长征”了，一时联想不上。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complete=1&hl=zh-CN&q=%E8%88%92%E6%B3%BD%E6%B1%A0%E5%8D%9A%E5%AE%A2&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

我：你怎么考证出魏永征就是当年的魏庸徵呢？在博克巴士上可没有啊。

他：在另外的博客上，还说“两栖”几栖的。

我：喔，那不是我的博客，那是新闻学术网给我做的网页。你真会搜索啊！

他：你的模样基本没有变。

我：你有些发福了。

他：怎么样，还是50年前熟悉的声音吗？（我在email里说，希望及早听到50年前熟悉的声音）

我：用你们音乐家的语言说，变得浑厚了。没有想到，当年唱青蛙呱呱叫的孩子现在成了音乐家。

他（想不起来）：什么青蛙歌？

我：见面再说吧。你住北京哪儿？

他：***。我的博客你看了吗？

我：我去过了，你的高深的音乐理论还有五线谱我看不懂。

他：没有的，你肯定上错了。你按照我说的打五个字就可以去了。

http://everyonesmusic.blog.hexun.com/

我：好的，我回头再拜访。

他：你什么时候来北京？

我：圣诞节。

他：那么我们圣诞节见，你来北京一定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

这个青蛙歌，第一段我还记得：

“青蛙坐在池塘边，两眼望着天。Gua gua gua，gu-a gu-a gu-a gu-a gua gua gua gua gu。”

在一个晚会上，舒泽池唱了这个歌，任维衡说，舒泽池唱得真滑稽。旁边还有一位女生程传湘（我刚想起这个名字，她是小伙伴艺术团的，但是常来串门）说，是的，真好玩。

回来，我把这件事告诉魏武挥，魏武挥说，这再一次印证了博客在六度空间理论中的价值。我说，那你就写一篇博客，我链接过来，让更多人看到互联网和博客的奇妙功能。

Stanley Milgram于1967年提出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  http://weiwuhui.com/archives/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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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个信息发达的地方﹐1000平方公里﹐近700万人口﹐报纸总发行量超过200万份﹐其中收费报纸和免费报纸各占一半 。

在免费报纸出现之前﹐香港的报业市场竞争已经十分激烈﹐互联网的流行以及接入家庭的宽带费用不断下降﹑3G手机日趋普及﹐有人预测报业市场会逐渐走向黄昏。然而﹐随着免费报纸杀入市场﹐报纸的总发行份数不跌反增﹐免费报纸获得了稳定的读者的同时﹐经营免费报纸的公司也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利润﹐吸引更多的竞争对手杀入免费报纸市场。

香港的首份免费报纸是由瑞典Metro International创办的《都市日报》﹐该报于2002年4月15日创刊﹐主要在香港的43个地铁车站里免费发行。

2001年﹐香港地铁公司就“在地铁范围内发行免费报纸”项目进行招标﹐结果Metro International中标﹐取得独家出版及发行免费报纸的合约。

免费报纸在香港刚刚推出时﹐并没有被看好。然而﹐到2003年6月﹐创刊仅14个月的《都市日报》宣布实现收支平衡﹐于是引起同行广泛注意。

根据AC尼尔森统计﹐2004年﹐香港广告业收入达120亿港元，报章平面广告占30%，而《都市日报》约占总收入的3-4%，即3.6亿-4.8亿。据媒体策划公司透露，《都市日报》内页全版广告价格为3.2万至4万元，由于版数有限，每版广告价格稳居3万元以上。业内人士估计，扣除纸费、编采人员薪酬等成本，《都市日报》每月净赚四、五百万 。

数据公布后﹐这块诱人的蛋糕引起多方垂涎﹐从2005年起﹐香港免费报纸峰烟不断﹐相继有两家免费报纸面世﹐分别是星岛报业集团创办的《头条日报》（2005年7月12日创刊）﹐香港中原地产公司老板施永青创办的《AM730》（2005年7月3日创刊）﹐星岛报业集团随后又创办了《头条日报》周六版《快线周报》（2005年9月7日创刊）。

随着《都市日报》的成功﹐免费报纸成了新闻界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着重探讨《都市日报》何以短时间内在香港取得成功。

一﹑香港出版条例宽松﹐信息自由

香港信息自由﹐印刷业发达﹐政府对报刊出版的管制非常宽松。根据《本地报刊注册条例》（香港法例第268章）﹐办理报刊注册手续﹐只需提供报刊名称﹑地址﹑出版次数﹐以及报刊东主或督印人的名称﹑办事处地址﹑香港身份证号码或者公司商业登记号码﹑签署及盖章﹐及缴交相关费用即可﹐换言之﹐任何人﹐任何公司﹐都可以办理注册手续。这是作为一间外国公司的Metro International﹐可以不远万里﹐来到香港办报的前提条件。根据Metro的经验﹐不是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这样敞开大门﹐例如﹐韩国就限定外国传媒最高只能持有公司29.9%权益﹐而香港可以是100%﹐令公司管理方便而高效 。

二﹑免费报纸吸引读者

香港报纸通常实行划一收费﹐每份定价六元﹐畅销报纸每日约100版左右﹐一般报纸也有40-60版。如果每天早晨购买报纸﹐一个月的花销约180元左右。

香港一般住宅用户每月宽带无限量上网费用约为100元左右﹐比买报纸便宜。香港是世界上宽带渗透率最高的地区﹐根据香港电讯管理局的统计﹐截止2005年10月﹐680万人口的香港﹐住宅宽带接驳数量估计为1490,823﹐平均不到5个人就有一条宽带﹐公司宽带接驳量为126,822﹐拥有可下载内容的2.5G-3G的手机用户达220万 ﹐此外﹐还有四家免费电视频道﹐以及收费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宽带电视等等﹐生活在信息爆炸环境中的年轻一代﹐不再象他们的长辈那样有读报的习惯﹐如果报纸不是免费﹐而又非常方便地获取﹐他们很难接近报纸。

免费报纸靠着“免费”和“便利”两大法宝﹐吸引了年轻读者，创造了新的报纸读者群，培养了年轻人免费阅读报纸的习惯。

三﹑跨国公司管理经验及本土化策略

创办《都市日报》的Metro International总部设在瑞典﹐1995年在斯德哥尔摩创办首份地铁报﹐目前﹐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19个国家的86个大城市出版59个版本的报纸 ﹐全球发行量达四百六十万份，在世界报纸发行排行榜中列第三位，各地不同版本的《都市日报》平均每日读者人数达1,230万，是全球最大的免费日报﹐也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媒体之一 。

Metro旗下所有报纸都是沿用同一模式：以年轻、教育程度较高的读者为目标；跟其它传媒合作，减低内容成本；如实报道，避免政治敏感课题或「八卦」消息；报纸尽量跟随总公司预定的模式，再适量地加进本地元素；读者由头至尾二十分钟内读完。

《都市日报》初到香港﹐采取了本地化策略﹐社长﹑总编﹑项目经理均起用华人﹐以避免人生地不熟可能造成的困难。为减少创办初期的投资和风险﹐《都市日报》只设编辑部和广告部﹐人数控制在五十人左右﹐为收费报纸的八到十分之一。《都市日报》将印刷和发行外判。《都市日报》版面一直控制在四十版至六十版左右﹐即使广告再多﹐也不会任意增加纸张﹐广告内容和信息内容保持各半的比例。
《都市日报》亚太区业务发展项目经理周榕说 ﹐免费报纸的运作并不复杂﹐很多报纸看到免费报纸取得成功﹐都想模仿﹐但不是免费报纸都能取得成功。通常﹐如果由一份传统报纸来办免费报纸﹐为保证主报不受冲击﹐他们会将一流的人员放在主报﹐而将二流的人员放在免费报纸﹐免费报纸的新闻可能是主报的边角碎料﹐在管理方面﹐也可能不是一流的人员负责。而《都市日报》恰恰相反﹐只办一份报纸﹐所以选择的是他们认为最好的人员﹐最合适的内容。
四﹑香港地铁人流量大﹑读者稳定

2004年﹐香港地铁每天的乘客量超过230万人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铁路系统之一。香港人口密度大，人流集中，交通四通八达，这给免费报纸的派送带来了方便。

《都市日报》内容精短﹐除头条新闻外﹐每段新闻字数不超过300字﹐每版有12至14段消息﹐图片少而精﹐版式简单﹐编辑可以自行编版﹐此举同时节约了排版人手。报纸内容包罗万有﹐有本地、中国及国际新闻，也有经济、体育及娱乐内容，还有副刊消闲内容﹐如旅游﹑健康﹑菜谱等﹐为帮助读者认识简体字以及阅读英文﹐还特意安排一版简体字内容﹐一版英文新闻。为加强互动﹐《都市日报》刊登读者来函﹑读者来相﹑读者留言﹐并辟有星座运程﹑电视节目表﹑电视剧剧情介绍等等。《都市日报》设有记者﹐遇本地发生较大新闻，会派记者采访，平时向有线电视购买本地新闻，而外国新闻则来自通讯社，或透过Metro World News的国际平台获取。作为一张免费报纸﹐《都市日报》没有社评﹐立场持平﹐但设有专栏文章﹐由本地一些知名人士轮番执笔。
《都市日报》的风格﹐迎合了香港年轻上班族的阅报习惯﹐每天在上班路上花20分钟时间浏览完报纸﹐如果有兴趣﹐可以带到办公室或者带回家﹐免费报纸体积小﹐方便携带。由于定位清晰﹐发行量稳定﹐《都市日报》的广告在初期成长迅速﹐每年都有双位数的成长。
五﹑与传统报纸和平共处﹐积极融入本地社会
《都市日报》面世时﹐香港的传统报纸没有象欧洲一些报纸﹐对免费报纸施以重压﹐传统报纸开始并没有把这份新生媒体看成是竞争对手﹐这与香港的工会权力不象欧洲那样大有关系﹐也与香港成熟的营商环境以及完善的法治有关系。 即使《都市日报》取得成功﹐传统媒体与免费报纸也能够和平共处。
虽然是一张免费报纸﹐但《都市日报》努力融入本地的新闻圈﹐加入了香港报业的同业组织“香港报业公会”﹐并在新闻制作方面努力保持一定水准。《独市日报》偶有独家消息﹐也有获奖新闻﹐2003年3月﹐在政府公布新一年预算案前﹐《都市日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商业巨头李嘉诚﹐该报关于李嘉诚对增加利得税的看法被多家媒体转载。《都市日报》记者拍摄的一幅反映市民齐心对抗SARS的新闻图片，夺得香港报业公会举办的“2003年香港最佳新闻奖”“最佳新闻图片”冠军。
六﹑与地铁的合作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都市日报》在香港取得成功﹐除了免费报纸这个概念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都市日报》最初面世时﹐是以地铁里的免费报纸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与地铁的合约非常重要。如果地铁收的钱多﹐《都市日报》赚得就少﹐想在14个月内达致收支平衡就不可能。因此﹐可以说﹐《都市日报》当初与地铁的交易成本设计得比较划算。

《都市日报》与地铁公司的首份合约为期三年﹐2005年约满已经续签﹐新的合约为五年﹐到2010年约满。地铁公司已表示﹐在《都市日报》约满之前﹐不会考虑引入第二家免费日报 。

据估算﹐2004年﹐《都市日报》营业额比2003年上升49%，而2005年首季营业额较2004年同期上升35%。 至于地铁方面的收益﹐由于合约内容保密﹐难以一窥真相﹐不过从地铁公司与《都市日报》续约五年的迹象看﹐地铁方面应该也获益非浅。

随着《都市日报》的成功﹐2005年香港涌现出多家免费报纸﹐免费报纸下一步如何发展﹐还需拭目以待。

2 《3份免费报章不太多》 明报 2005-08-18
3 《免费日报：传统报业新冲击》  香港印艺261期/2005年9月
4  都市日报必胜方程式  盛世杂志 2005-08-01
5  数字参考香港电讯管理局网站http://gbcode.ofta.gov.hk
8  参见Metro International网页http://www.metro.lu/
9  全世界最大型的环球免费报章  都市日报 2003-04-16
10  施永青得米  信报财经新闻   孔少林  2005-06-13
11  2005年12月采访周榕
13  注﹕星岛报业集团创办的《快线周报》周六在地铁发行﹐而《都市日报》周一至周五在地铁发行﹐这样﹐每天地铁里边只有一份免费报纸。
14  施永青得米  信报财经新闻   孔少林  2005-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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