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要：
随着全国开展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四假＂的专项行动中收缴大量非法报刊，以及当中的一个典型案例《社会新闻报》案告侦破，令社会各界将目光重投于非法报刊及假记者等问题上。本文试图透过近年一些“假记者”案件的分析，以推论为何中国出现“假记者”问题。结果发现这与中国新闻机构与记者体制有关。
关键词：
假记者 体制 党管媒体 社会地位 舆论监督
近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了“假记者，真敛财”的专辑，一名假记者办了一份非法报章《社会新闻报》，涉嫌以在该报“见报”为名，向大众收取见报费，借机骗财 。这事件令笔者感到很惊讶与好奇。作为香港人的笔者，在印象中，只听过有香港记者在采访时假冒其他人以骗取受访者信任，但从未听过有人假扮记者，更不要说是假扮记者骗财。香港人投稿至报馆，若获报馆刊登，报馆或予以薄酬，但从未听见过投稿人反而要向报馆支付“见报费”。
翻看一些数据，原来假记者及非法报章在中国已不算什么新奇事。各省市不时会出现假记者，或透过非法出版物，或其他方法进行诈骗活动。自8月以来，全国开展了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四假＂的专项行动。单在8月至10月，上述行动与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专项行动开展期间，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3046.3万件，其中非法报刊150多种124万多份。
这么多的非法报刊，为他们服务的假记者的数目可想而知，被他们所骗的人更不会是一个小数目。当中的受骗对象由普罗大众至商业机构，甚至是国家干部。既然不是新鲜事，亦有媒体作广泛报导，为何仍不时有假记者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仍有不少人给假记者所骗？
一般大众认为，假记者问题不断出现，主要原因在一些单位本身存在违规犯法行为，所以就算明知对方是假记者，为免自身的问题曝光，或怕事情不断扩大，所以对假记者的要求，都尽量予以满足，不敢说不，亦不敢报警。事成后的假记者又可以找另一个目标进行。人民网进行了一个名为《您认为“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等情况存在的根源是什么？》的网上调查，结果发现近九成参与调查者认为“有些被报道对象害怕舆论监督”是主要原因。 除了这一原因外，其他原因包括有关方面没有核实记者身份、真记者也有这些欺诈行为、记者本身的话语权及特权等。
本文试图透过对近年一些“假记者”案件的分析，找出这些假记者的行骗名目与手法（详情可参看附表的案例分析），以推论为何中国出现“假记者”问题。结果发现，这些“假记者”的骗财名目主要有以隐瞒违规事件为由收取费用、以“搞正面宣传”为由收取费用、透过征订报章杂志骗财、付钱可以当该报记者及收取费用以＂为民请命＂。主要手段包括自称与领导相熟、声称中央或香港媒体记者、之前已拌倒不少官员、不断缠扰及有实质证据证明等。
翻看这些案件，不难发现，这些假记者很轻易便能骗财。个别单位很容易答应“搞正面宣传”的要求，部份民众更会主动接触假记者，送上金钱，寻求协助，但这些单位或民众并没有不见得光的事，但为何仍然答应假记者的要求？即使部份“心中有鬼”的单位负责人，在无奈下被迫向这些记者“纳粮”，但也先要令这个负责人相信眼前的“记者”有能力搜集其违规证据，有能力将其拌倒，同时在收了钱之后，有能力将事件隐瞒，该负责人才愿意付钱了事，其他单位及百姓也因相信“记者”有能力“搞正面宣传”及解决其困难，才愿意给钱予该记者。然而为何国人那么相信记者的能力？假记者得以猖獗的其中一个原因，归根究底，是中国的新闻媒体并非一个商业企业或私人事业，而是一个有官方色彩的党管事业。
中国共产党一直很重视新闻工作，亦了解现代传播的效用，因为透过传播手段，可以最迅速、最广泛将消息、思想、政策及意见传递至社会各个阶层，并引起讨论、反馈及再传播。另一方面，共产党因为得到人民的支持以建立政权，所有在建立政权前或后，一直很重视群众工作，将党的思想与政策告知群众，让群众知悉并跟随，并继续支持党的工作，令政权得以巩固与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新中国成立后订立的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而“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新闻事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根本保证。＂ 故此，自新中国成立后，各新闻媒体便需接受审批登记注册，并接受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思想与政策。此外，共产党直接领导新闻媒体亦有便于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正面宣传为主的报导方针。 共产党领导新闻事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正面宣传为主等方针更见于1991年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这样的新闻体制确有其独特的优点，对凝聚人心，团结广大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改革开放，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显著效果。无疑，绝大多数内地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中，尽职尽力，也受到了民众的赞扬和认同。
然而党管的新闻媒体与假记者猖狂有何关系呢？这主要体现在记者的报导效力高、社会地位高、参与新闻编采工作难及大众对记者的信任上。
传播效果之强大，多年来已为传播学、社会学或心理学学者所验证。新闻机构作为一个讯息的传者，其传播的新闻效果也非常强大。中国的新闻机构所传递的新闻消息当然亦有相类似的效果。然而，由于是党管媒体，中国的新闻机构在传递消息时，便多了一重与他国一般新闻机构没有的效果，便是透过新闻揭露出来的问题，将有相关的党政机关跟进。
由于中国新闻机构属于一定的党组织，所以他们自然可以参与党内监督。然而，由于新闻机构的本身工作特性，他们亦可以协助或引领舆论监督。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第三十三条规定：“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
纵合这一条例的各条款，为了支持舆论监督及令舆论监督的效果更好，新闻记者在采访党政
机关的相关问题时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涉与干预，而新闻机构揭露的相关问题时，也要得到及时调查处理。
在《社会新闻报》事件中，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表示，当看见该报对法院的指责时，首先是查看“我们有没有毛病”，看看该报的指责是否成立，亦即是对该报揭露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 。另外，“针对《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中发现的大量事实，国务院建立了专门的督察反馈机制，协调有关部门，对《焦点访谈》揭示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足见新闻机构的报导，在党内引起的调查处理作用。
正因为新闻报导所揭示的问题，相关的党领导需要调查处理。故此，违规的单位知道，当其违规事项的相关报导刊登后，单位便会遭受查处；欲邀功的单位知道，将其工作成绩（无论是真是假）见报作宣传，单位内的干部或得到赞赏升迁；一般老百姓知道，报纸报导他们的问题后，相关领导得悉后便会协助解决问题。“一般来说，媒体只有传播功能，不具有解决问题的功能，但中国媒体的官方性质，使媒体具备了这一功能，这是由中国特定时期的特定情景决定的。 ”
正因如此，当有“记者”向单位提出隐瞒违规事项或作宣传报导，或向老百姓提出将他们问题刊登于报纸上，但要付一笔费用，由于他们知道亦深信记者这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往往答应。加上除了假记者会以上述手法骗财外，在合法新闻机构中工作的真记者亦会用相同手段骗财。其中2002年6月山西繁峙县发生了金矿爆炸事故，11名新闻记者收取了矿主等人的现金利益以隐瞒事件，其中更包括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 。既然真假记者皆会骗财，所以只要有人自称“记者”，并声称只需给予一笔款项便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相关单位或百姓便会以为这是记者的一般做法，而答应他们的要求。这便为假记者的骗财手段与方法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一般记者能够接触高级官员的机会是透过外访，然而官方媒体记者除了外访外，亦可以透过内部方法与高层官员或其随员接触。这种内部接触方法因其神秘性，更令一般大众对此产生不确定性，所以每当假记者以认识哪个领导，一般大众甚至是单位负责人往往宁愿选择相信。结果不少假记者便打着“内参＂记者及“中央＂记者骗财，令其更具权威，对单位负责人提出付钱“隐瞒违规事项＂或“搞正面宣传＂，他们可能会选择接受，因为他们可能相信，越是高级别的新闻媒体，越容易接触到高级领导。这些记者可以将这些情况在媒体曝光，同时亦可以以内部文件方式传至高级领导手中，这对他们的仕途升降，起重要作用。这亦是前文所提及的新闻机构的当内监督与舆论监督之功能，亦能解释为何假记者骗财可以屡屡得手的原因。
党管媒体的一个特点，便是令记者的社会地位更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通常是指社会成员基于社会属性的差别而在社会关系中的相对位置及其围绕这一位置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其中包括三个存在因素：1.社会地位涉有人际间不对称的关注（prominence）；2.涉有人际间不同程度的尊敬（respect）3.在群体内涉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influence）。
在中国，作为唯一的新闻媒体，大众要获知新闻消息或国家政策，便要接触官方新闻媒体的消息，所以官方新闻媒体及其记者定必为大众所关注；在民主国家，官方机构一般予人的感觉是公正廉洁，大众对官方媒体也会有多一层的尊重。在专制国家，官方机构一般令大众心存敬畏，这亦包括官方媒体。所以总体来说，大众对官方媒体记者有一定的尊重;记者的影响力更是不用置疑。故此，媒体的官方色彩，令中国的记者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另外，媒体的地位提升亦来自于改革开放后的＂新闻媒体的不断壮大＂、＂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闻媒体的有效监督＂及＂媒体有了众多的受众＂。
官方新闻媒体记者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权威亦越大，其文章的影响力亦越大，最后令大众对这记者越尊重及越信任。但中国的记者全都是官方媒体记者，亦即是说，大众已不只是对某个记者产生尊重及信任，而是对普遍记者皆是如此，或可说是对“记者＂这一个词语产生尊重及信任，这自然亦包括盗取了这一身份的“假记者＂，从而对他们亦产生尊重、敬畏及信任，这就为了假记者作案提供有利条件。
近日网络上流传一篇名为“一个内地人到香港“咋”做记者？＂的文章，记载一名央视记者被派到香港工作时的感慨：“……按照内地的习惯，新闻记者，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组织者会把你照顾得周周到到。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摄像师到了（香港的采访）现场，门前不仅没人等待，没人给CCTV事先预备下一张热情的笑脸儿，相反胸前倒统一被人先啪地贴上了一块不干胶卷标儿，那卷标儿上面用英文印着“记者”的字样，然后就连人带机器被安插到了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 内地记者使命神圣，肩负重任，香港记者则往往低调平和，身上没有什么优越感；而从内里来说，内地的记者一旦成为“无冕之王”，心里总好像觉得比别人高出了一头，眼前的世界也顿时成了手下的一块小菜板＂。 另一篇题为“英国记者“地位不高””的文章也记载了一个记者的感慨：“……突然意识到在英国作记者的地位实在不高。平时不停访这个、报那个，全是求人家能有空接受访问、透露一些消息。偶尔采访时有主人端来一杯英式奶茶或白水都已感激不尽。却是远道来自北京的采访对象第一次让人感觉到记者工作原来还能如此受尊重。况且采访对象还是获得了国际大奖的新闻人物呢。……”
记者地位提高的另一个结果是，令这个工作更具吸引力。记者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或职责，本身并没有成文的特权，但记者却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可以借助本身的工作与权利传递讯息，监督政府及社会，他们的一篇文章可能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及讨论。另外，由于工作性质关系，记者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无论是高级官员或城中富豪名人，或贫苦大众。除了人物之外，记者亦可有机会遇见不同的事，这是一般普通人很难做得到的。这些本身已经是记者工作的吸引之处，若加上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更令不少人希望投身这个行业。根据上海一招聘公司所做的调查，共有七千多名在职人士参与，结果发现“超过七成的职场人想转行当记者，不但社会地位高，收入也让人羡慕。＂
由于是党管媒体，所以申请创办报刊的手续亦有严格规定，除了要向所属地区的出版行政部门审批，获批准后，还要转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获批准后，还要到所属地区的新闻出版局登记注册，以领取出版许可证。成为党管媒体的记者的资格亦有相关的规定：“以后各新闻单位录用新的新闻编采人员，必须先培训，取得合格证书 ，方可核发记者证。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规定，除了合格证书外，欲申请记者证的新闻媒体采编人员还需要符合该办法的其他要求，以及得到所属的新闻机构主管部门审核，并向相关部门申报、核准及备案。 另外，签发记者证本身属于一项行政许可，要由国家签发的，具有排他性，这更可以体现记者的官方色彩、国家对记者资格的严格限制，以及记者的社会地位高等特点。
这些规定令不少有志投身新闻事业的人被挡于门外（当然有志于亦不等于可以从事该行业）。但由于先前谈论过，作为记者的吸引力及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会，再加上发现作为记者的有利可图性，令某些人动了歪念，而创立非法报刊或当假记者。此外，出售假记者证更是他们骗财的重要手段之一。
当假记者除了可以一尝个中滋味外，更重要的是有利可图。这些假记者的收入来源，除了一部份来源自有问题的单位，但亦有一部份来自一般的市民大众。那为何大众也会受假记者所骗？
从一些案例可见，一般假记者向公众的行骗方式主要是要求百姓订阅他们所办的非法刊物，甚至是虚构刊物；另一个方法是，向一些需要帮助的百姓说，他们有解决方法（这解决方法可能是不正式或不合法的），然后向他们收取相关费用后，便消声匿迹。
百姓愿意订阅非法刊物，除了受到假记者劝说与欺骗外，主要原因也是前文提及的记者的社会地位与官方背景令他们对这些假记者毫不怀疑，甚至言听计从。另外，中国人对官员仍然有一种＂草民跟大人＂的概念，所以一般百姓对官方背景的记者或多或少存有这种上下级关系，而不像西方国家，大众与记者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故此，官方媒体记者对百姓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很可能具有指令性质，而无法抗拒。
订阅刊物所涉及的金钱相对而言是少数目（当然这亦不可以接受），真正令到假记者可以发大财的，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声称可以帮助百姓解决任何问题，不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可不可行的，合不合法的，最重要的是百姓要为此付以酬劳。
正是因为中国媒体的官方背景及记者的地位高，令百姓相信记者，更相信记者的解决问题能力。当他们遇到问题后，当以正式渠道解决不了问题，＂在絶境中，人们只能寻找媒体，希望通过媒体曝光来引起高层领导或社会公众的关注，以期问题得以解决＂。
正如先前所说，基于官方媒体的性质，在大众看来，记者可以以媒体曝光方式公开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问题涉及其他党政部门，同样地，他们亦可以透过内部方式解决。这种方式由于不公开及不透明，其实质的运作方式及适用范围是一个谜，这亦为假记者骗财制造了有利条件。当百姓遇到问题或有些要求，但清楚不能透过媒体曝光方式解决，正苦思如何解之际，若有一个声称是“领导好友的记者＂告诉他，只要给予一些费用，便可以替其解决困难。在中国传统以钱可以解决问题的潜规则或“走后门＂的文化之下，加上对记者的信任及以内部方式解决问题的盼望，所以便向这些“记者＂给予金钱，以期望这些“记者＂可以真的解决他们的问题，替他们找工作 ，甚至相信给记者四十万元便可以将儿子的判刑由死刑变死缓。
总括而言，假记者问题出现的原因很多，但大多与国内记者有官方背景有关。要解决此问题，在记者体制上多下功夫、教育国人认识真正记者的职能与使命及改变国人以金钱作私下解决问题的文化是长远的办法。短期的办法，只能对大众及企业单位多加宣传假记者这一概念，提高真正记者的自律及道德水平，以及执法部门加大力度打击假记者问题。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硕士，现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媒介法研究方向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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