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新聞記者法”出臺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8月24日公布、10月15日起施行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可以看做是一部 […]

6 Comments

纪念《疯女之谜》诽谤案20周年

一、特殊时期的特殊贡献
二、第一次宪法攻防战
三、有权才有责的思考

6 Comments

中國传媒法制建设30年

魏永征
提出要为言论、传播立法,至今已经整整30年。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初一篇有影响的文章题为《要大大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发表于1978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作者之一就是大家熟悉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文章回顾了“文革”期间人民权利受到践踏的情况,提出要制定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自此开启了中国传播法制建设的漫长历程。

No Comments

自媒体的力量

魏永征    魏武揮 摘要 本文站在解釋性研究的立場上,詮釋了大字報類似魔弹论的效用為何而誕生,也分析了Blo […]

No Comments

魏永征、张鸿霞:考察“公众人物”概念在中国大众媒介诽谤案件中的應用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

1 Comment

从沙利文原则到雷诺兹特权/对借鉴外国诽谤法的思考

魏永征  白净

1964年美国的警官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在美国确立了公众官员(public officials)起诉媒体诽谤,必须证明媒体具有“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的原则1,后来这个原则又被延伸到“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s,又译公共人物)。这个在美国被称为“里程碑”的案例,在我国业界已经广为人知

No Comments

中国信息公开的进程(上)

提要:本文通过回顾国际信息自由的发展和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历程,着重介绍中国近年来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情况,论述公民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的有关问题,阐述信息公开的基本要求,指出在中国实现信息公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Comment

中国信息公开的进程(下)

1983年通过、1996年修改的《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国家统计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机构要依照规定定期公布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资料。

No Comments

十六大以来中国传媒政策法规的调整

内容提要:本文概叙中共十六大以后,国家对传媒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主要是把以影视制作为主这一部分内容产业分离出来,走向产业化。其中最重大变化是放宽市场准入,容许民资、外资进入这个领域,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文章指出,这个变化将推动传媒业管理的法治。

1 Comment

信息公开,还是信息控制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当前信息公开潮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信息公开的名义下强化信息控制。文章从立法原则、信息公开的法制基础和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利三个方面痛斥这种做法的荒谬。文章指出,信息公开是我国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所要解决的根本性的问题之一,必须从破除某些陈旧观念做起。

No Comments

媒体和司法审判:应该如何平衡?

以刘涌案为例

徐迅律师去年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文章,报道她在这一年一连参加了四次有关媒体和司法的学术研讨活动,指出有关媒体和司法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平衡,乃是2003年中国新闻界和法律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么多的研讨活动,但是仅从这一年新闻媒介上的报道热点,例如孙大午案、刘涌案、宝马车肇事案等等,也无不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媒介和司法之间的互动作用。其中刘涌案,历时两年,一波三折,尤为不可多得的典型个案。检阅此案有关报道和评论 ,颇有感悟,谨撰此文,就教于诸位。

No Comments

从《红太阳》案看媒介内容管理的法治(上)

今年发生的公民朱元涛诉中国首都机场海关没收港版图书《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行政诉讼案,终审判决撤销海关的行政处罚。这是中国司法审裁行政禁制出版物行为的合法性的第一案。本文拟就此案对媒介内容管理如何实行法治原则进行探讨。

No Comments

从《红太阳》案看媒介内容管理的法治(下)

(三)媒介内容管理应当走向法治
长期以来,我们媒介内容管理的主要方式是随机调控,按照领导批示、有关部门的指令以至审读人员的意见、工作人员的电话办事,一些禁止措施往往也是这样下达贯彻的。正如中国著名党报工作者、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同志不久前指出的那样:

No Comments

比较SARS初期的中港传媒看公共信息传播

2003年春夏之交SARS,在新一届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奋战,疫势已经得到遏制。要战胜疫灾,信息透明和畅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现在中国的内地、香港、台湾以及世界上所有受到疫灾侵袭的国家和地区,无不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及时公布疫情,以利世界知晓,协同作战。但是在SARS初起之时,中国内地由于在公共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缺陷,一度应对不力,扩大了疫情的负面影响。对比香港,虽然政府官员也承认在初期反应慢了一步,但是由于传媒迅速报道,将疫情公诸社会,对全民抗疫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仅通过对中国内地传媒和香港传媒有关报道的比较,就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公共信息披露问题作一探讨。

No Comments

在“一国两制”下对表达自由与公共权力的界定(上)

――一位中国大陆学者看《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

内容提要:
香港实施《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进一步落实“一国两制”的一项创造性工作。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必须承担保护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祖国的国家安全的义务,这是全新的课题。如果说,由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国),香港必须立法保护国家安全,那么,由于香港同广袤的中国大陆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两制),在如何立法方面,香港固有的人权理念和相应的制度就必须得到尊重。不讲“一国”固然大谬,不讲“两制”同样不行。“自行立法”就是贯彻“一国两制”的独特设计,确认香港可以在自己原有的人权制度和理念的框架内,对有关问题作出特殊处理。文章指出,现有的立法草案基本坚持了港人原有理念,力图把因保护国家安全而对表达自由的限制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同时又消除了港英时代的某些陈旧遗迹。但是港人有些理念不可避免也会有适度的调整。文章指出立法过程体现了香港实行的新闻自由制度的生命力,是香港成功的基石。

1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