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立法，借两会东风，吹皱一池春水，引来各种意见的交汇。笔者认为，对于各种不同意见可归纳出的最大共识，就是都期望国家在经济上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的政治文化社会也都能够朝着更文明健康自由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中国梦”的核心所在。
一、 新闻传播立法之意涵
在探讨相关立法的问题时，必须对于一些范畴、概念、议题（issue）先进行区分和辨析，这以便明确大家研究的问题、探讨的议题具有相同指向，从立法技术上来讲，立法宗旨与调整对象和规范方法之间具有内在逻辑性和协调性。 Read more…
陈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最近热议有某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宴饮中唱歌说话被拍成视频在网上流传，这属于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是不是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魏永征：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视频中说唱者并不是向公众传播，不具有大众传播的特点和意图。但也不是点对点传播，不是通信，通信受通信秘密保护。他是私下里向一起餐饮的朋友传播，有自己可见的特定的范围，这不是私生活，而是社交场合，在传播学中属于小群体传播。即使有不当的言论，并非公然散布。在西方法律概念下，只要有第三人知道就构成诽谤，我国对此没有明确界定。因此，我认为对说唱者来说，即使说话有所不当，也是一个伦理问题、操守问题，而不构成法律问题。 Read more…
“到底是教授还是野兽？”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吴晓平在《听我韶韶》栏目中，就涉及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的一起案件进行了评论，孔以侵害其名誉权诉至法院，索赔20万元。12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孔庆东的诉讼请求。在网上引起热议，赞弹皆有，且颇激烈。
本人对孔教授为人师表，却屡屡在网上大爆粗口，相当不以为然。据我看来，有关此案争议主要并不在判决结果，而在判决引用了近年来在流行于学界、并且在有些判决中也时有出现的一个命题，即所谓公众人物人格权益应该“克减”、“弱化”，孔教授属于公众人物，所以必须“容忍”他人的非议或贬损。肯定者说有利于给舆论监督减压，批评者说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还有追本溯源，称公众人物概念和公众人物权益“克减”的原则来自美国，并且是国际通行的准则。
本人认为，说“公众人物”这个概念来自美国不错，在名誉权法、人身权法研究中进行学术讨论完全可以，但是轻率引入作为审判依据，在我国并无法律根据且与现行法制存在冲突，已经造成一定混乱。 Read more…
近日，一个弥天大谎惊动传媒业界。事涉名人，又是女性，非但桃色，而且言之污秽不堪，造谣者似乎颇谙传播之道，显然想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谣言转移公众视线，摆脱当事人主持的媒体和另外一些媒体对他历年来充当“权力猎手”的“起底”。
谣言出笼的第一时间，人们就从当事人的年龄、公务行踪等因素令人信服地指出此事绝无可能。紧接着当事人的媒体也发布声明引用民、刑两法有关制裁侮辱、诽谤的规定，将追究造谣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Read more…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在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做工作报告，当天上海《新民晚报》第二版配合会议消息发表的图表上披露了一条信息：2014年部分一审民事案件增长情况中，名誉权案件增长达27.9%。
但是经查周强报
告正文，没有这个数字。网上也搜不到。我先向晚报编辑部核实，据在会议现场采访的记者回应，这是院长做报告时打出ppt显示的。询问最高人民法院方面，也确认这个数字载于院长报告的附件。
这个数字很值得关注。
名誉权案件的起伏消长 Read more…
魏永征 贾 楠
2014年是我国严打新闻腐败的一年。一年之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简称“总局”）就查处有新闻腐败行为的媒体发布了四次通报， 6月检察部门以涉嫌受贿对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立案侦查，9月检察部门查处21世纪传媒集团敲诈案件，都是震惊全国的案件。今年2月，总局又就中国文化报社等违法违规案件及新华社记者受贿案发布第五次通报。查处这些案件，重创了新闻腐败的歪风邪气，也为我们进一步在业界防腐反腐，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体制和环境提供了重要借鉴。本文仅从坚持和完善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的制度作一些评述。 Read more…
据说对新闻传播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划定传播内容合法和非法的界线，边界不明、底线不清，媒体就不好把握。以法律条文规定，哪些能传播，哪些不能传播，媒体就可以拥有自主权了。
这当然是很正确、很理想的。
不过，这样的法律界线应该早就存在了。 Read more…
没有想到，新华社记者请她所采访的陈道明看稿改稿一事，竟然引起如此强烈的吐槽，而且罪名不小：“很丢脸”，“自我矮化”，“有损尊严”，“没有专业素养”，“犯了媒介伦理大忌”，“难保客观中立”，“打了新华社的脸”，还有更难听的，不能引了。
这篇对陈道明的千字专访，除了必要的交代和联接词句外，全是陈道明的话，有的带引号，有的没有引号。在我看来，这样的报道，请采访对象看(审阅)并且修改，那是正常的，不看就发表才是不正常的。 Read more…
实施“网络人身权纠纷司法解释”的一个难点
虽然《侵权责任法》第36条已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侵权纠纷中的责任作出了特殊规定，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简称“网络侵权司法解释”）又作出了具体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仍然存在难点。
在去年11月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生在上海越剧院的一起利用微博侵害他人名誉权纠纷的终审判决中，新浪微博的经营商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总额约45万元的赔偿金。
院长、演员横遭恶言侮辱 Read more…
北大孔庆东教授常在网上爆出粗口，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吴晓平在节目中以“到底是教授还是野兽”为题进行评论，被孔教授起诉侵害名誉权，去年12月法院一审判决孔教授败诉。判决书中有段文字指孔教授属于“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的人格权益保护应当“克减”，孔对社会舆论应有“较高容忍义务”（简称“克减”论）。此论引起舆论反弹，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挪揄“判决确立的规则是：公众人物可以在电视上对骂，互不担责”，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林治波则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质问此判依据何在。也有评论指这个“克减”论来头不小，盖源于上世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警官萨利文诉纽约时报诽谤案的判决，并且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准则。
在传媒法领域，“克减”论确是一个热门话题，并且在本世纪进入司法实务，歧见一直存在。现借孔案对此作一简单而明确的澄清。 Read more…
马年岁尾，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查处《中国产经新闻》等媒体违法违规案件发布通报，这是去年4月以来总局的第五次反腐通报。
检视五批通报共查处案例31个，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其中11例属于单个从业人员违法乱纪、利用职务之便牟取非法利益，其余20例都与新闻单位混淆采编和经营业务有关：向采编人员摊派发行、广告业务，下达创收指标的有之；任用采编人员兼任经营人员，利用采编优势开展经营业务的有之；任用经营人员或商业公司从事采编业务，在采编活动中进行“创收”的有之；与社会上的商业公司合作，以宣传报导交换商业利益的有之；以承包合作等方式，将媒体采编业务领导权转让给商业公司的有之。而个人腐败11例中也不乏在采编活动中非法牟利。联系去年检察机关查处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兼任广告中心主任大肆受贿，21世纪传媒集团向下属媒体和采编人员层层下达创收指标进行新闻敲诈等案件无不表明：采编和经营混同是造成新闻腐败的最大漏洞。也可以说，采编和经营不分本身就是一种新闻腐败。 Read more…
在“为秘密消息源保密和法庭作证问题学术讨论会”的视频发言
(2015年2月4日，经发言人整理)
在回顾过去2014年传媒法事件之时，“世奢会”诉《新京报》《南方周末》名誉权案件被列为十大传媒法事件之一，其理由就是由于被告媒体以保护秘密消息源而没有让消息源出庭作证，导致败诉，成为一个使保护秘密消息源问题“浮出水面”的典型案例。我对此表示保留，不是反对媒体保护秘密消息源，而是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媒体作为诉讼一方不可能以保护消息源为由而不履行法律要求的举证责任。我在1月20日的《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短文《新闻媒体没有不举证就胜诉的特权》阐述了我的观点。而现在这个“为秘密消息源保密和法庭作证问题学术讨论会”，使我可以更充裕地介绍我的观点，这要感谢会议的主办方。
西方關於記者拒證權並非想象中的那樣
在西方国家的新闻伦理中，根据消息源的要求为他保密是一个重要原则。基本原理就是信守承诺，消息源冒着风险给媒体提供重要消息，为了自身安全要求予以保密，如果置承诺于不顾，泄露出去，以后谁还信赖你、愿意给你提供消息呢？为此，新闻界要求政府和司法机关尊重这条规范，赋予记者在警方、法庭调查案件时免于提供消息来源作为证据的权利，这称为记者拒证权。 Read more…
去年底，北大教授孔庆东告电视节目主播吴晓平和他的工作单位南京广播电视台侵害名誉权案一审败诉，尚待二审，网上议论不少，但是似乎没有人提到，吴晓平在这个案子中应该当被告吗？
因新闻报道或评论等引起侵权纠纷，最初确曾实行媒体和作者“双被告”。至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6问规定：“因新闻报道或其它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吴晓平是南京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被起诉的节目是南京台的固定栏目，吴在节目中发表评论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如果孔庆东同时起诉吴晓平和南京台，法院受理时应该把吴晓平撤下来，只列南京台为被告。 Read more…
对年初两起媒体事件的思考
魏永征 贾 楠
没有想到，2015年对于传媒业界和学界来说，是在激烈的所谓“伦理大战”中开始的。跨年之夜上海外滩踩踏惨剧中复旦大学一位花季女生不幸遇难，1月中旬知名歌手姚贝娜盛年早逝，相关的媒体行为（采访和报道）一时成为广泛争论的话题，涉及问题包括相关报道是满足公众知情权还是消费亡故者，应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伤还是对权力责任的拷问，如何保护死者隐私和避免对其亲人的第二次伤害，面对死亡主题的记者采访报道从空间到方式的底线，如此等等。
不论对阵的人们采用过何等激烈的语词，也不管这究竟是“与假想敌”作战还是“隔空喊话”，这场“大战”的得益显然远远大于在争吵喧闹中难免产生的某些语词伤害，其正面效应如今正在一些学刊上陆续发表的文章、评论中显现。
本文不再重复谈论上述那些具体话题，仅从基本伦理观念方面作一点探讨。 Read more…
有家传媒集团的高层人士最近说：新闻是换不来钱的。
这可以说是自有新闻传播以来至今为止的常态。历来大多数报纸都以低于或平于成本或极其薄利的价格销售，绝大多数广播电视节目都是免费收听收看。那么新闻从业员喝西北风吗？业界通行两次销售说：第一次把新闻出售或提供给受众，第二次把受众卖给广告商，广告收入成为新闻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数百年来新闻传播产业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式运作。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