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立法三问:可否传播的界限不是已经有了吗?

据说对新闻传播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划定传播内容合法和非法的界线,边界不明、底线不清,媒体就不好把握。以法律条文规定,哪些能传播,哪些不能传播,媒体就可以拥有自主权了。

这当然是很正确、很理想的。

不过,这样的法律界线应该早就存在了。

例如《出版管理条例》,就明确规定了任何出版物(包括报刊)不得传播的内容,共计10条: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宣扬邪教、迷信的;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这个禁载10条,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较早时候1996年《电影管理条例》是6条,1997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是7条,稍后《出版管理条例》是8条,2000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是9条,2001年修改后的《出版管理条例》和《电影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都达到10条,内容一样。禁载规定原先有一条“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2001年修改的几个“条例”变为“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以往各法规最后一项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2001年修改的“条例”改作“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可以说,它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所以当2011年《出版管理条例》第三次修订时,就没有再作增加或改动。

有一个说法,说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现在是两个尺度,新媒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传统媒体则是带着镣铐跳舞,这很不公平,所以应该把两者的尺度统一起来,一个尺度管到底。这说得似乎也不错。

但如果从法律层面来说,似乎并不存在这样两个尺度的情况。2000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禁止内容有9条: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与那10条比较起来,就少了“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这一条,也许这就是“尺度”差异吧。2012年公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也没有这一条,但是增加了“禁止仿冒、假借国家机构、社会团体或其他法人名义”这样的条款。这些“尺度”不同,要加以统一,无非将这个9条10条合并起来,应该不难。

而且,新媒体的底线似乎比传统媒体还要多、还要严格。比如网信办公布、3月1日起实施的《账号十条》,不仅照录了前述“办法”的禁止9条,还规定了所谓“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