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微微泛黄的复写手抄本，封面端端正正写着“真理报向何处去”六个红色美术字。下方标记“1964.6.”，距今已55年。全文60页，按照书籍出版不扣除空白计算，计有3万字。这便是我们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的论文，与通常毕业论文必须个人完成不同，这篇论文是4位同学合作（以姓为序）：陈金桂、顾南龙、高若海、魏永征。
论文的题目是系里提出的，指导教师是有延安经历的余家宏教授。随着1963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方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连续发表文章反驳（即著名的“九评”），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反修斗争成为全党全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也许学校和教育部门对于教学科研会有相关要求下达，系里组织毕业论文时，考虑到资料室有苏联领事馆赠阅的《真理报》，认为可以借此做一个“反修批修”课题，就组织我们四位俄语较好的同学，合作完成这个选题。高若海是组长。 Read more…
《新闻传播法教程》（简称“教程”）自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以来，三年一修已成习惯。第五版在2015年修订并于2016年出版以后的三年来，因互联网发展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前后开始的新闻传播形态的变化完全显性化。CNNIC在2017年发布《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一开头就提出“原有单一、线性的传播形态彻底被颠覆”的论断并作了系统论证。另有若干学术文献对网络新闻传播的新形态、新特点也作出类似描述。
那么，第六版“教程”应该如何修订呢？
新闻传播形态的颠覆性变革
综合CNNIC这份报告和其他文献的观点，新闻传播形态的改变突出表现为： Read more…
随着移动互联网成为新闻信息传播的主渠道 ，新闻传播形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从以传媒为中心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评论员，言论自由的空间得到极大的扩展，难免鱼龙混杂，泥沙聚下。新闻专业队伍不是可有可无了，而是更加重要了。
为更好发挥新闻专业队伍报道真相、正确引导舆论等功能，本文在目前国家实施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两类资质”架构的基础上，就如何确认网络空间的专业新闻组织（机构、单位），划分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从而进一步完善新闻专业系统进行探讨。 Read more…
法和倫理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顶级新闻媒体报道少年自杀视频的思考
4月17日，上海卢浦大桥上发生一名17岁少年奔出汽车跳桥自杀事件，摄下全过程的监控录像迅速被传上腾讯视频平台。一些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转发，一些新闻媒体也很快作了报道，转发了视频或者其中主要片段或截图（少年跳桥和母亲扑地悲泣），其中包括有些顶级新闻媒体的客户端和公众号。媒体公然传播这种惨烈视频进行报道遭到舆论批评，有的批评文章点击达到10万＋，跟帖评论无数。腾讯视频当即从平台上撤下了这个录像。但是一些新闻媒体终端的自杀视频一直在网上存在，有的到现在还搜得到。
一、此类报道的违法性和反伦理性
违法毫无疑问。今年4月初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部门规章《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禁载内容，其第十项就是“介绍或者展示自杀、自残和其他易被未成年人模仿的危险行为及游戏项目等”。而“未成年人节目”定义为“未成年人作为主要参与者或者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接收对象的广播电视节目和网络视听节目”。这件展示未成年人自杀过程的视频正属于这种情况。不过，部门规章只是国务院所属机关依法制定的自身职责范围内的行政管理规范，广电总局管不到与它平行而不属于它管辖的顶级媒体机构，难以执行这些规定。 Read more…
【“修辞与传播”暑期学校专题讲座】
王也、张贺琼、赵晗阳整理
7月23日下午2：30，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修辞与传播”研究生暑期学校第十二讲在翻译学院316会议室开讲。国内著名新闻传播法学者魏永征教授应邀向文化传播学院、翻译学院师生讲授《洗稿——自媒体和专业媒体的博弈》主题讲座。
《甘柴劣火》引出强烈争议
魏永征教授由《甘柴劣火》风波切入主题：自2016-2019年，财新网在其付费新闻网站发布多篇有关甘肃武威抓记者事件的报道。2019年1月11日，财新网发布《甘肃武威原“火书记”被双开，曾制造抓记者事件》报道，当天稍晚时候，自媒体公众号“呦呦鹿鸣”发布题为《甘柴劣火》的长文对“火书记”事件进行报道，其中多处使用了财新网付费报道的内容。财新网报道主要作者、调查记者王和岩当即在朋友圈发帖提出强烈不满。财新传媒主编凌华薇表示：“此文当然不是洗稿，而是涉嫌赤裸裸的抄袭和侵权。”“呦呦鹿鸣”博主黄志杰发布声明，辩称其文章并没有抄袭，而是有18个不同信源，包括1988年4月1日《中国青年报》关于武威领导压制新闻的报道。 Read more…
秦始皇歷來是一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
在中共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林彪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立即給以反駁：秦始皇只坑了400個儒，我們比秦始皇厲害幾百倍！他批郭沫若詩勸君少罵秦始皇，也是大家熟知的。但就是毛澤東，也從來沒有肯定過秦始皇求仙，驅趕一批童男童女去茫茫大海尋找不死藥。
李白詩篇寫道：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接著就嘲諷他：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最後説：但見九泉下，金棺葬寒灰！
花了大把銀子，圈佔大塊良田，平地製造假古董，為秦皇做的一件蠢事（且不問這些童男童女的生死歸宿）樹碑立傳，讓老百姓去膜拜所謂的長壽石，這說明了什麼？
陈力丹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是一部150余万字、厚达670页的巨著。全书共有575条词目，分列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每条词目约有2000字左右，不少内容属于对词义或事实的溯源考证。
陈力丹是我国当前活跃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成果最丰硕、影响很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专家。他在撰写《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200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2011、2015）等著作的基础上，主持这个宏大项目，以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相关专业的师生为主体，全国45个单位、168位教师和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参加撰稿，历时7年有余方得完成。 Read more…
2019年5月26日，在本世纪初法律系建系时曾受聘来此任教和指导学生的魏永征教授重返故地，应邀为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师生作了题为“从传媒法到网络法”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法律系副教授张鸿霞主持。
讲座伊始，魏老师首先介绍了传媒和传媒法的概念。他讲到，大众传媒的概念最初产生于一百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传播学的产生形成了传媒这个概念，数百年来从印刷术、报纸、照相、电报发展到电影、无线电广播、电视等，人们发现这些媒体具有共同特点，即由特定组织发起、经过特定介质、向不特定公众传播。这就是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了重大的革命作用，而它的基本特征是从传者到受者，单向、线性。控制传者也就控制了传播的内容和走向。在我国，传媒法调整的基本关系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公民有自由，媒体归国家。 Read more…
就非法出版案答财新网记者问
案情：
被告人C等，2014年10月成立吉考公司，与维普公司签订维普电子期刊版面合作协议，维普委托吉考对其名下的九类连续型电子期刊（多为科技类）进行宣传、收稿、初审等。此后C等私自成立多个“编辑部”，以维普名义进行组稿，当征稿数量满一期後，即将论文排版送交维普终审并刊登于维普网。然后C等将此文档导出添加封面、目录和版权页，至印刷厂印成纸质期刊邮寄给论文作者，收取版面费。至案发，他们对维普名下电子期刊组稿共达1000余期，收取版面费、排版费、印刷费共计近5300万元，印刷期刊总数22万余册。
检方以C等犯非法经营罪向法院起诉。法院查明，新闻出版署办公厅证明维普公司出版的各类电子期刊取得许可，但鉴定吉考公司印制的纸质出版物属于非法出版物。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称自己印制的纸质期刊只是送给作者评定职称使用，并未到市场销售，不属于非法出版。
法院一审认定C等行为属于《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出版单位，假冒出版单位名称出版出版物”的情况，构成非法出版，且经营数额达数千万元，犯非法经营罪，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有的缓刑）、罚金等刑罚。（据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赣0424刑初280号）
问：此案应该如何认定？ Read more…
标点符号使用的乱象应即纠正
1月14日见报的中共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公报提出：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而一家中央大报在旁边配发的评论员文章则写作：“打虎”“拍蝇”“猎狐”……。前者在引号之间加上顿号，后者没有。为什么有这样不一致呢？
本文说的是关于标点符号使用而且只是顿号、引号使用中发生的问题，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是事关祖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推广而言，涉及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水准和文化尊严，不能算小。
大概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们都懂得：顿号的意思是“并列”，即在一个句子里共同成分的语词或短语之间表示它们之间的并列关系。
引号的意思是“引用”，引用他人的话语，包括引用某些特殊的词语、概念。 Read more…
洗稿，是新闻业界的专门术语，就是以更换一定的表达方式（句式、词汇、结构等）来将他人新闻作品内容（事实和观点）变成自己作品的行为。
在前互联网时代，在有的地方如香港，出于人手缺乏等原因，同行之间相互洗稿（炒稿）得到默许和宽容；但限于比较简单的事实消息。而到了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流通的快捷性和交互性，洗稿如今成为一种公害。
洗稿只是重复别人（单个或多个）作品的内容。用一位教授的话说，没有信息增量。正常的引用他人作品内容（当然要有一定规范），那是为了说明自己。好比哪怕是简单的综述，也要进行一定分类，引用他人作品内容就是用来说明这些类别；但洗稿不是这样。 Read more…
——以我国官方政策为视角
“媒体融合”是近年传媒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已经成为传媒业界的一个流行词语。检索“知网”可知，自2015年以来，以“媒体融合”为主题的文献每年都超过3,000篇。而可注意的是，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有关“媒体融合”文献每年只有数十篇，最多一年不超过200篇（2009年）。2013年有239篇，而在2014年突然跃升达1,537篇，增长6倍，至2015年再翻一番，超越3千大关。1
这个态势显然与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媒体融合”和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在此期间习近平同志的有关讲话精神同步。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是上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提出的概念，本世纪初被中国学者引进而引起关注。2但是正如学界所概叙的那样，在学术上，媒体融合主要是针对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推进，从不同媒体的传播技术、产品形态、表现方式、资源配置到资本运作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和融通来研究并阐述的；而到了中国，一旦进入官方视野以后，这个概念就成为带有强烈政治和政策色彩的举措。由此成为学界和业界乃至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反映了这个概念的“中国特色”。 Read more…
各位早上好，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简称新闻所）成立40周年！我讲的题目是《新闻所在传媒法治研究的开创业绩》。传媒法治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新闻所是从新闻政策和新闻法研究入手的。当时还没有法治、传媒这样的概念，就叫做新闻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建立以后的前十年，1978年到1988年间，三代学者：戴邦、钱辛波；孙旭培、陈力丹、张宗厚；宋小卫、张西明、朱晓明、廖晓英、王晋闽等，共同开创了新闻传播学科当中前所未有，然而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新闻所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例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传播学研究，而传媒法治研究也是其中的一个崭新领域。
新闻传媒法治的研究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入手。1980年新闻所编选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文件汇编三卷本，收入建党以来到1949年前300多件有关新闻工作的文件，经过中办批准出版。这些文件都是极为宝贵的文献。同时，也要研究外国的新闻传媒法。孙旭培主编两本外国新闻法选编，包括法国、瑞典的《新闻自由法》以及其他一些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法，那个时候苏联的《大众传播法》还没有出来，1990 年出台后由徐耀魁翻译，但是已经来不及放进去。还有钱辛波先生主编的《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收入一些国家的广播法或通讯法。无疑，这些文献现在也已非常难得而珍贵。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