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上海《法学》刊文批评“三个至上”

新年伊始,上海出版的CSSCI《法学》在首篇地位发表了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教授的论文《宪法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定位反思》,其主题便是批评流传和私议已久的“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之上”。

这“三个至上”,是指国家政法机关执行职务之时遵循的原则,进而推论到整个治国理政遵循的原则。这个提法一出台,就引起窃窃私议:至上者,最高也。三个至上,究竟哪一个至上呢?都至上,岂不是没有至上了吗?不过,这些非议只是停留在草野议论、网络小帖,也有个别敢言的学者,在公共讲演时对此提出质疑,而从来没有进入过正式发表、出版、传播的媒体。

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正面阐述“三个至上”的理论文章,但是这些文章都不能解决人们的疑惑。如有说:只提宪法法律至上,有背离党的领导和人民利益的倾向,所以必须再冠以前面两个至上,那么我们的宪法法律难道不是共产党领导制定并体现了人民利益吗?有说,只提法律至上,与西方“法律至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三个至上”,那么我们国家的宪法法律难道是姓“资”的吗?还有说,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是具体的,宪法法律是抽象的,这就更看不懂了:宪法法律每章每条都是具体可见的,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是些什么,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吗?至于还有解释说,党的事业至上,是对其他事业而言;人民利益至上,是对其他利益而言;宪法法律至上,是对其他规则而言,那更是偷换议题,不值一哂了。

顾功耘的论文打破了反方的沉默。文章鲜明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究竟谁至上?”“唯有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纔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文章写道:“事实上,我们讲宪法法律至上,就已经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置于其中了。”“党的事业,对于一个党员或者党员干部来说是最重要的;人民利益,相对于其它任何组织任何人的利益来说,当然也是最最重要的,但是这两者不能直接作为我们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行动依据。宪法法律是可以是可以操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而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如果没有内化为宪法法律规范的话,则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否党的事业、是否人民利益,这里有一个由谁判断和判断根据问题。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那就没有客观标准。宪法法律已经清楚地明确了操作的规则,就应去找寻现存依据,按现存规则操作。”

文章进一步指出问题的实质:“三个至上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为某些人某些组织借口以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否定宪法法律规范的适用提供了依据。”

顾的论文意义还在于打破了一个思维定势。多少年来,我们往往把某个观点命题等同于提出这个观点命题的人,再把这个人等同于他的职位,还把这个职位等同于所代表的组织、机构及其涵盖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