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魏永征注：陆沪生此文，刊于其本人博客，现于转贴。所谓“媒介审判”一语，有些人非常忌讳，认为我国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那么本文所批评的这种情况，算不算呢？我们并不是非用这个词语不可，但是新闻媒介利用手里的话语权，干预司法的问题，源流深远，有其“中国特色”，本文实际上已经追踪了它的根源。

　　去年12月14日，中青报发表了记者郑琳等人的长篇报道《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这篇将还未经受法庭审判的李庄律师指为“罪犯”并在此基础上传达出对中国律师刑事辩护价值功能的否定性评价的“檄文”，迅即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12月17日，郑琳记者在博客上发表《回应重庆“李庄律师造假门”质疑》一文，立场不变，观点不变，唯独承认的一点，只是她的报道有“从专业的角度看不够完善的地方”，“的确有些地方用词不当”“有些地方对信息来源的交代不完整”，如此而已。

　　郑林琳记者据称已有15年法治报道的历练。如果真是这样，她的这些话就不止是令人感慨，更是令人震惊了。问题仅仅在于“从专业的角度看不够完善”吗？

　　不然！

　　去年九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要求，新闻工作者要“维护司法尊严，依法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做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  ”。众所周知，李庄案去年12月30日才开庭审判，作出判决则是在今年1月8日。郑琳记者可以据此比照一下自己那篇“在法庭判决前”就对李庄“定性、定罪”的报道，扪心自问一下：这样做是不是逾越了上述职业道德规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郑林记者可以据此再比照一下自己那篇“在法庭判决前”就对李庄“定性、定罪”的报道，扪心自问一下：这样做，是不是“维护司法尊严，依法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是不是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第七条则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第十一条还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郑琳记者应该知道，这一整套关于侦查、起诉、审判和辩护的诉讼程序制度设计，体现着社会主义法治的“程序正义”原则，就是为了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就是为了做到不枉不纵，实现司法公正。然而，按照郑琳记者那篇报道的时间节点，及其贯穿始终的被警方抓起来的人就是百分之百的“罪犯”的思维逻辑，不要说辩护没有意义，就连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审判也都没有必要。其深层理念，是不是认为这一整套法律制度设计统统都应该废除？是不是也表明了对“程序正义”的深恶痛觉？

　　郑林记者以“法官”的口气在其博文中宣称，“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李庄是被打击报复”，“从我采访的多位当事人及专案组提供的证据看”，李庄有罪的“证据链是完整的”，“有一位同行对我说：‘李庄可能是被刑讯逼供的。‘我说，‘我们可以这样想，但需要证据’。“从目前来看，支持的也好，但对的也好，具体到李庄事件，我认为，应该回到事实本身，回到证据”。

　　且不说郑琳记者无权代替检察机关和法院审核证据真伪，判断“证据链”是否完整，既然郑琳记者如此重视“事实”如此重视“证据”，试问，李庄这个最直接最重要的报道对象，郑琳记者为什么不采访？既然郑琳记者也认同李庄可能被刑讯逼供的“大胆假设”，为什么不通过采访李庄以“小心求证”？“但需要证据”——在不能指望警方主动提供此类相关证据的彼时彼刻，全面调查，获取“证据”，搞清“事实”，尽可能排除疑点和疑问，这难道不是一个意识健全有职业素养的记者最应该做的事？新闻从业15年，郑琳记者应当知道“真实、准确、全面、客观”是新闻报道的生命，这也是《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提出的要求。无论报道对象是什么人，在正常情况下，都应该接触采访，以做到兼听则明。何况有重庆警方提供的特殊便利条件，只要不是达成了某种不可为外人道的默契，郑琳记者是完全可以做到采访李庄本人的。偏听偏信是新闻报道之大忌，这是新闻记者的基本常识。显然，郑琳记者“需要证据”却不去调查搜集证据，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如果郑琳记者确信李庄有罪仅仅只是作为个人观点，谁也无法禁止，而且也无碍大局。问题在于，郑琳记者以职务行为之利，将一面之词或者说是警方观点作为“个人观点”，再作为确定的事实，通过有影响力的媒体，赶在法院判决之前甚至早在警方侦查阶段就搞出“媒体定罪”，进而“引导舆论”。这样的报道，岂是“从专业角度看不够完善”、“用词不当”、“有些地方信息来源的交代不完整”之类文过饰非之语可以搪塞的！

　　郑琳记者的辩解博文再一次证明，她的那篇广受争议的报道，无论出于急功近利“抢新闻”还是其他更为深远的动机和目的，从新闻专业角度看，恰恰不是“不够完善”的问题，而是在根本上不合格。其根源就在于漠视法治准则和违背新闻职业道德。从郑琳记者博客中看，她15年的法治报道生涯中，对国家对人民对法治不乏建树，那么，这一次的巨大落差究竟从何而来，这种无所顾忌无所约束的“激情”，对“重庆打黑”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有害还是有益？那篇报道引来的“一片叫好声”中所蕴积的民众情绪，郑林记者是应该陶醉于其中，还是需要由此清醒自省一番？

　　不能不提及的另一个问题，是郑琳记者署名的这篇报道，据一些媒体披露的是重庆警方提供的通稿。真相究竟如何，郑琳记者博文中对此未予置评，我们不得而知。但《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明确要求，“刊播新闻报道要署作者的真名”，要“尊重他人的著作权益，引用他人的作品要注明出处，反对抄袭和剽窃行为”。如果其他媒体披露属实，除却郑琳记者报道内容的争议不谈，原作者出于某种目的，心甘情愿见自己的作品送给郑琳记者，让她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甚至放弃了联合署名的权利，这种做法属于什么性质？这类“不劳而获”但又与抄袭和剽窃有所不同的“中国特色”新闻现象，当然为有自尊的新闻工作者所不屑，但如何从新闻职业道德角度作出评价，如何从著作权角度作出界定，却又不能不说郑琳记者给中国新闻界出了一道值得思考的课题。

　　（2010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