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各位早上好，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简称新闻所）成立40周年！我讲的题目是《新闻所在传媒法治研究的开创业绩》。传媒法治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新闻所是从新闻政策和新闻法研究入手的。当时还没有法治、传媒这样的概念，就叫做新闻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建立以后的前十年，1978年到1988年间，三代学者：戴邦、钱辛波；孙旭培、陈力丹、张宗厚；宋小卫、张西明、朱晓明、廖晓英、王晋闽等，共同开创了新闻传播学科当中前所未有，然而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新闻所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例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传播学研究，而传媒法治研究也是其中的一个崭新领域。

新闻传媒法治的研究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入手。1980年新闻所编选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文件汇编三卷本，收入建党以来到1949年前300多件有关新闻工作的文件，经过中办批准出版。这些文件都是极为宝贵的文献。同时，也要研究外国的新闻传媒法。孙旭培主编两本外国新闻法选编，包括法国、瑞典的《新闻自由法》以及其他一些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法，那个时候苏联的《大众传播法》还没有出来，1990 年出台后由徐耀魁翻译，但是已经来不及放进去。还有钱辛波先生主编的《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收入一些国家的广播法或通讯法。无疑，这些文献现在也已非常难得而珍贵。

新闻所还创办了《新闻法通讯》。这本刊物1984年创刊，1988年停刊，正刊21期，增刊2期，70多万字，主编孙旭培。这本刊物是我国第一份、也可能是至今唯一的一份关于传媒法治专业学术刊物，保存了若干重要的学术文献，基本涵盖了传媒法治研究的方方面面，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新闻法通讯》涉及到很多前沿问题：一个是“传媒法治建设”，有张友渔同志、顾执中先生谈新闻立法；“出版自由”问题，有陈力丹阐述恩格斯说的“绝对的出版自由”问题；“保守国家秘密”问题，有张宗厚论报道自由与保密限制；“更正”由李群做的对报纸更正问题的立法探讨；“诽谤”有多篇，如钟声谈新闻诽谤法律规范与界限；“广告”是张西明论述广告与新闻。我说一个背景：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是集中了全国一流的法学家们编撰的，但是这个里边没有诽谤、名誉、隐私这些条目；有人身权条目，但也根本没有提到名誉、隐私等。所以在这些重要概念还没有进入法学界视野的时候，我们新闻所把它们提上议题进行研究。

这里有几篇重头的、到现在还有价值的文章。一篇是陈力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权观念》，发表于《新闻法通讯》1986年第1期，国际、国内都公认美国法学家沃伦和布兰蒂斯1890年的“论隐私权”一文最初提出隐私权理论，是隐私权概念的起点，而陈力丹这篇文章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揭示马恩在19世纪40-60年代就阐述了有关隐私保护的基本观点。我的《新闻传播学教程》的五个版本里，都引用陈力丹这篇文章。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是夏勇的《谈谈西方宪法中的了解权》，发表于《新闻法通讯》1985年第6期，了解权就是right to know，现在统一称为知情权，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届党代表大会都提到的重要的人民权利。可见这篇文章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是全国第一篇。还有孙旭培带领他的两位助手编写了《新闻法知识讲座》，发表于《新闻法通讯》1985年第7期，这是我国建立传媒法体系框架的第一次尝试，看字数不多，已经具备基本框架。从美国学者Pember写的Mass Media Law到我写的《新闻传播法教程》，结构框架都有相似之处，说明孙旭培这个讲座的开创性。

在90年代以后到新世纪，新闻所在这个领域继续取得众多成果，孙旭培主编的《新闻侵权与诉讼》，宋小卫的《媒介消费诉愿管理研究》，等等，我就不多说了。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下三点：

1.实现传媒法治，贯彻党的政策和实施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须密切结合，政策为法律提供来源和指导，法律为政策的实施设定程序和底线。

2. 在各国，传媒法都不是也不可能仅仅是一部法律，只有俄国现在有一部《大众传媒法》，但俄国也不是完全靠《大众传媒法》来治理传媒的，而是涉及多个法律、法令——在中国分为7个法部门，传媒法是具有多种渊源、多级位阶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

3. 当前网络已经成为最普遍使用的传媒，传播新科技日新月异。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运行，所以传媒法治的研究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要发扬新闻所前人的开拓精神，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谢谢大家！

刊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