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南京大学陈堂发教授的《批评性报道法律问题研究》，是近两年媒介法研究领域特别是涉及大众媒介侵犯人格权问题研究的又一力作。这是他所申请的国家级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成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项目把研究主要集中于批评性报道引发名誉、隐私、肖像等人格权纠纷的法律问题范围内，是可以理解的。

这项研究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建基于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具体说，就是这项研究按照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分别向报纸的编辑记者和法官进行了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这种研究方法，我国在80年代就已有陈崇山、柯惠新等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媒介法研究中，还较少有普遍的应用。去年我在徐迅主持的中外合作课题《新闻（媒体）侵权研究新论》的序言中曾经提到陈堂发的这项调查，当时还没有见到成果，现在看来是有些轻描淡写了。本项调查选取1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分布于不同种类的64家报纸，按照一定比例向编辑、记者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18份，选取11个城市中的高级、中级和基层三级法院也按比例向法官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27份。尽管规模不算大，但是终究是一种分层抽样的调查，覆盖面比较均匀，比起一般的任意抽样来具有较大的确定性。这11个城市约占我国同类城市的三分之一，而且在我国新闻体制中，都处于全国或一定地域的报业中心地位，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我国报业的有关动向。可能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没有调查广播电视等媒体，感到有点不足。

本书披露的有些调查结果值得玩味。例如问卷最后有一个开放式问题，意为：你是否认为我国媒体在因批评报道而引起侵权纠纷中败诉比例较高？主要原因何在？表示同意的，编辑记者占96%，法官占65%，虽有差距，但尚属同向。而对于原因的答案，却出现了相反的取向：编辑记者的回答多数是抱怨法制方面的问题{1] ，而法官的回答较多是指出新闻媒介和从业员的不足 [2]。

再如问卷选择性问题2：对于一些令人愤慨、难以容忍的行为，应该采取什么报道方式？对于问卷列出的三项，编辑记者和法官的选择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有一项甚至相差6倍[3] ！

据悉在17个涉及侵权认知测量问题中，双方出现明显的认知差异的占10个，也有少数问题相当接近，但是总体说来，正如作者所言，这种认知差异不容忽视。

作者还搜集积累了因批评性报道引发的侵权纠纷个案420例。在这个领域，个案研究历来是主要的研究方法，本书对诸多个案的分析也多有创见。但是若要进行个案的量化研究，由于我国涉及媒介的人格权案件从来没有全国和地区的总量统计而且估计在全国总量很大，数以万计（在2004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对名誉权案件发布单项统计，每年最高曾达7000多件），要进行规范化的统计存在先天的困难。人们通常只能通过可能的渠道搜集到百余个或数百个任意案例，它们与总量的关系也难以说明。而在本书的量化研究中，搜集这些案例并不只是统计相关数据，而是为上述问卷调查提供依据。比如作者统计这420例审理的结果，被告行为构成侵权（包括判决和经过调解承担责任）的达68.5%，虽然不一定准确概括全体涉媒侵权案件的被告败诉率[4] ，但是在问卷设计时就可以把是否认为媒体和记者败诉比例较高以及原因列为调查题。据问卷开头扼要介绍，问卷的具体问题与指标设计正是通过对420件案例的分析，形成如何衡量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和隐私保护这三个一级类问题，然后细化为一系列二级类问题，即问卷测量问题。我们看这些问题，基本涵盖了批评报道中常见的导致侵权纠纷的方方面面，反映了调查人通过案例研究已有全貌在胸。所以在本书的量化研究中，案例统计和分析除了自身价值之外，又带有前置研究的性质，这对于提高研究的质量是十分重要的。

本书第二个特点，就是作者并没有如同通常所做的那样急于直接对调查结果进行评判，诸如评判新闻和司法双方孰优孰差、媒体败诉率高是哪方面环节上出的问题之类，而是把调查结果处理为某种背景材料，即把调查数据作为批评报道的环境因素来对待。本书第二章“环境因素对批评报道的诉讼行为影响”，是一个富有创意的安排。作者把这种环境因素分为政治和社会环境因素、司法环境因素和其它环境因素等项。其实这种对媒介批评环境的论述也体现于第一和第三章。第一章以“批评报道的法律问题”为题，列举媒介批评引发侵权诉讼的各类情况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到批评报道社会环境变迁的概貌。第三章讨论一些特殊的批评报道如涉及私生活、商业活动、刑案和公众人物等方面的侵权案件，其中也不乏对相关社会环境的介绍。

环境是客观的、现实的，而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是指，媒体批评报道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和侵权案件以及看来那些不如人意的结果种种，都可以从环境方面找到它存在的理由。虽然人们总是想改变环境，但是首先还是应该认识和说明环境。例如问卷调查表明，在媒体侵权案件方面，比起编辑记者来，法官对真实的要求有更高的标准，更倾向于理智、克制和有分寸地表达意见和立场。作者就把法官与编辑记者这种认知差异视为司法环境的一项重要因素，认为不管怎样，法官群体的大致态度构成了媒体批评报道的第二生态环境，这是媒体不能选择的。所以法官和编辑记者之间的认知分歧程度越高，媒体侵权风险就越大。对于法官的认知，媒体首先是要去努力理解和适应。我赞同作者的这种见解。法官群体的认知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个人意见，而是一定社会意识和法律文化的体现,这种意识和文化又深深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之中。把法官认知和现行法律制度作为批评报道的环境因素来对待，那就首先要承认它在当下的合理性，即使有的观点或倾向与某些普世理念存在距离甚至冲突，那也不是简单地从外国引进一条什么原则就可以改变的，人们只能在环境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达致他们所向往的变革。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5]

书中的这些论述，令我想到世纪之交盛行一时的中国式的有关媒介环境或称媒介生态的研究[6] 。我想作者可能从中受到启发，但书中未见提及。如果能够做一点理论追溯，也许全书会更加具有深度和厚度。

作者的上述见解，必然逻辑地引伸为研究媒介如何通过改进批评报道，减少和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对于批评报道合理规范的研究和阐述，是本书第三个特点。书中以三章的篇幅分别论述了如何防范失实，如何防止表达失当，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涉及隐私的事项。这些论述，都是通过问卷分析，总结实际侵权个案的经验教训而提炼出来，有血有肉，给人启示。在以往媒介法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制定法律规范，从呼吁制定新闻法，到设计“媒介侵权法”，或者提出这样那样的立法建议要求当局采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当然都是可贵的、有价值的。而本书作者采取的视角，虽然不能说是全新或首创，但是就其论述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言，在我视野范围尚不多见，非常适合用来作为提高从业员专业素质、改进媒介批评报道的教材。

这种从改进媒介自身方面入手的研究和阐述，有多重积极意义。首先，重在改进报道而不在应对诉讼，有利于媒介和从业员自身的进步和提高。有些问卷数据表明，眼下对于他们，改进自身的工作比学习“应对术”无疑更为重要。其次，重在媒介从我做起，易于取得成效，而不同于设计法律规范，其成效只能取决于当局。再次，只有在完善媒介专业规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动涉及媒介的侵害人格权法律规范的完善，使媒介和从业员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保护。汕头大学副教授白净在她的博士论文[7]中,在将英国诽谤法的雷诺兹特权与我国许多研究者视为经典、要求引进的美国诽谤法的萨利文原则加以比较后，发现两者对媒介的归责基础其实都是媒介的专业规范。她由此得出启示：一方面，从立法的角度，法律的调整和发展应引导媒体向着规范和专业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新闻媒体，要想免除“不公平待遇”，应当从健全专业规范、提高专业水平入手，而不是要求法律一味地宽松再宽松。当新闻媒体在客观、公正、持平、求证方面无懈可击时，方可要求法律作出适当调整 。本书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以上是我有幸作为本书第一读者的学习心得，并非对全书宗旨的概括，也许还存在“六经注我”的缺点。作者在书中表达的主旨，读者应该自行阅读领会。至于此书在资料运用、结构安排等方面的特色，以及不少地方所体现的新论创见，就不及一一指出。

陈堂发教授从事媒介法研究近二十年，著述颇丰。他正当盛年，预祝他在今后推出更多的成果。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于上海“悉尼阳光”

  [1]认为“新闻舆论批评无法可依”、“缺少直接的法律保障”一类的意见占72%，认为“司法环境不宽松”、“法官对真实客观的要求太苛刻”占66%，认为“批评对象不配合”或“记者没有强制的调查权”占53%。而认为“采访不扎实”或“对事实把握不准确”、“对待批评报道的态度不够正确”、“对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把握不准”只有19%。
  [2]认为“媒体基于经济效益考虑，忽视基本的职业操守，缺少社会责任感”一类的意见占29.1%，“缺乏相应的法律意识、法律知识与风险意识”占28%，“不尊重事实，道听途说，材料掌握不充分就急于报道”占27.6%，“记者没有足够的证据意识，导致不利的诉讼后果”、“没有扎实的材料，了解不深入”均为23%，本书作者认为：对于开放式问题，回答相似或相同比例在25%以上的已是很集中的群体印象。
  [3]这三项选择是：“A.采取报道者所认为的应该体现强烈谴责态度的表述方式”，法官：3.7%；编辑记者：12.7%。“B.使用被批评者周围的人对其贬斥与指责的评价语汇”，法官：7.4%；编辑记者高达43.6%。“C.采用被批评者能够接受的表述方式”，法官：88.9%；编辑记者只有42.7%。
  [4]在我手头，采取这种通过搜集个案资料而进行媒体和记者在侵权案件中的败诉比例统计数据有：王强华：53%（180个案，1996）；陈志武：69.23%（132个案，2002）；李本：67%（228个案，2005），白净：59%（300个案，2008）；徐迅：52%（800个案，2009）。可见差距不小。
  [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6]我说“中国式的”，是区别于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建基于“媒介即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的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虽然由于名称相同，不无使人误解的成分，但是中国式的媒介环境研究，由于注重于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来说明各种媒介现象及其变迁，体现了人们熟知的通行研究方法，自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7]白净：《中国内地与香港媒体诽谤问题比较研究》，可到中国传媒大学博士论文数据库查阅。其摘要发表于《中国法律》，香港，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