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黄挽澜 魏永征

今年大众传播媒介的“评论官司”颇为引人注目，年初北京判了一起“画评官司”（见本报2月22日），3月海南判了一起“小说评论官司”（见本报5月3日），最近在南京又判了一起“诗评官司”。而且都是作为被告的作者或者媒介败诉。据说文艺界有些人士对此表示强烈异议，认为这样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文学艺术问题，谁还敢对文艺作品提出不同意见以至批评？

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已经阐明，按照“公正评论”的原则，对于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事物，包括各种文学、艺术、科学成果，公众应有自由评论的权利，诽谤法或新闻侵权法只解决侵权问题，不过问不同的观点、风格、爱好等问题，即使观点有所不当，也不应当牵扯到侵权、打官司。不过“公正评论”有两条重要界限：一是依据的事实必须属实，二是不得侮辱他人人格。如果说，前面两起“评论官司”主要涉及事实问题，最近这起“诗评官司”则同侮辱人格有关。

南京诗人安某，对1994年“李杜杯诗词大赛”不满，连续撰写《获奖作品无一篇弘扬主旋律》《这是在弘扬主旋律吗？》等文，认为这些获奖作品大多是讽刺、哀怨、愤懑之作，有悖于党中央一再号召文艺作品要弘扬主旋律的方针政策。安某还在一本内部交流的油印刊物上登了一首《西江月》：“满纸腥风瘴气，一篮匕首投枪。诗词大赛忒荒唐，究是谁家执掌？……”

安某的文章招致“诗词大赛”举办者之一的广东诗词学会的回击，学会主办的期刊《当代诗词》于1996年4月起在第1期和第3期专门开辟“犁庭扫穴”专栏，刊登《编者按》和反驳安某的文章数十篇。这些文章除澄清诗词大赛获奖作品并非如安某所说的那么消极阴暗，而是反映了对国家、社会、人民命运的关注外，还指名道姓对安某作了强烈抨击。如《编者按》中指责安某，“其所用语言，所操伎俩，恍然‘四人帮’之再现”，“其胸中有几卷书，笔下有何文采，又何来什么学术？其人不过是诗词界一混混，其文不过左家一棍棍而已哉！”还有些文章指责安某“用心之卑鄙，手段之恶劣，比之姚文元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手中的棍子，就是姚文元、梁效、罗思鼎们用过的那条”，“很象过去运动中的跳梁小丑”，“没兴趣与这条棍子纠缠，但他还要死皮赖脸地纠缠”，等等。

双方唇枪舌剑几番交锋后，安某于1997年4月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状告《当代诗词》主编即“诗词大赛”评委会主任之一、诗人李某，利用其主编的刊物，专辟“犁庭扫穴”栏目，组织专稿，采用大量谩骂的词语对原告进行人身攻击，侮辱原告人格，对原告的名誉造成极大的损害。后又追加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当代诗词》编辑部为共同被告。李某辩称自己没有以个人名义发表过任何一篇与原告有关的文章。学会则辩称原告安某对大赛获奖作品进行无端指责、攻击和辱骂，《当代诗词》的文章属正常文艺批评，没有侵害原告的名誉权。

南京中院经过近两年的审理，认为《当代诗词》发表文章对原告安某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批评，其中有些语句已超出了正常文艺评论的范围，有侮辱原告人格、损害原告名誉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当代诗词》编辑部系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内设机构，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主编李某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故判令广东中华诗词学会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包括赔偿原告物质损失2200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元。

评论是评论者主观意识的表现，对于同一事物，看法不一，见仁见智，甚至激烈争论，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本案对这个诗词大赛及其获奖作品，可以说好，也可以说坏，即使说错了，也属于观点上甚至只是爱好上的问题，与侵权没有关系。《当代诗词》本可以刊文就大赛及获奖作品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对安某的文章进行反驳，即使把安某的文章说得一无是处，也不会发生侵权问题。但是，有些文章、有些语句过了“度”，从对大赛和作品的评论发展到对安某其人的评论，对安某其人从一般的指责发展到使用辱骂性的语词进行谩骂、奚落、挖苦等，使之蒙受耻辱，这就构成了侮辱人格的行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文学艺术的争论难道非发展到骂人不可吗？争论和骂人当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这里法律手段解决的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争论问题，而是骂人问题，因为骂人是违法的。对于文坛上“骂风日盛”的现象，有人这样写道：“文坛这样骂骂吵吵，不知是文学的繁荣还是不幸？骂，能骂出个文学的新时代吗？能骂出个留名千古的文学里程碑吗？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有话好好说”，很对。如果通过这几个“评论官司”，人们得以掌握“公正评论”的界限，遵循合法的轨道进行评论，那么只会使各种评论包括文艺评论走向更加繁荣。

刊：《中华新闻报》199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