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魏永征

本月初，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饰演喜儿而闻名的舞蹈家茅惠芳，从她旅居的美国远涉重洋飞到上海来打一场名誉权官司，成为上海媒介的一个热点新闻。由于被告提出管辖地异议等原因，延期审理。从媒介已经报道的案情看：某刊物发表《"喜儿"茅惠芳浮沉录》，披露所谓茅惠芳"利用美貌和名气"，同康生、张春桥等人勾搭，从戏剧舞台跳上政治舞台最后跳进监狱的故事。茅得知后十分愤慨，对作者及发表、转载此文的十一家媒体提起侵权之诉。茅惠芳当年在上海的领导、同事纷纷表示要为茅惠芳的清白作证。被告作者则说文中故事"绝非空穴来风，而有充分的书证为据"。他说的"书证"真的是一本书，题名《疯狂的上海》，里面写到一个名叫芳芳的芭蕾舞演员据他说就是茅惠芳。而《疯狂》的作者则说"我写的是小说"，芳芳是虚构人物。茅的律师查阅了这本书，也说这是一本小说。

现在还不便评论这起尚在审理中的案件，以下论述与本案无关。我想起了十年前发生于广州的钢琴家刘诗昆名誉权案，涉讼文章题名《乐坛色案》，"报道"了许多关于刘诗昆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打砸抢，不正当牟取副局长职位，向港商索要财物，诱奸女青年，等等。刘向法院起诉。作者也说他的文章是有"根据"的，素材来自香港某报的一篇文章。他甚至说他只是摘编。这当然不能成为他为自己署名（笔名）发表文章的责任辩脱的理由。经法院调解，作者和发表单位承担了民事责任。据刘诗昆的律师统计，转载《色案》的报刊有二十多家，所以只要刘愿意，他的被告的名单比茅惠芳的还要长一倍。

现在一些报刊、特别是文摘类报刊，对于自己要对文章的真实性承担核实责任颇有委屈之词，以为有些强人所难。对于媒介核实责任的理由和我国现行法律依据，我在关于郭小川名誉、肖像案的评论（本报6月21日）里已经说过了。其实，至少从"刘案"、"郭案"（涉讼文章的"根据"据说是公共汽车上听来的故事，被告除作者外还有5家报刊）以及另一些虚假作品个案看，这类虚假作品并不是不可识别的，换句话说，只要编辑仔细审阅打算发表或者转载的文稿，是会发现一些造假的蛛丝马迹的。

第一，作者从署名看，多为不知名的新手，"新"得甚至连什么叫做"事实根据"都搞不清。从文稿中无从看出他同文中主人公或者其他直接相关人的任何瓜葛，无从发现他采访过他们中间任何人的任何痕迹和可能，就是说，无从显示他获得真实资料的可靠渠道。

第二，文章的主人公都是名人，而所述故事却是"鲜为人知"。既然是名人故事，为什么这件事会长期密封保存，要留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才由你这位毫不相干的作者来当作新闻来公之于众呢？

第三，作者写作的目的，用"刘案"的被告来说，"主要从经济利益考虑"，为了吸引读者，就要用一些夸张的、煽情的炒作语言，比如"色案"之类，有时还会渲染"性"的情节。

第四，文中往往会有一些只有天知地知的情节，比如某人做梦如何，两人密谋或私房话（如"郭案"文章中郭小川在他的"黄昏恋"对象临终时对她说的那些话）如何，那么作者是怎么知道的？

第五，文中有时会有一些隐私情节，就是说，即使是真的，也是不宜公开的。

所以，如果发现这类"形迹可疑"的文字，编辑部应当慎重对待，认真作一番核实工作。而文章主人公既是名人，核实渠道是不难找到的，比如打个电话到有关部门问一下，真假自可辨明。如果连这样的举手之劳都不做，轻率传播了不实传闻，还能说主观上没有过错吗？

刊《检察日报》2000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