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意见自由是表达自由的基础。从启蒙思想家以来直至当代人们的共识，都认为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是寻求真理的有效途径，这是意见自由的重要价值。在艺术和科学问题上尤其如此。艺术和科学问题，是一项常见而重要的社会议题，也是一门具有高度专业性的议题，行政和司法权力不应轻易介入。即使在我国对言论自由限制较多的年代，领导人也还是强调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本案的争议，实质就是这个范某的“流水作画”而成的作品算不算艺术珍品，范某有没有资格称为“大师”以及对这种自诩表示质疑是否合理这类相当专业的问题，也还涉及文章用词是否恰当等语言学、修辞学的问题，司法有这个权限和能力判断吗？像本案判决那样，一看见含有贬义的词语不问事实和语境、不问词语所含有的意思，就说是侮辱人格，那么今后我们还如何开展文艺批评呢？

本案判决書提出批评应该把握“善意、理性、客观”的原则，看似有理，其实是超越了司法的本分，需要加以澄清。

所谓善意和恶意，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按大陆法系通常说法，恶意适用于以损害他人为主要或唯一目的的滥用权利的行为。我们说侮辱性言辞具有恶意，是因为它除了发泄对他人的轻蔑、仇视等情绪以外，别无其它目的，当然也谈不上任何价值。对社会公共议题包括文艺问题开展批评，可能会给相对人带来某些不快，有些过于尖刻的词语可能看起来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但是只要言之成理，不涉及侮辱诽谤，对于社会总是有益的，那么社会的获益和相对人的不快何者应居主要地位，是一目了然的。以本案涉讼文章而言，或许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相对人行为的某种憎恶，但是连判决也无可否认，本文主要还在于评论当下艺术界的某些弊端，亦即具有公共利益的目的。那么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呢？至于以“利益关系”来衡量主观意图，如说本案作者买过范某的画，存在交易关系和商业利益，就质疑作者发表评论意图的正当性，这更是牵强之谈。多数文化产品都是要通过交易途径才为人们所享用和欣赏的，这些付了钱的文化消费者难道就无权对作品进行批评吗？出天价买来的画，觉得非其所值，对画家表示不满意，有什么“不纯粹”呢？按照“利益关系”的逻辑，同行批评就更会被认为具有“同业竞争”关系而受到责难，而在文艺这样具有相当专业性的领域，同行之间的批评是推动创作发展的重要方式。一是文化消费者，二是同行，他们都与作者存在“利益关系”，如果这些批评都要受到限制，文艺评论就没有多少空间了。

至于理性的要求，自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所说的理性，只是指符合常人（合理人）一般认识，而不是要求绝对正确。一位艺术家在没有正式学术评定或者社会公认之时就自称“大师”，人们觉得有点肉麻，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人們對此發表感想，即使过于尖锐或者就是偏激，也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別人可以不赞同其中遣詞造句，但是不能说这些文字有悖理性。就像本案判决书的行文，我们已经揭示出断章取义、混淆概念等逻辑和词义错误，但是作为一种文字作品，仍然是符合理性的，是法官認知的真实表現。严谨的法律文书，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伤痕，何况文学艺术的评论？有批评就会有争论，批评和争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司法不应求全责备。

说评论应该客观，这是一种苛求。我们只能要求评论陈述事实客观，而意见总是主观的。就像“流水作画”的作品，人们会说张张构思雷同，面目相似，居然卖到多少万元一尺，进而质疑画家的人品有问题。也许会有人说这些不同画作，高度一律，毫发无差，精细准确，这才是大师级的水平！这两种意见可能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就是意见的主观性。这是由于不同人们的认识水平、审美标准和欣赏趣味等等的差异而形成的。司法是无法判断批评意见“当”还是“失当”的，因为下判的法官也是人，也会有主观认识的局限，只有实践才是判断某种意见是非的唯一标准。司法可以判决批评“流水作画”的文章侵权，判令批评者道歉赔款，但是改变不了不同意见存在的现实，改变不了对“流水作画”及其作者持有贬义的批评者的意见。这是因为意见只是思想的外化，而思想是不可能以强制的手段加以改变的。

传播虚假事实信息和侮辱性言辞不受表达自由保护，因为它们不具有任何价值而且有害。当下“造谣有益”、“骂人光荣”等情绪相当流行，我们应该强化限制的力度并且给以强大的舆论谴责。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保护和推动正当的意见讨论，也正有利于弘扬正气，抑制造谣传谣、动辄脏话粗话的歪风邪气。希望本案判决不至于推广成为限制正當意见讨论的普遍原则，这是本文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