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太阳》案看媒介内容管理的法治（上）
今年发生的公民朱元涛诉中国首都机场海关没收港版图书《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行政诉讼案，终审判决撤销海关的行政处罚。这是中国司法审裁行政禁制出版物行为的合法性的第一案。本文拟就此案对媒介内容管理如何实行法治原则进行探讨。
从《红太阳》案看媒介内容管理的法治（下）
（三）媒介内容管理应当走向法治
长期以来，我们媒介内容管理的主要方式是随机调控，按照领导批示、有关部门的指令以至审读人员的意见、工作人员的电话办事，一些禁止措施往往也是这样下达贯彻的。正如中国著名党报工作者、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同志不久前指出的那样：
不同人权理念的差异和同一人权理念的差距
《基本法》23条立法，在香港讨论十分热烈，一些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是正常的。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就是有的争论各方在字面上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严重分歧，比如都承认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应该保障，也承认为了国家安全等理由可以通过法律予以一定限制，但是却总说不到一块去。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里蕴含着在人权理念方面存在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