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新闻实践》记者：

据2月25日《羊城晚报》报道，近日为了做“走访老电影人”的系列专题需要，该报记者孙毅蕾曾3次致电老艺术家孙道临，表明采访意图，但孙道临一直坚持接受采访就要收费。

孙道临认为，由于《羊城晚报》要采访的内容是关于“电影百年”的，其中涉及到很多他以前拍戏的情况、他的想法及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所以他的谈话内容就应该属于知识产权，是应该收费的。他说：“我也不是什么采访都要酬劳，我是要看采访的内容是什么，要采访多少时间而定。以前接受采访我也是不收费的，现在主要是因为自己太疲劳，老这样接受采访吃不消，也应该拿点酬劳，还有就是这也是知识产权，我们都应该维权。”

这一消息披露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同反响，我们《新闻实践》杂志社对这一事件也较为关注，想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您是持赞成还是反对的观点？

以下是我们的一些问题，仅供参考。

1． 就孙道临采访收费一事，您是持赞同还是反对的观点？

2． 如果赞同的话，您认为，媒体采访付费的对象适用于一定的人群还是所有被采访者？不同的采访内容是否需要区别对待？

3． 您认为，作为一名社会公众人物，是否有义务接受媒体的采访？

4． 您认为孙道临提出的“采访内容属于知识产权”一说是否合理？

5． 您认为采访收费的行为是否会给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6． 国外是否有采访收费的惯例？如果有的话，您认为在我国是否适用？

魏永征 ：

我认为孙道临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应该得到尊重。

国外的一些高尚媒体，给被采访者付一定的劳务费，是常有的事。以前我本人在接受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话采访之后，会收到他们从伦敦汇来的几十英镑，其他的朋友也收到过。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劳务报酬，因为花费了你的时间，获得了你提供的知识和信息。这和“支票簿新闻”不是同一概念。“支票簿新闻”是指用钱收买一些秘闻、隐私，或刺探一些东西，这是不正当的，在道德上也是不允许的。但是不等于说对采访对象一概不许支付劳务费。英国的新闻界订立有一个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 Code of Practice，我们叫业务准则或实践规则，这里面只是规定禁止采访犯罪嫌疑人、证人或其他关系人时付给他们报酬。假如出于公众利益，非要这么做的话，必须报告批准。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不妨碍公正的审判，或给司法造成麻烦。并不是对所有的采访对象都禁止付费。采访是一种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平等行为，这里头有一个供求关系。很多情况下，被采访者想通过媒体来表达一定的意见，或借此传播自己的形象，从这方面来说，他更多的有求于媒体，所以不会提出收费的要求；但有一些情况是媒体有求于采访对象，媒体为什么非找孙道临先生不可呢？因为他确实手里握有很多信息资源，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例如，我们写书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版社付稿费给作者，另一种是自费出书。由于供求关系的颠倒，出书的人不但不收稿费，还愿意付钱给出版社，这种情况，只要双方愿意，是可以的。这是一种民事上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关系。孙道临先生提出收费，媒体愿不愿意付费，由媒体自己决定。媒体不愿意付，那就不采访，那是很平常的事情。

孙道临先生关于知识产权的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受知识产权或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独创性，第二个条件是必须固定在一个载体上，如纸张、空气、无线电波、数据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孙道临先生的经历、体会、艺术上的见解还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但它是一项宝贵的资源，也可以说是潜在的作品。如果孙先生自己有时间把这些东西写出来，那肯定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这本书对他来说，可以带来很大的声誉上、经济上的利益，如果他没有时间写，而只是通过口述，由一个合作者帮他整理出来，这个著作权人当然还是他，而不是整理者，整理者最多就是尽到整理的劳务。如果媒体采访后，把这些有关孙先生艺术经历的资料传播出去，就会影响到孙先生以后出书的销路，这样他的利益就会减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知识产权的价值就降低了。

媒体采访了孙先生，发表了报道，会有很多人看，媒体会获得很大的利益，他们提出采访孙先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利益上考虑的，他们说孙先生“爱钱”，我倒是要说你们想要“白拿”孙先生的，这公平吗？

至于公众人物有义务接受媒体的采访一说是没有根据的。义务一种是法定的，我们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众人物必须接受采访。还有一种是约定的，孙道临先生说要钱，报社给他钱了，他就有义务了。如果报社支付了采访费，孙先生就有义务接受采访。现在他们双方之间并没有这样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孙先生没有对媒体享有什么权利，他也就没有义务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