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数年前听见江作苏教授说出“传播即伦理”这句话，觉得眼前一亮，似乎洞开一所窗户。但是我至今还无缘读到江教授对“传播即伦理”的系统论述，近来获悉他专门论述“传播即伦理”的专著即将出版，真是翘首以待。

本书作者李理博士，曾经多年在江作苏教授领导下工作并在其研究项目中担任助手，我有幸成为此书的第一读者，从而窥见“传播即伦理”若干脉络和线索，有助于对“传播即伦理”的理解和探讨。

全书以“新闻传播共同体”为基础概念，揭示了当下互联网时代传播现象的深刻变化：传播者与接收者的身份经常转换而成为一种新常态，传受关系已被互联网彻底融通和交互，传媒业边界正在消失。而将媒介伦理固化为一种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的习惯思维，必然会割裂传受双方在整个传播活动中所形成的整体性特征。这便是作者观察当下传播现象的基本见解。

互联网普及以来，特别是例如2020年疫情发生期间，许多人长期居家不出，诸如亲人、朋友、师生、同事，办公、教学、交易、合作、争议……从家庭到社会，从工作到休闲，各种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都通过网络传播得以实现，人人都处于传播共同体之中。人们在传播中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并且在传播中发展和完善这些规则，这种人际交往关系的准则，也就是伦理。传播学作为新兴学科，问世还不到一百年；如今网络传播只是强化了传播在生活中的地位而凸现出它对社会的建构功能。我们不妨回顾，人类作为社会化的动物实与传播行为共生，非但已有上万年历史的语言、文字属于传播形态，而且在漫长的史前时代，还有各种形式的非语言传播行为，人们正是通过各种方式的传播进行交往（据陈力丹考证，如今马克思著作中文翻译为交往一词，在德文中同时具有传播的含义）而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了各种社会形态。各种人际关系正是通过传播得以建立和形成，而传播行为当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人际关系准则。正鉴于此，作者指出，传播即伦理，就是立足于这样一种 “大局观”产生的理论思维和核心观念。

全书截取若干界面来展示不同时代、不同视角的传播伦理。如果说，书中专章论述的《大刚报》阐述了某种天真地企图排除一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影响的“理想主义的合作社”，只能是在政权交替的特定时期的某种短暂存在；那么，书中以领导人对于新时代新闻宣传的系列论述为指导而展开的有关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传播能力的专门调查分析，则是勾勒了党媒在媒体融合新态势下所担负的至关重要的社会沟通和构建的功能。书中既以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为主轴，展现了作为传统新闻职业伦理支柱的社会责任论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得到改造和创新，从而更加有效地承担着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颇为罕见地关注到当前特定背景下出现的专业媒体人离职潮，其消极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揭示了新时代社会关系的变动给传播伦理带来的新课题。而对于传播伦理的核心问题“真”“假”之辨，书中则以“真实确证”和“信任建构”两个专章作出对比性论述：前者以“反转新闻”说明追寻真相的实现是整个新闻活动系统的结果，是新闻系统与整体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一类主体、某一个系统要素独立作用的结果。后者则通过当前疫情期间谣言及辟谣机制说明谣言治理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强公众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安全感和相互间的信任感。全书以通过人际关系来界定自身为主旨的“社群主义”伦理观来对以上从各个界面描述新闻伦理作出总结，使我感到当下流行的一句俗语“无关系，不传播”，其实应该是“不传播，无关系”，亦即“不传播，无伦理”。

我不知道以上概叙是否概括了全书本意，更不敢说是否体现了江氏“传播即伦理”的核心思维，但是阅读此书有助于对于传播伦理及传播与伦理关系的理解，则是肯定的。

作者作为一位青年女学者，撰写此书，用工甚勤。全书旁征博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古代和启蒙时期思想家，以至近现代诸多流派、学者，各种经典媒体伦理著作，皆有参照依据。全书广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从人民日报、央视、经济日报、湖北日报到腾讯、搜狐、虎嗅、钛媒体诸如此类的有关情况，均有涉及，并且广泛搜罗了近年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为完成此书，作者不仅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和田野调查，而且采用了各种量化手段以及在研究“反转新闻”和辟谣机制中采用了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特别是作者紧密关注现实，在全书修改之际，增写了有关疫情传播的最新论述。以上种种，不仅使全书具有理论性和学术性，而且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感。

李理博士与我在研讨会上相识，听取过她的富有启示的演讲。如今以其大作见示，就写这些读后感，求正于作者和各位读者。

魏永征

2021年1月25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已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