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与当地的市长平级）林治波先生，在微博上否认中国三年大饥荒的史实，说“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一九六○至一九六二年饿死几千万人”，激起了网上舆论的强烈反弹，交手三两个回合，便不得不删除这条微博，表示“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个人不当言论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向大家真诚道歉，“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语气是诚恳的。不过《人民日报》这样一级干部，居然不知道50年前“大跃进”闹出大饥荒这场公案，还是令人惊讶。当年的悲剧，固然是领导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造孽，而《人民日报》也是欠有一笔帐的，它是“大跃进”的主要吹鼓手。

“大跃进”一语，最初就是见诸《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原文作“巨大的跃进”）。毛泽东大加赞扬说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照他说来，有了“跃进”一词，就谁也不敢说“反冒进”了；此前周恩来说了“反冒进”，几乎为此辞职下台。

作为“大跃进”指导基础的“总路线”的主要字眼，“多快好省”（1957年12月12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1958年1月1日社论《乘风破浪》），也都是先由《人民日报》公开传播的，尔后才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人民日报》不遗余力地推广适应“大跃进”需要而产生的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的“人民公社”。毛泽东在河南视察说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不到一个星期，《人民日报》就在河南信阳总结出人民公社“十大优点四项有利条件”，以“人民公社好”为题登在1958年8月18日头版上。还全文刊登了信阳产生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章程（9月4日）。9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20天后《人民日报》就报道全国农村已经实现人民公社化。

《人民日报》最先报道“放卫星”（形容粮食、钢铁等高产量）的口号（6月8日），最初两个“卫星”也正是在信阳放出来的。

这个信阳在当年可是名声显赫，经过三年“大跃进”，全区人口死去八分之一，杨继绳的名著《墓碑》开卷第一章就是说这件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以后各种高产“卫星”一个高似一个，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人民日报》照放不误，左表是不完全的统计。

《人民日报》还乱提口号，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8月27日），什么“让高产卫星永远在天空运转”（10月18日），什么“叫时间服从英雄的命令”（10月30日），更加助长了蔓延全国的狂热和高压。

“放卫星”反过来又影响了决策者的决策，甚至出现了“粮食太多了怎么办”的忧虑。连毛泽东本人也被自己的决策所异化，以为真的生产出了吃不完的粮食（《人民日报》8月11日）。虚假的高产量造成了农民难以负荷的高征购，而征购不到那么多又认为是农民瞒产私藏，几番“斗争”，颗颗粒粒全数进了公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共”走了农民可以自救的最后一点私产如宅基地，取消了他们外出逃荒的自由，只有坐以待毙。杨继绳的书对此做了富有说服力的描述。

在喉舌体制下，《人民日报》这些虚假报道和狂热宣传似乎情有可原。刘少奇在饥荒之后提到过责任问题“中央一半，人民日报一半”，是否这样平分秋色，可以商量。但是《人民日报》在此时表现的积极主动和富有创意，要说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是说不通的。我们知道此前邓拓已因宣传“放”的方针不力（有人认为他已经看到背后“引蛇出洞”的谋略而以消極應付保护了一大批部下）而被指为“死人办报”而去职，取代者就是在此二十年后还要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的那一位，其间思路脉络，令人玩味。此外我们也看到有些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不顾狂热和高压，面对客观事实，尽可能在新闻中说出所谓高产卫星其實是把几十亩地里已经抽穗的禾苗移植到一块地里“密植”的结果。还有同行则以毕生精力对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其间的佼佼者就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

林分社长出生于刚刚从大饥荒中走出来的年代，没有亲身经历。不过既然身在《人民日报》，就是不做“研究”，对于所在单位的历史多少也应该知道一些。我不想无端怀疑林分社长是在避重就轻，因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人民日报社完全没有对自己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进行历史教育，让历史完全消失于他们记忆之中，这样，林分社长所说“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也只能完全是一句空话。

获知人民日报社将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进行人民日报报史研究。我想这项研究不应该只是回顾人民日报的光荣业绩，这方面是不會有人抹杀的，而人民日报60多年的历史教训实在太多，我们的新闻史又往往一笔带过，而其实这些教训不只是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應该知晓，整个新闻界同行直至全国人民也应该知晓，其中每一件事件都足以写一本或几本论著藉以警世。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防止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