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陈教授问：

李双江儿子17岁，传媒报道之初只说李某，李双江之子。然而宣布他劳教一年后，传媒直接公开其名李××，是否违法？

魏永征答：

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报道早有限制规定。

早在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第42条就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与上一个法律条文比较，删除了“在判决前”，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在判决后，也不许披露他的个人资料。按照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从后法生效后起，新闻媒介自应遵守此项规定。

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重新公布，其中第5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比较1991年规定，不仅删去“在判决前”，而且增加“网络”一词，把这个原则推广到互联网等新媒体。

但是，我国新闻媒介对这项规定多有忽略。1999年发生金华某中学生杀害母亲案，新华社报导此案时从开审到一、二审判决都把17岁的案犯姓名、所在学校如实披露。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0年第2期曾刊文严肃批评，新华社未予置理。此后，披露此类资料的报道、节目屡屡见诸报纸、电视，也并无任何阻碍和制止，就同没有这条法律一样。2009年浙江嵊州发生劫杀超市业主一家三口案件，当地党委机关报在警方破案第二天刊登报道《三个“毛孩”灭了一家三口》，披露三个嫌疑人都未满18岁，最小一个只有16岁，但还是将三人姓名、籍贯和盘托出。其它媒体在后续报道中也都不加掩饰。

这条法律没有罚则，违反了也没有处罚办法，曾经是条“虚法”“软法”。在我国法律中，这类情况并不鲜见。不过，我国媒体是有主管机关的，主管机关理应监督新闻媒介遵行法律、贯彻法律，指令媒体停止这种无视法律规定的做法，甚至对违法报道的责任人予以一定处分。我们对违反宣传纪律的报道，要进行严格的处理，这是应当的；但是对于违反法律的报道，却听之任之，不闻不问，这是不正常的。

不过，本案的新闻报道与前面那些情况有一点不同，一起普通的寻衅滋事事件是由于“李双江之子”才具有新闻价值的，这不仅是由于“名人之子”而受到公众关注，而且其中还提出了名人应当怎样教育自己子女的问题，这无疑含有“公共利益”。“李双江之子”的术语就“可能推断出”这个犯案的未成年人是谁了，但这还可以说是出于“公共利益”目的而难以避免的。如果把这一层窗户纸也捅穿，直截了当地对未成年人指名道姓，那就一点理由也没有了。

英国曾经有家报纸报道前教育大臣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前大臣向报业投诉委员会投诉报纸侵犯了她和孩子的隐私。但是后者一致不支持她的投诉，认为投诉人身为前内阁大臣，这样做无异显示公立学校不能为类似儿童提供合适的帮助，将会引发公众对公立教育的质疑，这是一个公共问题。而报道已隐去孩子的姓名、所在学校等私人信息，尽可能避免了对孩子“不必要的伤害”，体现了公共利益和保护儿童隐私之间的平衡。这件个案也许有点参考价值。

从理论上，犯罪未成年人的个人资料，正是属于他的个人隐私。我国长期来，隐私权不是独立的民事权利，受害人不能单独以保护隐私起诉，寻求法律救济。2010年《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隐私权正式列为法律保护的独立的民事权益。被非法披露姓名的未成年人，是有理由对发表报道的媒体提起侵害隐私权之诉的。不过法院是否会受理和判决，还有点难说，因为目前尚无此类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