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关注许可制的另一面，警惕祸起萧墙

李： 我想再提一个也同法治有关的问题： 2001—2002年几乎成了中国报业反腐年，沈阳日报社总编辑、党委书记兼沈阳日报报业集团总裁傅贵余、中国财经报社广告部副主任李晋虹涉嫌贪污罪被捕，接下来，《广州日报》窝案浮出水面，成为震惊全国的报业第一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何向芹、广告部主任陶建以及原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总编辑、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黎元江等被“双规”，传媒市场化之后，在巨额利润诱惑面前个别传媒领导修养不够，拒腐能力成了问题。您怎么看待媒体的这种资产控制问题？希望没有被我的这么多问题问得头大：）

 

魏：虽然像何向芹、黎元江的案件，一年多以前就听说了，我认识他们，不可多得的人才，很可惜的，但是对案情我至今不甚了了。因为没有见到权威的、公开的资料。传媒界腐败案件的透明度还低于官员腐败案件，这是不是有传媒不愿传媒界家丑外扬因而封锁消息的因素？我不知道。这类腐败案件，是我国许多腐败案件的一部分，说明传媒界不是真空地带，同样会发生腐败问题。

李：那您认为传媒界的这种问题有没有特殊性？

魏：传媒界的腐败问题还有其自身的土壤。我国传媒历来实行审批制即许可制，近年为了面临WTO的挑战，这种许可制又得到了全面的加强，被当作防御和抵制外来异端的重要手段。按照制定中的行政许可法的划分，传媒的许可制是属于特许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2000年11月，在总结上市公司发生的各种腐败案件有些还涉及若干很高职位的领导干部的时候，新华社发表过一篇评论，题为“审批制是腐败的温床”。人们公认，审批制会滋长权力寻租行为。所以我们在肯定许可制在特定范围内有其存在必要的时候，不要忘记许可制特别是特许制的消极作用。

李：也就是说，传媒业在市场化过程中，同其它行业一样，也可能存在这种权力寻租的情况？它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魏：特许制所授予传媒的特权，不只是采访、报道、出版、制作节目，而且传媒产品是要进入市场的，是可以盈利的。传媒的领导干部手中的特权不止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经济上的，他们具备利用手中特权寻租的充足条件。我看到有学者已经指出：官办传媒的商业运作是当前腐败的制度根源之一。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在当前还不能不对传媒实行许可制的时候要制定防范它的消极面的有力措施。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不要外来异端还没有入侵，我们自己就先被自己的特权搞垮了。

双重角色，在学者、老师角色中游走

李：魏老师您现在也带学生，请您谈一谈，从一个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的角度出发，他们应该教给这些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们哪些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魏：新闻工作的理念、知识和技能这三者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但新闻理念是第一位的。在上世纪初，国际新闻界的先驱提出新闻工作是一门专业，profession，而不只是一门职业，occupation，提出所谓专业主义。专业和职业有许多区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专业工作者要把自己的专业理念放在第一位，而职业只是谋生的手段。比方医生就是把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律师把维护正义和法律尊严放在第一位，等等。Lippman甚至说新闻工作对于新闻记者就好像宗教对神职人员的召唤。

李：具体来说，中国的理念与其它国家的地区有什么异同？

魏：中国新闻工作的最高理念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香港新闻工作的最高理念是新闻自由，其实两者是相通的。我对我的香港学生说你们不要把新闻自由当成你的个人自由。新闻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新闻媒介的，你从事的新闻工作就是帮助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新闻自由，比如你写报道，就是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样，真实、客观等等要求就都包含在里边了，对于那种无理封锁消息的滥权行为，你就有了抵制的勇气和力量，你也就不会热中去搞sensationalism那一套，因为这对公众知情权无益甚至有害。

所以，新闻工作不应当为自己、为某个个人或者个别的利益集团牟取私利，必须具有对整个社会对全体人民的奉献精神。现在这种奉献精神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提倡太少太少，有的人有意无意地用各种利益作诱饵来冲淡新闻的专业理念。

李：新闻知识和技能方面呢？您觉得哪些是必备的？

魏：关于知识和技能，我想这不会有什么疑问，谈得太具体就成了讨论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了。我只想说一点：新闻工作是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就是尽可能为公众塑造一个真实的不带偏见的媒介世界。你知道什么是媒介世界吗？

李：当然，Lippman的经典文章，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都该懂的。

魏：在现代社会，可以说所有的人们主要都是从媒介上来了解这个世界的，媒介世界不可能等同于现实世界，但是新闻工作者有责任给人们提供一个尽可能接近现实世界的媒介世界。任何新闻都不能全盘再现新闻事件本身，它总是要经过新闻工作者的选择剪裁加工，那么你的选择剪裁加工应当是更有助于表现新闻事件本身而不是相反。我是说，经过你的把关过滤所提供的资讯，应当基本上是属于最有价值最必须让人们知悉的资讯。你在媒介上设置的议题，应当基本上是属于最需要大家关注的命题。你在媒介上推动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应当是有助于发现和发展真理而不能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想用不着多说就可以体会到要做到这样要有多大的学问。

李：现在很多新闻单位在用人时有一种观念，非新闻专业出身的人，在经过一段时间上手后，会做得比新闻专业的人更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魏：有些单位宁可要别的专业不要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这个问题要两面看：
一是“新闻无学”的影响。他们以为别的专业都是有学问的，而新闻工作本身却没有多少学问甚至不应当有什么学问。

李：是的，现在社会上不少人都有偏见的。

魏：他们有这样一个公式：新闻等于政治，政治等于忠诚，忠诚等于听话。10多年前，我们上海电视台有一位同行说，你们什么新闻学传播学，我看只有一句话：谁（官）大听谁的。新闻传播是有自己的规律的，新闻传播学就是要探求这个规律。一旦对其中规律有较深的认识，对上面的指示就要想一想了，会提出种种意见来商量，多麻烦，所以还是“无才便是德”的好。

李：另一方面的问题呢？

魏：是我们新闻教育自身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的体制，弊病很多。全国新闻专业200多，吓坏人，有那么多合格的教师吗？听你们老师说，有的地方派教师到复旦进修，在课堂上一个劲儿地记，记不下来下了课要老师再讲一边，说我就靠这笔记回去讲课。这样现抄现卖怎么行？有的院校精力不在培养人，提高教学科研质量，而是忙着上等级、申报硕士博士点。出版的书东拼西凑。学术研讨会开成了公关会，请客送礼求有发言权、评判权的“大牌学者”拉一把，研讨了一些什么天晓得。此风已经严重败坏新闻教育的名声，会把我们的毕业生弄到没人要的地步。

李：在新世纪里，中国传媒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传媒人应该肩负怎样的历史责任？其实我想问的是您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希望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在传播学学者、老师和其他社会角色中，您自己最喜欢哪一个？是更安心研习学术，还是桃李满天下，还是用自己的学识对当前的传媒现状进行改良？可以随心所欲地聊一聊吗？听听您这样的大学者的心声。

魏：我只是“两栖人”“三栖人”，不是什么“大学者”，我手里也没有什么评奖、评等级的权力。我在几个月前出版的《新闻法新论》的后记里已经表述了我的心声，我要“淡出”了。有可能和需要，当然也还会继续写一点东西。在21世纪，中国传媒肩负极大的重任，为了实现这样的重任需要有极大的变革，这要靠你们来做了。

2003年3月穿梭于上海邯郸路和香港宝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