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2026年“新闻传播小春晚”，1月16日）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方师师和她的团队在每年《新闻记者》月刊上发表过去一年我国网络内容治理的综述并进行相关学术探讨，现在是第五篇；以下简称“报告”。每篇“报告”都有“关键术语”加以概括，今年是“边界挑战和生态治理”。这里我着重就网络内容治理和网络生态治理讲一点想法。

“生态”原是描述生物生存状态的术语。生物在大自然环境生存发展，当然与气候、土壤、水流、摄入对象乃至人文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相关，人类基于自身利益，需要从总体上加以权衡和调整。至于新闻和信息传播，在传统媒体时代以至网络web1.0时代，传播形态是单向的、线性的，媒体向人，那时候讲的就只是管理。到了本世纪一十年代中叶，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原有单一的、线性的传播形态被彻底颠覆，新闻媒体、网站、政府部门、商家、学校等单位，一直到自然人用户，都直接参与了信息和内容传播，这时在网络传播学上就有从管理manage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讨论，大家都是熟悉的。也在同时，网络生态治理的概念初步进入了我们视野。2019年底国家网信办公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其规范对象包括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网络行业组织等，其行为规范包括鼓励、禁止、防范等方式，可以说是形成了网络生态治理的雏形。
近两年来，特别是过去一年的年初，以Deep Seek横空出世为标志，GAI的应用在我国飞跃发展，迅速成长为所谓“国民级应用”，本“报告”列举各项案例事例，确实表明网络空间需要治理的范围大大越出了前述文件的边界，即“边界挑战”；“网络生态治理”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报告”构建了涵盖数据源头、标注环节、算法模型及最终应用场景的“全生命周期”治理视野，客观反映了治理重心正从单一的内容审核向技术过程规制延伸的趋势。“报告”通过AIGC虚假信息黑产化侵权乱象，指出传统“平台—用户”框架已难以适用，对平台全流程合规与风险防控能力需要提出更高要求。“报告”剖析微信、小红书等平台在内容处置中存在的“公权私用”现象，指出了商业利益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张力需要调整。“报告”关注到人机交互从工具性向情感性转变的新动向，通过分析“筑梦岛”诱导未成年人等案例，探讨了拟人化AI可能引发的情感依赖与认知错乱风险，从而将心理健康与情感伦理纳入治理范畴。“报告”分析的TikTok“难民”涌入小红书事件，不仅是用户或内容流动，更是地缘政治冲突下数字地缘关系的重组与平台生态位的再平衡。“报告”也实事求是地评估了当前六大平台算法公开的现状，将其定性为“姿态性”公开，指出平台回避核心参数、只做质性描述的问题，有助于推动算法治理从形式上的“技术透明”向实质性的“治理透明”过渡。“报告”就去年底快手直播平台遭遇“黑灰产”的“供应链打击”的突发事件，指出了平台内容安全“治理前移”的必要性。“报告”还就当前严重损害网络空间秩序的“开盒”事件，指出在当前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存在一条尚未被有效阻断的风险链条。“报告”以上的种种事例和阐述，只是限于内容吗？当然不是，而是集中宣示了网络治理从内容治理到生态治理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如果说，网络内容治理是指针对网络中的言论、信息、图像、音视频等，以治理不良信息、弘扬正能量为核心任务。那么如今“报告”所显示的已经大大超出了上述范围。网络生态治理是在治理内容的同时，还将涉及数据、算法、平台规则、AI模型运行等深层系统[注]，网络的数据中心、光纤运行等设施，以及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社会行为，不仅要清理不良有害内容，还要应对技术垄断、信息孤岛、网络安全等问题。
所以我体会，方师师这个报告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一个半月前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讨论“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意义。

【注】参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2021年12月31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9号令发布。《新闻传播法教程》第7版认为：“建立算法备案等制度被认为是从内容层深入到技术逻辑层的创新措施”。载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