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的博客

        最高法今年9月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的文件。到現在已发表了上百篇解读、评述文章，我这里从智能传播角度谈谈体会。
        第一、这是一份“不立法”的立法
《意见》不是关于AI的法律，也不是司法解释，而是属于“裁判指引”性质的司法政策文件。全篇五部分二十四条，没有创设新的权利义务类型，而是反复表述“根据民法典”、“根据著作权法”——它的定位是“用足用好现行法律”。在AI技术形态尚未定型、AI产业格局尚未稳定的当口，选择了“不立法”而建立规范的方式。
由此可以作出第一个判断：《意见》的规范性格是负责任的司法克制。它把立法上的谦抑转化为裁判上的积极——不新增规范，而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考量因素的类型化、程序工具的配置，实质性地探求法律适用的结果。可以说是“以程序充实实体”。《意见》第三条关于依照过错责任原则认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规定，罗列应当综合考量AI应用的具体场景，AI开发者、提供者等采取的措施，AI使用者对AI技术可能造成损害的预见与控制能力等因素。第十二条规定AI生成内容侵害他人著作权的，应当综合考量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等因素，合理认定AI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的责任。辩方应当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等佐证。这些都不是新的实体规则，却可能比实体规则更管用。
第二个判断：它确立了场景化、分层化、程序化三条技术路线。场景化，是把“人工智能”这个笼统对象具体拆解为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算法歧视、模型训练等具体场景，分别适用规则——这体现了“人工智能法”难以用单一条文加以全覆盖。分层化，是把责任主体区分为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按“预见能力与控制能力”分配义务。程序化，则是把技术黑箱问题转换为证明责任问题。
第三个判断最需要注意：《意见》蕴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里毫无AI模型能否成为权利主体的影子，而是把一切问题还原为人的行为、人的过错、人的责任。
         第二、对人格权益从要素保护进到场景化治理
这一部分自第一条至第八条，占条文三分之一。这个比重传递了一个信号：在我国司法经验里，人工智能的第一波冲击落在人格权，而不是财产权。
首先，保护对象从“标表”扩张到“形象”。传统人格权保护姓名、肖像、声音等称为“人格标表”；而第四条规定了“可识别的自然人虚拟数字形象”、“合成人声”，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型保护客体——人格标表的数字化。它并不考察“你用了他的哪个标表”，而是追问“能否从生成物识别这个人”。比如配音师殷岳桢诉北京小问公司等全国首例AI声音权益案[1]、著名主持人何炅诉自古红蓝公司肖像权案[2]，都明确：只要公衆能够识别特定人声音或形象，即构成侵害；不久前最高法还公布了一起AI仿冒特定人音色用于带货而构成侵权的案例[3]。这是从标表考察向可识别性考察的遷動。
其次，保护时点从“损害补偿”前移到“风险预防”。第八条根据《民法典》第997条系统规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明确可以责令GAI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有关服务。并且规定适用《民法典》第1195条由服务者和恶意生成侵权内容的用户承担责任。禁令本是停止侵害责任的程序化表达，但在AI场景下承担了新的功能：在损害尚未发生、甚至难以证明时就可以介入。意味着人格权保护的重心，从事后救济提前到事前治理。
其三，义务结构从“内容义务”转向“指令义务”。第七条要求服务提供者在接到通知后“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传统避风港针对的是平台上“存量”的侵权内容，删除就行；但GAI的侵权内容是“即时生成”的，因为删掉一条，换个方式可能又會出现。真正有效的措施不仅是删除内容，还要去除生成能力。“屏蔽指令”这四个字，把注意义务从内容层推进到了技术层，这是对避风港规则的结构性深化。
        第三、著作权：输入端留白与输出端归责
这是《意見》第十二条到第十六条。如果说人格权部分的特点是“细”，那么著作权部分相对是“粗”。
首先，输入端留白。第十二条只规定了开发者的举证义务，却没有回答一个前置问题：训练使用他人作品，是否合法？我們知道，最高法是有意也是不得已而“留白”的。而这里用“责令提供训练数据来源”的方式，把实体法上的空白转化为程序法上的审查对象——是以证明责任填补规范空缺的策略。
其二，输出端归责采取三阶层结构。第十二条对使用者有这样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先作品存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在先作品实质相似的作品且无合理抗辩理由”，实际上确立了主观要件、客观相似与抗辩审查的三阶层判断。注意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指向的是“在先作品存在”，而不是“侵权”。这说明司法承认：使用者未必有能力判断生成物是否侵权，但當然应当知道自己向AI体输入了什么。这是別具一格的过错标准。
其三，责任分层而非责任连带。第十二条列举的考量因素——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等——共同指向一个判断：AI侵权责任有一个分配问题，不只是归属问题。它不追求找到“唯一的侵权人”，而追求在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之间，按控制力与获益比例分摊。
有待解決的问题是：
其一，目前AI生成物可版权性的标准并不统一。北京互联网法院在“春风送来了温柔”案中以“过程控制加审美选择”认定构成作品[4]；江苏两審法院在“蝴蝶椅子”案中以“表达归属”否定作品性[5]；天津法院在“啤酒图”案中引入“复现性”标准[6]。这些差别的实质，是独创性判断从结果标准向过程标准的迁移尚未完成，有待探索。
其二，平台义务的边界尚不清晰。第十二条要求“综合考量……采取的必要措施”，什麽是“必要”？在生成式场景下，平台是否负有训练数据合规审查义务、是否负有输出过滤义务、过滤到何种程度才算尽责，都需进一步明确。
其三，数据权益的保护层次仍待厘清。第十六条区分了汇编作品、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三个层次，但它只解决了已有权利如何适用，没有解决数据集合本身是否应享有独立权益。这是一个立法事项，司法不能代为回答。
        第四、未决的三个问题
如果把上述问题再抽象一层，可以发现：
其一，控制力作为归责基础是否仍然充分。《意见》的责任分配，暗含一个前提：谁对系统有控制力，谁承担责任。但当模型规模扩大、行为链条拉长、多主体协同开发成为常态，“控制力”会变得越来越稀薄。归责基础是否會發生轉向？从“控制”转向“受益”或其他？有待進一步觀察。
其二，算法透明度的可实现性。《意见》第十七、十八条要求提供模型运行模式、技术调查官参与查明，但我們知道大模型的可解释性在技术上并未解决。
其三，“作者”概念的社会功能会不会改变？著作权法对于作者，包含激励创作与分配利益两重功能；而在GAI时代，更重要的功能可能是建立可追溯的信息责任链条——当一条内容进入公共信息生态，我们需要知道谁对它负责。如果“作者”的功能从激励转向问责，那么权利配置的逻辑也要相应调整：不再是“谁创作得多谁享有权利”，而可能是“谁最有能力承担责任谁享有权利”。不知道这个转向是否成立，提供研究。
        五、为学术研究開啓的问题域
我讲三个：
第一个是立法层面的：AI侵权的归责体系，究竟是由民法典侵权责任法全面涵盖，还是另立专门法？《意见》只能选择前者，但它在技术性层面可能已经超出现行侵权法的承载能力。看见有一位法官指出：数字分身、AI陪伴等新技术新应用不断产生新型利益，往往难以完全纳入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定具体人格权范围[7]。这确实是立法規制的新课题。
第二个是传播法层面的：GAI进入信息生态后，公共传播的责任结构如何重构？平台、模型、用户、传播者之间的责任边界，标识制度的有效性，以及“信息真实性”这一传播法基本范畴在合成内容时代的重新定义，都值得研究探讨。
第三個是传播学层面的：從傳統的大众传播到世紀之交的互联网传播，都具有明確的傳播發起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依照法理，責任人也就是傳播行为人。那么智能传播究竟是怎样的传播？《意见》对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的责任分配是不是有助于进一步具体描述智能传播的形态？
综上，《意见》的价值不僅在于它回答了二十四个问题，還在于它把一个问题域勾勒了出来。它克制，因此留出了空间；它留白，因此邀请学术进场。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为它作解读，而是以它为起点继续向前探索。

[1] 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京0491民初12142号
[2] 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491民初9526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4民终777号
[3]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企业用AI配音仿冒名人带货被判赔12万元。中国新闻网，2026.9.18.； 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京0491民初10085号
[4]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
[5]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苏0582民初9015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苏05民终4840号
[6]天津高院发布2025年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天津日报》2026.4.27.第4版
[7]姜颖：《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筑牢数字时代人格权益保护底线》，《数字法治》2026年11月号